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者：丁晓钦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总的趋势是更广、更严，并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

发达国家现在积极倡导保护知识产权，似乎代表科学的呼声，但他们的历史并非“清白”。

为了在激励发明创造和满足公共利益间达成平衡，发达国家在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适应本国经济、科技、法律、社会等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1）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制度。

例如，1790-1836年期间，美国作为当时的技术净进口国一直限制对外国公民和居民的专利权授予，即使到了1836年，外国人的专利申请费也高出美国公民的9倍（如果是英国人，还要高2 /3），直到1861年，外国人在这方面才不受歧视。

直到1891年，美国的著作权保护仅限于美国公民，外国著作权在美国仍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如印刷必须使用美国排版），因此美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的时间推迟到1989年，比英国晚100多年。

直到1883年通过了（保护工业财产的）《巴黎公约》，1886年通过了（保护文学艺术著作的）《伯尔尼公约》，各国仍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本国制度的性质。

当时，这些公
约保留了相当多的自由。

《巴黎公约》允许各国将技术领域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确定专利保护期限。

该公约还允许撤销专利，并通过强制许可机制防止专利权的滥用。

（2）许多国家时常将某些工业领域的各种发明置于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它们的法律经常将某些产品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限制在产品生产过程上，这样的产品包括食品、医药和化学药品，理由是不能垄断生活必需品，鼓励自由使用外国技术会比潜在地刺激国内工业的发明收益更多。

许多国家采用这种办法，其中包括现在的发达国家，它们大多在19世纪采用这种方式，也有一些国家一直沿用到20世纪晚期，直到最近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还在使用。

（3）关于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存在着政治争议。

1850-1875年期间，欧洲的学术界和政界就以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专利制度是否是刺激发明的最好实用手段？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持赞同观点，他认为给予发明暂时的专有权（作为刺激发明的一种手段）是更可取的，因为人们不用再花精力去判断该发明是否有用，发明的用处大小决定了获取回报的大小，发明的用处越大，回报也越大，因为这些回报是那些发明的使用者及消费者给予的。

对专利保护制度的反对意见存在于各个领域：专利法授专有权于发明者，明禁令于他人，越来越多不重要但却获得专利的改进技术因此而充斥发明史，而其他与这些技术类似甚至更进步的技术却会长期受到阻碍；专有权对发明的抑制作用已超过其促进作用；每项专利权都会在特定的年限阻止别人对专利产品
向某个特定发展方向的改进，不管专利权所有人多么受益，社会也不会受益。

这必然限制了所有发明者才能的施展，他们的人数远非一个，这必然会阻碍社会的全面发展。

然而，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差距的拉大，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比较优势在于拥有更多更先进的知识产权，为了在国际贸易中平衡收支，并用技术专利壁垒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跨过了技术开发瓶颈的发达国家更积极地联合起来，组成技术垄断联盟，共同获取垄断利益，以延缓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梅尔·佩雷兹·普卡奇（Meir Perez Pugatch）认为，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无法解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不断强化。

TRIPS框架使研发能力弱和研发能力强的国家之间存在的深刻的冲突显现出来。

在基于知识产权的产品的贸易中，很明显研发能力强的国家将获益更多。

现在主要问题在于极少数发达国家以压倒性优势占有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

比如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士拥有世界上约80%的专利和商标。

所以，研发能力弱的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找不到经济上的依据，来加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议。

这将会恶化他们的贸易条件并提高知识产权产品的价格。

事实上，低研发能力的国家加入这种协议是与其经济利益相冲突的。

而且，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得低研发能力国家，尤其是具有逆向工程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大于收益。

何况，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许可、联合研发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技术外溢形式有正向联系。

随后，梅尔·佩雷兹·普卡奇将分析重心转移到政治方面。

贸易报复被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强迫各
国在国内和国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如1888-1907年的瑞士，1983-198 7年的韩国和1988-1990年的巴西。

1888年，瑞士是少有的没有专利保护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

但是随着关键利益集团的外部施压尤其是德国化工业的施压，瑞士开始制定专利法。

1907年，德国的贸易报复威胁使得瑞士进一步修改专利法，保护化学工业知识产权。

韩国和巴西则由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报复威胁不得不承认医药业的知识产权。

最终，美国和欧盟的这种贸易报复的威胁对把TRIPS加入乌拉圭回合协议起了根本性作用。

所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应该归因于科研强国的政治行为，而非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经济利益。

这就必须通过分析TRIPS和发达国家强势部门利益的联系方式，来更精确地探讨这个观点。

他以利益集团和政府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了1995-1999年欧洲先进医药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经济学不能合理地解释知识产权保护的建立，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研发弱国会加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事实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对贸易报复的政治利用，更有可能强迫这些研发弱国在国内外保护知识产权。

第二，基于利益集团和国际体系成因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在解释TRIPS的严格国际制度的存在上有更好的前景。

这一框架最终还要依赖于实证案例研究。

第三，知识产权为欧洲先进医药公司的集体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

第四，欧洲先进医药公司建立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垂直和水平关系网络，垂直方面的产业内结构贯穿了公司、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水平方面则与其他产业中的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产业和协会联盟。

第五，TRIPS对全球性知识产权保护有了革命性进展。

TRIPS
极其有利于发达国家，有利于先进医药公司。

第六，从1999年正式开始，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对TRIPS有了更多的敌意，寻求修改条款来使之更平衡。

第七，在1995年和1999年间，欧洲先进医药公司和其知识产权盟友积极行动，开发和维护获自TRIPS中的医药知识产权利益。

他们发达的关系网络使欧盟在面对发展中国家和普通非研发型公司时，能够成功地维护先进医药公司的利益。

这些行动至少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这么一个充满争议的国际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仍然能够存在。

如何巧妙地利用政治经济的总体优势来谋取各个领域上的局部优势，是发达国家孜孜不倦研究的问题。

这涉及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之一——联系战略。

传统的分析方法认为，在世界政治中，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国可以通过把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策与其他国家在其他问题上的政
策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在各种组织和各种问题上占统治地位，包括使自己在较弱地位的问题中也占上风，世界政治被看做是一张无缝的网。

这只适用于旧殖民主义体系。

在复合相互依存的情况下，随着武力效用的下降和各种问题的重要性趋于相等，这就意味着把不同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更加困难，而且所付代价更高。

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下，发达国家要继续保持各方面的统治地位，就需要更费脑筋，利用各种看似中立无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来达到维护自己超额垄断利润和霸权地位的
目的。

当然，也只有少数强国或其经济政治联盟能做到这一点，如美国。

1999年开始，在西雅图回合上，发展中国家开始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对峙，要求修改TRIPS。

虽然发达国家巧妙地利用机制漏洞再次取得了胜
利，但这一体系的不稳定性也显现了出来。

在2001年的多哈回合上，发展中国家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取得了部分胜利。

虽然以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综合国力和科研实力想和发达国家平分合作收益不太现实，但是合作收益全被发达国家瓜分也必然导致相互依存关系的破裂和重组，给双方都带来不必要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