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家伦_名人故事
部编版五年级上册《习作：推荐一本书》优质课件
爱看书，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喜欢的书籍——《三 国演义》。因为它不仅故事情节丰富，还蕴含着深刻概的要述道内书理容籍。。主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经典著作，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
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这本书描写
（五上）语文优秀课件第八单元作文 课推荐 一本书 部编版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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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指导
介绍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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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人传记
《苏格拉底传》《居里夫人传》《法布尔传》 《岳飞传》 《孔子传》 《我的父亲罗家伦》
科普探险书籍
《细菌世界历险记》 《穿过地平线》《爷爷的爷爷 从哪里来》 《昆虫记》 《地球的故事》 《十万个为什么》
审题指导
说说本次习作对我们提出了哪些要求？
1.向同学推荐读过的一本好书。 2.把要推荐的书的主要内容及推荐的理由写清楚。 3.通过习作明白读书有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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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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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推荐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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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说明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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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指导
第八单元习作：推荐一本书(素材积累)五年级语文上册单元作文能力提升(统编版)
习作：推荐一本书（素材积累）好书主要指经典名著。
除了经典名著，给人以知识，给人启迪，给人以美的享受的书就是好书。
这次习作你可以选择哪些材料呢？1.可以推荐读过的生动、精彩的书。
……2.可以推荐哪些书？（1）中外文学名著：《围城》《童年》《平凡的世界》《悲惨世界》推荐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羊脂球》……（2）中外名人传记：《岳飞传》《孔子传》《我的父亲罗家伦》《苏格拉底传》《居里夫人传》《法布尔传》……（3）科普探险书籍：《细菌世界历险记》《穿过地平线》《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昆虫记》《地球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1）好的题目，或交代文章内容，或体现行文思路，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决定了读者对文章的第一印象。
如：◎直接用习作题目：推荐一本书◎加上“好书”等关键词或书籍名称拟题：好书推荐、向你推荐一本书《xxx》……◎以书的价值命题：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以读书感受命题：回味童年《城南旧事》……◎以名人评价命题：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阅读推荐……◎以书的主旨命题：做生活的智者与勇者《鲁滨逊漂流记》读书推荐……（2）题目，犹如人的眼睛，透过它可以洞悉文章的灵魂，可以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
如：（1）积累好词汇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
当我们掌握更多的词汇，就可以更轻松地理解和记忆文章内容，也可以更加自信地写作。
积累词汇可能有点枯燥，但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我们才能够真正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并用好的语言表达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描写读书好学的词语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发愤图强闻鸡起舞孜孜不倦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汗牛充栋心无旁骛如饥似渴温故知新韦编三绝字斟句酌囊萤映雪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咬文嚼字一丝不苟◎描写故事情节的词语精彩绝伦扣人心弦曲折离奇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别具匠心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催人泪下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荡气回肠波澜起伏◎描写写作技巧高超的词语行云流水丹青妙笔朴实无华点石成金笔下生辉一气呵成字字珠玑挥洒自如淋漓尽致信手拈来文笔极佳妙语连珠言简意赅妙趣横生一针见血笔底生花笔走龙蛇出神入化妙笔生花气势磅礴◎描写刻苦读书的词语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手不释卷闭门读书焚膏继晷雪天萤席韦编三绝昼耕夜诵牛角挂书然荻读书据鞍读书◎描写书多的词语汗牛充栋学富五车浩如烟海坐拥百城卷帙浩繁拥书南面左图右史案盈几堆书盈四壁万签插架左史右经牙签万轴◎描写书内容精彩的词语一波三折身临其境精彩纷呈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精妙绝伦百看不厌意犹未尽妙语连珠引经据典◎描写读书多的词语学富五车博古通今汗牛充栋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学贯中西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描写古人读书的词语韦编三绝悬梁刺股牛角挂书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朝经暮史手不释卷昼耕夜诵（2）积累好句段是一种有效的语言学习方式，它既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又可以拓宽词汇量，使我们的文章更具有文采。
罗家伦的功绩(下)
罗家伦的功绩（下）作者：暂无来源：《教育家》 2016年第37期文/牛力四1932年8月罗家伦到任中央大学。
10月11日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演讲，提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
他举柏林大学为例，叙述当日耳曼民族受到法国的军事挤压时，一代学者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贡献巨大且影响深远。
他为中央大学撰写了校歌：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
至今，他倡导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仍是南京大学的校训。
就任校长之初他特别强调校纪，中央大学为此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健将，曾是呼风唤雨的学潮领袖，后来却反对学生闹学潮，措施无比强硬。
此举确实促人深思，耐人寻味。
罗家伦提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治校方略，拟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约需三年来实行。
然而形势难以逆料，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至重庆沙坪坝。
战争年代，颠沛流离在所难免，经费也得不到全额支持。
在如此艰苦逆境中，中央大学仍然有较大的充实和长足的发展，学生人数从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
某日，敌机轰炸沙坪坝中央大学，炸毁了二十多间房舍，包括罗家伦的办公室。
就在这间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里，他照旧办公，并且撰成《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
他谈到“ 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此言掷地有声，足以震撼人心。
在艰难险阻中，罗家伦校长承担起繁复的事务，但他却仍能拨冗演讲与写作。
他向学生演讲“新人生观”达十五次，其内容包括“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 大我的人生观”。
1942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演讲集《新人生观》，罗家伦将它作为战时的精神礼物，“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
女儿眼中的父亲罗家伦
女儿眼中的父亲罗家伦作者：陈华文来源：《出版广角》2014年第02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人尽皆知的人物，其实，还有一个罗家伦，和梅贻琦并驾齐驱。
随着当前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中带来的诸多问题，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并发掘罗家伦的价值。
罗久芳作为罗家伦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长期在美国大学任职，20世纪70年代开始整理父亲译稿，不久前她推出了回忆录《我的父亲罗家伦》。
她以亲身回忆为主线，用真挚的感情，客观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操办教育等，期间交织着爱情与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在罗久芳的眼中，父亲罗家伦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和蔼的好爸爸。
罗家伦虽然满腹才学，但是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却采取宽松政策。
然而他在众人眼里，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家伦与胡适一样，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并且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
他早年求学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
民国时期，长期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
南京大学（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就是由他所倡导。
罗家伦在教育领域是身体力行的改革派人物。
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并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
阅读本书不难发现，他虽然在清华大学仅担任两年校长，但是他对清华的革新可谓空前绝后，为后来梅贻琦掌管清华铺平了道路。
刚任职之时，他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
他说：“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
”同时他又指出：“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
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而之前的清华，是不招收女生的，从他开始，一扫传统观念，首先实现了男女同校。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优秀的管理人才，其次才应该是一名学者。
罗家伦就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他出任清华校长时，学校原有55位教授，他一次性就解聘了37位学术平庸的教授。
《知识的责任》罗家伦
知识的责任罗家伦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
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北京大学文科，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起又相继留学英、德、法等国。
曾参加五四运动，先后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
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
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
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
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
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
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
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
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
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
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
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
拿科学的实验来说。
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
罗家伦简介
求学复旦
• 罗家伦十五岁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读外文，此时他经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广告，不但自己想投 考，也鼓励同辈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壮声势。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由于复旦公 学的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人），所以复旦公学和孙中山时期 的国民党间有密切的政治关系。（1913年复旦公学校董改组时，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校董 会主席）另外复旦公学还具有一个特点：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因此，复旦公学学生的政 治兴趣比他校浓厚。中学时代，罗家伦最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可是当时的革命党并不认 同梁启超的主张，所以在学校里，革命党与君宪派经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来，甚至动拳脚。 罗家伦不喜私斗，遇此情形，每每让步，很多人都看他是个胆小鬼，文弱书生。然而，燕 雀安知鸿鹄之志？复旦公学时期的罗家伦不只学业优异，还任《复旦杂志》编辑，开始运 用文字发表他的理念，他曾撰文与同辈的青少年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 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为新 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他也在文中对年轻学生的婚姻加以挞伐，认为“在学生时代就 结婚，足以使人志气颓唐，违背生计原则，堕落社会生活程度”。此时，他对问题的了解， 已由个人的婚姻问题探索到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少年求学
• 罗家伦从四岁入私塾，直到十五岁进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 外文。日后回忆这段家塾教育的体验是：像我五岁的时候念那“天命之 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形而上学的经文，不但是读死书， 更是读天书呢！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只可以说残 酷地摧残脑筋！我小的时候没有得精神病。只可以说是洪福齐天。私塾 教育的体验，造成罗家伦日后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 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现现代人的感 情。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 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 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 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九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却教他初尝人间的巨 恸。从此在三十六岁所写《孩子的哭声》和四十七岁所写的《孤儿泪》 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发现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儿得到 文学和史学的熏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二者汇注成向往革命之情 的思潮，发展为日后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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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希望，一是子孙成人，一是留下一点成绩。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如是而已。
梁实秋绝笔
爸爸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字迹竟是求生的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
梁实秋与程季淑 一九七〇年在美国补度蜜月摄于快速照相亭
下面的这些书，有怀旧、有历史，有美食、有旅行，有博物、有随笔，
“……而且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他平铺直叙地说。
“什么题目?”我期待着。
“梁实秋。”爸爸转脸向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梁文蔷《承诺》
本书是作者饱含真情怀念父亲、母亲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
作者的父亲梁实秋，母亲程季淑，相濡以沫，恩爱一生。作者是家中幼女，自幼体弱，备受疼爱。在父亲去世后她为减轻痛苦、寄寓离情而写成一系列散文，也是完成对父亲的一份承诺。
这是很多篇赞颂父母亲文章的合集，它饱含子女对父母的那些心声。对于书中父母所处的那个年代，我们的情感是不善于通过言语表达的，所以，子女对父母的爱，父母对子女的惦念和关怀，都是淹没在生活的点点之中。
2.《我的父亲罗家伦》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一位公众人物;对我来说，他是我永怀在心底的父亲。(罗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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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父亲节。
父爱如山。
为了再带着一副小儿女的心肠回到最初，
我期盼时间慢些走，再慢些走，
永远贪婪地享受着你的爱!
冰心说，
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
林谷芳对孩子连说了七次，而小雨菴就这么静静地听着，仿佛是老朋友一般。
罗家伦的功绩
提到民国大学校长，人们自然会想到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很少有人知道罗家伦。
出生于1897年的罗家伦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五四”运动健将，后赴欧美著名大学游学六年。
归国后他出任东南大学教授，并于1928年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之前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堂）。
从1932年到1941年，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达九年。
在民国时期的教育、文化界，罗家伦无疑是一位“很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
一正因为权势二字，给罗家伦带来负面影响。
即使在他曾经倾注心血和年华的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争议也时有发生。
1930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起因是清华学生发起了“驱罗”运动。
1941年，罗家伦作别长校九年的中央大学，离开时也没有鲜花、掌声，甚至没有送别。
这种境遇与一些知名校长相比，不啻霄壤。
就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继任者顾孟余，办学上鲜有作为，但在1943年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时，众多学生也还步行拥至其寓所，热泪挽留。
罗家伦含辛茹苦，励精图治，却换来如此待遇，不禁让后人扼腕叹息。
在当时，罗家伦的政治色彩和官僚背景，在崇尚学术和斯文的大学校园，难以获得认同。
罗家伦曾参军，官拜少将。
就任清华校长时，他身着少将官服，在清华园宣誓“受命党国”，踌躇满志。
此后他在清华推行纪律和军训，时常“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嗒嗒地在操场走来走去”。
这种派头别说是在文化故都北平显得十分异类，就是在一般大学里，与当时的校园文化也难以合拍，在师生中造成了很深的恶感。
在中央大学，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抗战时期重庆沙坪坝“中大校园文学之厕所版”里，曾有这样的打油诗描写校长罗家伦：一脸猪狗熊，两眼盯上峰；三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其中“四维”指当时提倡的礼义廉耻，而独缺“耻”字，暗指罗家伦“无耻”。
同时代的中大还流传着另一首“厕所版”打油诗，也是描写校长罗家伦的“佳作”：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隔江打喷嚏，对岸雨蒙蒙。
据说罗家伦对此诗也有耳闻，听后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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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罗家伦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孔夫子”。
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
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父亲曾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
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
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
”
父亲与胡适先生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
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父亲所在的外文系的课。
1918年，父亲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Doll's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
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
”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
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
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
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
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
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
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
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
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
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
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
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
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多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受。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
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
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
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
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
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
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
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
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
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
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
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
当时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
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
父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收。
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
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
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5000至1万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
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批准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
父亲又派人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南京周边选合适的校址。
最后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石子冈一片地方。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
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
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
责之辞不绝于耳。
父亲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
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
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
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
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
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
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
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父亲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
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
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父亲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
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
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
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
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
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
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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