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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退出高考”是高考改革集体不理性

近日，有关“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称高考改革方案 2019年实施，英语将退出统考”报道成为关注热点。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回应称，目前教育部仍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与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顾明远本人亦称相关言论“被媒体误读”。

这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对“英语退出高考”进行“误读”了，此前对于上海高考改革设想，也有媒体把“高考不放在统一时间段考试”称为“英语退出高考”。有舆论认为，这种一再误读，传递出社会对高考改革期待，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误读一再发生，暴露出我国高考改革中各方力量集体不理性。

首先，是媒体以娱乐化心态炒作高考改革，以吸引眼球。

其实，这篇报道中，明确写道顾明远说，“在新高考方案里，英语不叫退出高考，而是改成社会考试。也就是说，英语不再与以前一样，集中在6月7、8、9日统一考试，而是由社会机构组织考试，学生高中三年可以考多次，成绩与大学英语四、六级一样分等级，全国都如此”。也就是说，顾老会长说得很清楚，英语不退出高考。可是，不少门户网站在转载时，都标出“英语退出高考”。有意思是，网友议论也多针对“英语退出高考”，而不去看正文报道。

退一步说，就是顾老会长说“英语退出高考”，稍微动脑筋剖析一下高考改革方案，就会发现，英语根本就没有退出，只不过是考试时间进行调整，以及计分方式有变化，负责任媒体会以质疑态度，剖析真相。但部分媒体不但没有去剖析真相，反而扭曲新闻当事人话，这是极其不负责任。

对于目前高考改革方案，媒体只要稍微具有一点专业态度，就不可能发生“误读”。英语只是不放在统一时间考，怎么就变成了退出高考？英语在录取时不计总分，只计等级，怎么就减轻了学生负担――按照目前高考录取制度，如果各校提出英语等级要求，这只会把高考录取门槛从以前一个分数门槛，变为所考科目总分门槛与英语等级门槛，这是增加学生负担还是减轻负担？就是社会化考试，也不能听专家或政府部门这么一说，就相信这是社会化考试。社会化考试，顾名思义，是要摆脱行政主导，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或大学自主认可、学生自由报考，如果英语考试还是由教育考试院组织，要求所有学校必须以这一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所有学生必须考试，这怎么是社会化考试？

媒体应该在教育改革中扮演积极推动作用，而不是把教育改革娱乐化，把改革作为炒作话题，这不但传递错误改革信息，也会增加社会对改革焦虑。与“英语退出高考”类似，过去多年来，一谈到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就有媒体大谈“取消高考”，但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根本不会取消统一高考，而只是将高考功能从目前选拔转为评价，作为学生申请、学校录取评价依据之一。

其次，公众把对高考改革期待，转变为对高考改革情绪发泄。

高考拿英语开刀，是有比较雄厚“群众基础”。近年来学生被要求一刀切学英语，英语教学严重应试化，遭遇国人不满，教育部门拿英语开刀，迎合了这种需求。可是，英语教学问题，不

同样存在于语文、数学等科目教学中吗？我国教育考试制度、评价体系，不是对所有学生都提出同样要求吗？而在教招考一体化模式中，所有学科教学不都存在应试化倾向吗？

高考改革不是让英语退出那么简单，我国高考改革核心问题，从来不是高考科目问题，而是录取制度问题――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导致教招考一体化，所有学科基础教育都严重应试化，存在于英语教学中问题，在语文、数学等科目中依旧存在。调整科目而不改革录取制度，是换汤不换药。那种以为减少英语分值，增加语文分值，就能改变语文被削弱、英语被异化问题想法，是极为幼稚，过去10多年来，高考改革在科目上做了不少文章，可起到了怎样效果？

就算英语彻底退出高考，能解决当前我国应试教育问题吗？就能让语文教育得到更深程度重视吗？说实在，只要录取制度不变，哪怕高考就考语文一门，也不可能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反倒可能出现结果是语文应试教育更加严重。此次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英语高考改革，实质还是科目改革，其所能起到效果，不会超出以往科目改革，但国人却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得不说，这是十分盲目情绪，如此改革下去，只会是一地鸡毛。

再次，政府不放权打破集中录取制度，高考改革只能在目前录取制度框架内折腾。

我国在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9―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时，曾对高考制度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当初曾达成基本共识，即高考制度关键在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推进考试、招生分离。2019年正式颁布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考生招生相对分离，剖析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考试招生新体系。可是，《规划纲要》颁布至今，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改革剖析并未实质启动。直到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再次重申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高考改革思路。

但对于推进考试、招生分离，社会舆论似乎并不抱信心，于是对于高考改革认识，又回到了学科改革思路上。而学科改革，已被过去10多年来各地高考改革实践所否认――我国高考改革，一直在科目调整上做文章，从7门调整到6门，再到“3+X”“3+1”“3+2”等，但科目改革并没有带来学生学业负担减轻，以及应试教育格局转变，反而是学生负担越来越重。

为何曾经达成改革共识会变调？根本原因在于，推进考试、招生分离，打破集中录取制度，从本质上说，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将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机构，将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将选择权交给学生，但改革却由政府部门主导，这使得放权改革遭遇权力机关不愿意放权悖论。也有不少舆论认为，当前集中录取制度，是最不坏制度，如果推进考试、招生分离，实行高校自主招生，会出现更多不公平，人民大学去年出现招生丑闻，就是一例。可问题是，人民大学（以及其他学校）自主招生，根本就不是自主招生，是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自主招生，考生选择权没有丝毫增加（获得资格学生必须参加高考，一个学生只能获得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更需要大家理性思考是，一个招生制度，是在受教育者拥有选择权时，权力会被监督，腐败会得到遏制，还是在受教育者没有选择权时，权力会被监督、限制，腐败会得到遏制？目前高考招生中腐败、潜规则，是受教育者拥有选择权（进而拥有监督权、评价权）情况下产生吗？如果学生没有选择考试、学校权利，谁会尊重学生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