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

第五讲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sm)是19世纪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迸行改良的思潮和社会运动。

它从费边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发展而来，逐渐形成系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体系。

从意识形态上看，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理念由于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色彩，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改良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以平等、自由、互爱为基本价值观。

它认为国家对公民的福祉承担着某种责任，在社会与经济生活中，提倡国家实施强有力的干预，政府的角色是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个人提供资金和服务。

在资源的再分配上，社会民主主义奉行平均主义的目标，以期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

国家应该尽可能承担全面社会责任，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全体公民建立充分的社会福利制度。

一、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1）费边社与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来源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

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A· H· Wells和Beatrice Webb是其重要创始人。

这个组织主要由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人士组成，其主要工作是研究并透过社会计划、教育和宣传推广社会主义。

1919年发表的首版《费边社社章》规定：此社的目的是社会改革。

主要活动是(1)宣传社会主义，使之应用于当前问题；(2)研究社会、工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3)拟定社会主义者重建立法与行政的原则；(4)出版研究成果与社员有关经济政治的著作。

1935年修订的《费边社社章》明确指明以渐进主义和政治民主方式实现费边社会主义目标。

费边社创始人肖伯纳也认为费边社的目的之一是“收集和出版真实可靠和公正无私的统计小册子”，以便表达使公众意识到目前制度下恶劣社会状况的意图。

通过社会改良，而非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提升福祉，改善人类生活状况，这是费边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这也是他们明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野。

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不应采取暴力革命形式，而应采取和平的议会民主政治方式，循序渐进和按步就班地实现过渡。

这种特征与英国社会政治特质和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1940-1960年代是费边社会主义全盛时期。

依据时间次序，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是托尼(Tawney，R.H.)、蒂特马斯(Titmuss,R.M.)、克罗斯兰(Crosland,C.A.R)、唐森(Townsend,P)和米彻(Meacher,M)。

托尼的代表作是1931年出版的《平等》(1994)，该书开创和系统性地阐述了平等理念与原则。

蒂特马斯的代表作是1958年出版的《‘福利国家’论集》和1968年出版的《福利的承诺》，这两本论文集汇集了蒂特马斯在不同场合的主要演讲稿，集中反映了蒂特马斯的福利理论精华，至今仍然是社会政策领域中最权威和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克罗斯兰的代表作是195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该书全面阐述民主社会主义的总体发展方向和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民主社会主义。

唐森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英国的贫困》，该书是全英贫困状况的经验性调查报告，其最大理论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相对贫困的理论，大大深化了贫困的理论研究。

米彻的代表作是1982年出版的《人面的社会主义》，该书阐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性因素。

这些经典之作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而且记录和反映了英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历程。

英国福利国家发展中最不能忽略的地方是其背后一套福利国家的信念与意识形态，而其中最重要者可说是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策略。

简言之，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及言论对当代英国社会政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不单为早期英国工党政府发展普及性福利国家奠定重要理论基础，也为社会政策和政治学科提供了核心概念和思想架构。

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首先是渐进主义。

其次，是对民主过程的完全承诺和对社会福利服务明确无疑的支持。

第三，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具有矛盾性特色，尤其表现为既反对资本主义，又给予资本主义具体支持。

第四，费边社会主义传统是实用主义和实际取向的，而非理论和预测性的。

劳动市场和财富、劳动与歧视、再分配和收入保障、平等和社会服务关系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由此，看见英国社会调查传统的影响。

英国的这一传统可以回溯到19世纪，历史悠久。

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博爱，加上两个衍生的价值观念:作为平等之子的民主参与，以及作为平等、博爱后代的人文主义。

它们构成了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渐进的社会改良和精英主义取向，其首要特征是通过社会改良，而非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提升福祉，改善人类生活状况，这也是他们明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野。

（2）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以集体主义为基本价值观的费边社会主义者普遍赞成国家干预和由国家提供福利，否定“最小国家干预”观念，认为享有福利是个人的基本权利。

其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从社会有机体的理念或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出发，强调必须保证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社会本体论）;第二，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享受此种最低文明生活是每个公民的天赋权力（价值观）；第三，认为政府是一个理想的可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某种形式的财富分配来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责任）;第四，主张个人必须为社会工作，为公益献身，社会作为回报必须保证个人的自我实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第五，认为社会中的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人不宜过分悬殊，摆脱贫困，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与人的关系）。

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费边社会主义的福利观对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兴起，在意识形态领域某种程度上起了重要作用，在西方福利理论流派中占有重要位置。

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它所热爱的“社会主义”。

它对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制度特别是英国工党对福利发展和福利理念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对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普遍福利”政策并推行“福利国家”制度起到了奠基作用。

二、蒂特马斯典范（1）蒂特马斯其人理查德. M.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1907-1973)，既是英国和欧美国家社会政策体系与福利理论奠基人，又是经验性社会福利政策研究开山鼻祖，在欧美学术界，蒂特马斯已成为社会政策与国家福利的代名词，成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理论的一面旗帜，成为一种“理论典范”。

纵观英国社会福利发展史和欧美国家社会政策文献，蒂特马斯可能是迄今为止地位最高、影响最大、思想最深邃和理论体系最综合的一代宗师。

他的思想与理论体系达到了福利哲学的层次。

1987年蒂特马斯的前同事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选择目前仍然是社会政策学生必读的16篇经典性文章汇编成书，而且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之为“福利的哲学”(Abel-Smith,B.& Titmuss,K.(eds.),The Philosophy of Welfare: Selected Writings of Richard M.Titumus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蒂特马斯终生致力实践和实现费边社会主义平等与民主理念，成为当代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集大成者，费边社会主义也因此成为英国最具影响的福利理论。

蒂特马斯主要著作包括《社会政策问题》(1950)《福利国家论集》(1958)《收入分配与社会变迁》(1965)《福利的承诺》(1968)《赠与关系》(1970)以及《社会政策导论》(1974)等。

（2）蒂特马斯关于福利模式的分析和选择蒂特马斯将社会福利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剩余福利模型(The Residual Welfare Model)、工作能力-成绩模型(The Industrial Achievement-Performance Model)、制度性再分配模型(The 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ve Model)。

（Richard M Titmuss，社会政策十讲, 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 18~19）其各自特征可归纳如下：表蒂特马斯三种福利模型的比较剩余福利模型基于一个理念前提: 即私有市场和家庭是两个“自然的”渠道; 个人需要可能通过它们而获得适当的满足。

只有当它崩溃时，社会福利设施才应该介入运作，并且只是暂时的。

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可从追溯到早年英国的济贫法。

在工作能力—成绩模型中，社会福利机构在满足社会价值需要、实现地位差异和工作表现、生产力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应该论功行赏，按照各人的优点、工作表现和生产力来满足其社会需要。

社会福利具有一定的功能，专家技术官僚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通过社会保险，人们现有的社会地位状况和特权受到了一定的保护，所以该模式也被称为“婢女模式”(Handmaiden Mode)。

德国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

制度性再分配模型排除了市场的作用，社会福利是主要统合制度，供给是根据需要的原则来提供一种普及性服务，其目标是平等、社会团结。

这个模型强调，通过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来加强社会福利，确保社会正义和公平分配国家的财富，提高人们的参与能力以及人们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

丹麦当代社会福利思想家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在其名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高度评价理查德·蒂特马斯的贡献，并且吸收了他的理论成果和分析模式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福利体制的基础。

他说：“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nuss)权威性地将福利国家分为补缺型福利国家(residual welfare state)和制度型福利国家(institutional welfare state)。

在前者中，只有当家庭或市场运作失灵时，国家才承担起责任来;这种福利国家试图将其责任限定在少数应该等到帮助的社会群体范围。

后一种模式则致力于全体居民，具有普救主义(universalism)的性质，并且体现为一种对福利的制度性义务，从原则上说，它将福利责任扩展到一切至关重要的社会福利分布领域。

”（第21页）我国学者郑秉文说：“蒂特马斯的三分法对后来福利国家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艾斯平—安德森对蒂特马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认为蒂特马斯的三分法是极具有权威性的，所谓补缺型福利国家，是指‘只有当家庭或市场运作失灵时，国家才承担起责任来’的那种类型福利制度，这种福利制度‘试图将其责任限定在少数应该得到帮助的社会群体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