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数量不能一减了之——一个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看法

党员数量不能一减了之——一个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看法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04期) 发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恩《关于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思考》一文，这是有意义的讨论。

关于党员退出机制的问题，早在90年代就已经提出，并且10余年来一直列为基层党务、组织工作调研、探索的工作内容，但总的来说，进展不大。

张锡恩教授比较系统的提出相对具体的构想，至少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草本，可以视为研究党员退出机制的新进展。

本人从事工作40余年，其中35年或专职或兼职做过党务或组织工作，曾任支部委员、支部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组织科长等职。

从基层党务工作实际感受的角度，谈谈对张锡恩教授建议的看法。

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订正，根据张锡恩教授文中所述，似乎文革以来曾经有过“党员重新登记”，我不知道1969年的“吐故纳新”算不算是“党员重新登记”，但从1970年以后，党内从未有过“党员重新登记”。

十分确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过。

文革结束后，历次整党和教育活动，我都参加了。

1984年整党，我为相当规模单位整党办公室秘书组长；1998年“三讲教育”，我为某地方党政机关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此后的“保持先进性教育”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为机关部门支部书记。

在整党和教育活动中，即未见到过“党员重新登记”的文件，也未有此操作。

1984年的整党，关于党员的组织处理，主要涉及“三种人”，并非全体性的“党员重新登记”。

一、党员数量不能一减了之
我不反对减少党员数量，而且认为有减少的必要。

但是减少数量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提高质量。

如果减少了数量而没有提高质量，党将变得更加虚弱。

诚然，苏共拥有24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几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1900万
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

但党员数量大不是苏共丧失政权的原因，苏共脱离人民，苏共整体和个体失去了先进性，被人民所遗弃才是原因。

中国共产党目前有8300多万党员，如果个个都是雷锋、焦裕禄，何忧之有？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数量太多，而是质量下降。

所以在关注数量太多、减少数量的时候，不能脱离质量这个根本。

目前党员质量下降的原因，不能一概归于数量太大。

从基层党务工作的角度看，党员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入党动机不纯、审核批准把关不严、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外引起的信仰缺失、三观的改变等等。

但是党内生活不正常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批评与自我批评基本开展不起来。

一度时期，许多地方试图通过“民主评议党员”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时还略有成效，但三、两年之后，评议过程也成了“多栽花少栽刺”、“说过年话”，几年之后，“民主评议党员”也就自生自灭了。

作为长项工作的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也是如此，平时的缺点毛病，彼此回避，甚至某些党员已经“重病在身”，只要组织还没宣布“双规”，大家都三缄其口。

1998年“三讲教育”时，群众反映的党员干部的一些问题，非经上级批准，在民主生活上都不能批评，自己也不做自我批评。

对已经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乃至触犯法纪的，依然宽大为怀，如党的文件规定嫖娼的一律“双开”，但不少个案不但保留了公职，而且保留了党纪。

治党不严才是党员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

如果减少了数量，不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党员质量不会自然提高。

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是实现数量与质量统一的重要途径。

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最重要的就是严处不合格党员。

尤其是对那些以权谋私的党员，绝不能让他们留在党内。

最近，连续爆出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影响为子女谋职位、谋升官、谋物质利益。

例如静乐县委书记杨存虎利用职务影响，女儿五年吃空饷，对这样以权谋私的行为，仅仅给于党内严重警告了事。

再如济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韩东亚，利用职权影响为其25女儿韩寒谋取镇长一职，也仅仅辞职而已，并未以党纪追究责任。

最近连续爆出利用职权为子女谋职位、谋升官、谋物质利益的党员领导干部，均继续留在党内。

以权谋私是共产党的最大忌讳，最不可容忍，允许以权谋私者留在党内是党的致命伤，假如以权谋私的可以留在党内，减少其他党员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减少党员数量，排在第一位的就应该是这些人。

二、“荣誉党员”不能成为“破烂筐”
张锡恩教授提出设立“荣誉党员”，并界定其概念。

张锡恩教授说：“可以把年龄大、身体差、已经退休、或由于其他原因，长期不能和不便参加党的活动而又不愿意退党的党员，列为荣誉党员；荣誉党员事实上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党章中所说的‘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荣誉党员不参加制度性的党员活动，不用过组织生活，没有党员的制度性义务，不交纳党费，不纳入党员的制度性常态管理；荣誉党员实际上是贯彻党章中关于‘劝退除名’的一种特殊方式，仅仅证明过去是党员，表明自己的政治信仰，并终生享有党员的荣誉称号。

”
张锡恩教授“荣誉党员”的概念，是个在品质上好坏不分的概念。

“年龄大、身体差、已经退休”是一种生理现象，自然属性，而“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则是品质属性，把不同属性的都归入“荣誉党员”一类，在归类上是不恰当的，没有是非，混淆褒贬，有失公平原则。

按照这个归类，党员干部的楷模杨善洲应当归入其中，因为他符合“年龄大、身体差、已经退休”这个条件，但是杨善洲退休后，拖着病体绿化荒山，创造数亿价值，无私献给人民，其品质之伟大，多少党员只能望其项背，把这样的好党员和“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归入“荣誉党员”同一类，其不是个“破烂筐”？这对杨善洲不公，而对那些“不符合党员条件”则是纵容、讨好。

我赞成设“荣誉党员”，但是既然是“荣誉党员”，就应当是一种光荣的“荣誉”，有德者居之。

只能让“年龄大、身体差、已经退休”的进，而不能让“缺乏革命意志，
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混迹其中。

对后一种人，应有其他的退出途径，譬如按照“不合格党员”劝退或除名，或者每五年进行一次党员登记，对其不予登记。

无论设立什么类别，都应当是非分明的。

张锡恩教授所以设计这个“破烂筐”，其意在于回避退出机制、处置不合格党员中的矛盾。

但是回避了这个矛盾，必然产生其他矛盾，对不合格党员的讨好，必然伤及好党员的热情，实际上矛盾是回避不了的，绕道走是走不过去的。

敢于直面矛盾、解决矛盾，正是共产党人品质。

和稀泥，捣浆糊，党必定丧失战斗力。

我不知道，列宁时期的苏联形势并不太平，列宁却于919年3月到同年9月、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进行了两次次清党，而我们在太平时期，为什么怕矛盾，不敢直接处置那些不合格党员，非要给个“名誉党员”不可？
三、党员数量不能走机构改革的老路
何谓“机构改革老路”？就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往复，越精简越大，越精简越多。

所以产生党员数量太大、质量下降问题，关键是发展党员这个入口表准不高、把关不严；进入党员队伍后管理不严，不合格党员又得不到处理。

发展党员不能搞“运动式”。

我们看一下党员数量在不同时期每增加1000万所经历的时间。

第一个1000万，即由57人到1000万人，历经35年（1921-1956年）；第二个1000万，即由1000万到2000万，经历了11年；（1956-1967年）；第三个1000万，即由2000万到3000万，经历了8年（1967-1975年）；第四个1000万，即由3000万到4000万，经历了8年；（1975-1983年）：第五个1000万，即由4000万到5000万，经历8年（1983-1991年）；第六个1000万，即由5000万到6000万，经理6年（1991-1997年）；第七个1000万，即由6000万到7000万，经历8年（1997-2005年）；第八个1000万，即由7000万到8000万，经历了5年（2005-2010年）。

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至2010年党员数量增长最快，为什么？两大原因，一是急于解决“党员年龄老化”，加快了发展青年入党的步伐；二是急于改变党员结构中一线职工较少
的情况，加快了在一线职工中发展党员的速度。

“党员年龄老化”问题、结构不合理问题都应解决，但是应当规划到一个相对长一些的时空里去解决，而不应当短时间突击——即运动式解决。

管理党员不能用“保险箱”。

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问题，纪律松弛，管理不严是基本的原因。

党内缺乏批评自我批评，“党内思想斗争”更是被禁用的一个名词。

因此只要入了党，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只要你不触犯法律被判刑，党员的身份就是铁打的，甚至触犯法律被判刑，也可以不被开除党籍。

例如最近爆出的固始县国土局两名曾经犯罪干部，“戴罪升官”的同时，也“戴罪在党”，直到成为震动全国的新闻事件，才被开除党籍。

在日常工作中坚持党员标准，严格管理，对严重违犯党纪、政纪、法纪的党员予以清除，不仅可以自然减数量，也可以振奋党员信心，激励士气。

党员退出机制不要搞得太复杂。

我以为两条就行：第一、可以设“荣誉党员”，适用对象就是“年龄大、身体差、已经退休”的党员。

第二、每五年搞一次党员登记，自愿退党的、自动脱党的、不合格的，不再登记即可。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能代替党纪处分中的“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