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众所周知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

而中国的农业又以秦朝为开创先河。

研究秦朝的农业与经济的发展，对今天加强我们“三农”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构建有着不言而语的作用。

(一)农业发展的状况秦统一中国以后，土地占有的两级结构完全确立。

当时六国贵族受到打击，大批豪富被迁到关中等地，庶民地主发展缓慢，最得势的是由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可见秦代的地主阶级数量不多。

而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数量庞大，他们依附于封建国家，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碣石刻辞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说明秦政权鼓励农民努力发展生产。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历代国君都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推广铁器和牛耕。

战国时代所修建的都江堰灌溉系统、郑国渠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陂池沟渠，直到秦统一后仍在发挥作用。

而且，秦代配合水陆交通建设，又在陇西、关中、巴、蜀、黔中、会稽等郡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设施，使更多的农田得到灌溉，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铁农具在战国已普遍使用，秦代的铁农具又有发展。

近年考古发现大量秦时期的铁犁铧、铁臿、铁锄、铁镰等，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器形有所改进。

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对官府铁器的供应和使用都有具体的规定，如果铁器损失，必须根据情况分别处理，说明秦政权非常重视铁器的分配管理。

《战国策？赵策一》说：秦以牛田，水通粮。

可知秦国已使用牛耕。

在云梦秦简中，秦律规定对偷盗耕牛的人必须判罪。

并规定厩苑所饲养的牛必须达到一定的繁殖率，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处罚。

而且，定期进行考课，对饲养好的予以奖励，饲养差的给予处分，说明官府非常重视保护、喂养耕牛。

目前，考古发现秦代的铁犁铧越来越多，则知牛耕推广较快。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增加耕作效率提供了便利条件。

①《汉书高帝纪》。

秦代的耕作技术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秦简中提到应根据不同的农作物决定每亩播种的数量，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合理种植。

另外，秦律也对如何搞好田间管理，保护农作物生长作了若干规定。

特别是秦始皇相国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其中《任地》、《辨土》、《审时》等编，是记载农业耕作技术的专著，记载了改良土壤、适时种植、间苗保墒、除草治虫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汉初流传的《耕田歌》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①实为耕作经验之谈。

这首歌在秦代应已产生。

秦代的农产量一般每亩产粟一石半，折合今制每亩合粟１４０市斤。

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秦代封建政权存放在各地官仓中的积粟非常丰富。

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也是全国的经济重心。

《汉书？地理志》说：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这里农业生产一直发达，国家的粮食储备相当丰厚。

秦律规定，官仓储存的粮食，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秦故都）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②。

直到秦末刘邦入关时，这里依然仓粟多，积存大量粮食。

故后来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③，使刘邦终于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是秦代粮食的主要产区，封建政权在这一带的存粮也非常之多。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秦末陈留尚有秦积粟数千万石.其时南阳宛地亦人民众，积蓄多.楚汉决战前夕，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④。

而秦建于荥阳、成皋间的敖仓是当时最有名的粮仓，积粟甚多.刘邦曾据敖仓之粟打败了项羽，后来英布叛汉时，仍有人提出据敖庾之粟是成败的关键。

可知秦汉之际十多年间，敖仓之粟取之不竭，其存粮是非常之多的。

①另巴蜀地区也是秦代的重要产粮区，《华阳国志？蜀志》云：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

《史记？高祖本纪》还记载，因汉初饥荒严重，高祖遂令民就食蜀汉。

说明秦汉纷扰之际，这里的粮食积累仍然丰富，农业生产相对稳定。

试想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秦朝的农业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呢？一、耕土面积的扩大和劳动力的增加早先的秦人主要居住在渭水上游一带。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1] ，犬丘又称西犬丘也就是今甘肃礼县一带。

当时的秦人还未立国，对于西周王朝来说，它被认为是落后不开化的部落。

显然，对这支飘游不定的秦人来说，西周那种“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2]，“荼蓼朽止，黍稷茂止”[3] ，先进的耕作技术就与他们无缘了。

但是，到了秦襄公七年春，也就是公元前770年春，“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

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4]。

平王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与誓，封爵之。

襄公于是始国”[5]。

岐西至丰镐间的广大地区是周民族长期经营农业的中心地域所在，代表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占有岐、丰之地，又将具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的周余民接收过来，这就使秦农业的发展置于一个新的起点之上，有人推测春秋以前秦人口约二三万之众。

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卒，兵士七百人东猎，这是秦人入关数字的惟一记录。

而有人以周制百里内五万人推算，认为周遗民归秦者，至少应有二三十万人左右[6]。

到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从西犬丘到雍，秦人逐渐向东扩展，而且是沿着渭河沿岸。

渭河沿岸基本都是平畴沃野，便于耕稼之地，这就为秦人农业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晋之战以后，东向受晋所阻，转而向西扩展，乘戎族“莫能相一”的有利形势，进军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7]。

秦国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并且使秦统治地域由关中农业区扩大到陇西、北地半农关牧地带。

“它使长期以来被众多戎、狄蹂躏的广大地区，得以恢复生产，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割据，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8] ，“秦霸西戎，开始了农牧交错地带的经营活动。

由于中原农业民族的社会、经济水平明显高于诸游牧民族，他们对农业牧交错地带的开发经营，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性拓展”[9]。

可见秦人的这一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穆公十五年(前645)秦晋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利用“岐下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穆公而反生得晋君”[10]。

穆公十五年十一月，以释放晋君夷吾为条件，“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11] ，此时的秦人已扩展到今陕西东部，也就是说，得到了今关中地区，该地自古以来都是适于农耕的地区，特别是关中东部河谷展开，两岸原间平坦豁畅，具有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

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从此可以看出，秦人在这一时期的东扩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沃野千里的关中之地，而且还得到了大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者，这对秦人农业的发展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前文已经提到，农业生产受土地、人口、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人应该是主导因素，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这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的秦国地广人稀，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全国的人口也不过两千万[12]。

加之，当时还得需大批的精壮劳力去行军打仗，因而秦人在东扩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及时补充应是秦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正由于如此，穆公时代才能实现“春秋五霸”之梦，才能实现秦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强大。

这也正如秦孝公所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注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13]孝公至秦统一以前，是秦国土扩大的重要时期。

特别是商鞅变法以后，国土面积已经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并西略义渠，南取巴蜀。

例如，秦惠文王取得巴蜀地后，极力经营，成都平原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是秦国粮食的重要产地[14] 。

当然这一时期秦人所扩之地大多为六国的旧地。

在战国时期，六国的人们已经懂得了“耕者且深，耨者熟耘”[15] ，“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16]等道理。

加之当时在六国故地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已普遍使用和推广。

可以想象，秦占领六国的故地，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大多为可耕种的良田。

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秦国耕地面积得到扩大。

那就是通过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颁行“垦草”令，扩大面积，使当时秦国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增加到相当于今制15亩，比其他各国高出一倍[17]。

由于这双重因素的影响，秦人的耕土面积得到空前扩大。

耕土面积的扩大，给秦人带来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劳动力明显不足。

于是又实行“诱三晋之民，利其田宅”[18]的政策，招引来三晋之民来秦国开荒。

因而，正由于这一大批辛勤的拓荒者在这广阔的沃土上的不辞劳作才使秦国农业蒸蒸日上，迅猛发展，为秦荡平群雄、廓清寰宇、一统天下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

二、勤政与重农思想对农业的影响秦穆公时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终于使秦国实现了第一次强大。

他的开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人才。

在春秋时期曾形成有一种“尚贤”之风，当然穆公也不例外，《诗经·小雅·晨风》写道：“鸟穴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未见君子，忧心靡乐”，“未见君子，忧心如醉”。

《左传·文公三年》写道：“《诗》曰：‘于心采繁?于沼于氵止；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

’秦穆有焉。

”其次，善于用人之长。

他曾用五张羊皮赎买曾“游闲于齐”、“乞食饣至人”的百里奚的事情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就是穆公重民。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认识到“以民为本”的思想，但他在这一点与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有不同之处。

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了饥荒，向秦国求援，在给与不给的问题上秦国君臣中曾发生了一场争论。

最后穆公采纳了百里奚、公孙支的意见，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19]。

当时秦穆公有这样一段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20]从此可以看出，他在当时那种奴隶主专制时代，能认识到民众的作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秦国的农业经济到秦穆公时期，随着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以来，秦已经发展成为当时诸侯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盛的农业大国。

但是自秦穆公以后的14位国君时期，秦便一代不如一代了。

直到献公时期才开始有了一点起色。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当时的天下形势是这样的：“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

淮泗之间小国十余。

楚、魏与秦接界。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亻并。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21]秦孝公面对这种凄凉的局面，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于是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