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中国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民族，像水一样，可以适应任何形状的容器，只要容器不漏就行。
任何事情无论好坏，只要持续推行，那他就会被接受，并形成文化。
就像裹小脚一样，刚开始肯定是很痛苦，但是慢慢的就有人适应起来，再接着就有人开始自觉了，因为怕给男人们添麻烦。
然后不久之后妇女之间就开始互相监督，甚至给自己的女儿也捆上厚厚的白布。
想想那婴儿肥的可爱的小脚丫被厚厚的布条裹着，一天天慢慢的变成畸形，这过程是有多痛苦，多残忍。
但没人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已经都觉得是应该的，女人就应该经历这些磨难。
再后来慢慢的形成一种文化，大家都以裹小脚为美，不裹小脚都会被嘲笑为下等人。
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清朝剃发留辫。
这个虽然没有肉体折磨，但是对大汉民族的人格摧残却是致命的。
满清入关统一中国以后，为了方便统治，便推行法令，要求所有汉人男子除了出家人以外一律留金钱鼠尾辫子，不执行者杀无赦。
即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这个法令的推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也因此引发了一波反清复明的大浪潮。
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因为这项法令而引发的血案，没有被历史记载的肯定还有不少。
先祖们用鲜血的代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虽然没能成功，但可歌可泣。
但是他们后来的子孙们渐渐忘了这些事情，他们开始认为留辫子才是汉人的文化，才是男人的尊严。
在民国剪辫子运动的时候，又有一些人哭爹喊娘的维护起留辫子的尊严。
有时在想中华民族真是善良可爱，像水一样，可以随意塑形，杯子别漏就行，又就像鱼一样，只有七秒记忆，任何苦难都可以原谅和淡忘，然后继续重复着苦难。
真是伟大了不起的民族。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这种传统文化被称为“中国文化”。
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包容性。
张宗洲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理论》中指出，中国文化以其包容性闻名于世，其与此同时也是一种融合的文化，它既能够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又能保持原有的价值观。
这一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极高的容忍和可塑性，使其能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继续繁荣发展。
古老的中国文化已经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也有许多种族和宗教，但每一种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共同包容。
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国文化有了卓越的多元性，在不同文化、思想和社会认知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继续发展了几千年，保持了丰富的内涵。
中国文化的宽容和开放性，使许多以前排斥的外来文化得以融入，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当中国曾经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人民将其融入自己文化中，并将其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这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可以被当作是中国最重要基石之一。
此外，中国的包容性还在当今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包容性不仅包括对异族和异宗的宽容，还包括对新思想的容纳。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国的文化还被认为是充满着变化，能够接受外来文化，形成新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中国文化可以在时代变迁中保持弹性和充满活力，使其不断吸收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凭借其多元性而发展壮大。
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独特性的一种体现，也让中国有更强的生命力去应对外部胁迫，以自然面对多样性。
总之，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流传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的确令人赞叹，因为它拥有极高的可塑性，使得中国文化深入人心，并且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若能够将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传承下来，一定会给接下来的一代以美好的期待。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以包容性为其特点。
这种包容性能够催生创新、开放及管理技巧，促进社会的发展。
它也激励人们追求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态度；发展一种更加优秀的和平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对当代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敦促人们搞清楚自己，紧密联系自己、社会及环境。
通过深入分析及思考，它强调人们博采众长、增长知识，在此框架内发展出更优美的生活。
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培养一种多样性的思维模式，以及更开放的头脑及心态，以实现更加和谐的社会秩序及生活方式的实现。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家庭及社会的尊重及责任。
此外，中国从古至今，强调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以找到有效的可行之路。
也就是说，要做到多角度思考，运用更全面、多样化的思路，来解决当代社会的挑战。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友谊、宽恕、审慎知足。
也就是说，要珍惜朋友关系，和平解决分歧及纠纷，不断调整自己的期望来应对不可抗力。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已成为当代的重要启示，应该被广泛传播及实践。
中华文化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中华文化的适应性与包容性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承的古老国度，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的表达。
中华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于其丰富的内容，更在于其适应性和包容性。
一、中华文化的适应性中华文化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符号和表达方式。
这些文化符号和表达方式已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的变迁和更新。
不断变化和更新的中华文化，正是中华民族适应时代变化的文化力量所体现。
历史上，中华文化适应了许多外来文化的输入，例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以及希腊、罗马、印度等文明。
中华文化逐渐将其吸收、融合进自身文化之中，通过吸收优秀文化成分，对自己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这些不同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广泛性。
如今，中华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更加多元复杂，但是中华文化的适应性仍然表现得十分强大。
世界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
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太极拳、中医、汉字书法等，都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和学习。
通过国际交流，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断得以延续下去。
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各个方面，最为明显的是其文化态度。
中华文化强调“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观念，不仅要尊重他人的文化传统，还要尊重不同民族、地域、宗教和文化中的个别差异。
中华文化注重的是共存和包容，在现代社会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中，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和保障，这些文化传统在中华文化中融汇贯通，并继承下来。
中华文化的大度和包容，为多元文化的协调发展搭建了桥梁。
现如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化除了在文化输出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还在文化意识的塑造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普世价值，为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优势，是中国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源泉。
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心得体会
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心得体会
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而闻名于世。
在探讨中华文化的开放胸怀时，我深刻体会到了
历史传承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国家。
从夏、商、周等古代王朝开始，中华文明便以宽广的胸怀容纳了来自各个方向的不同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这种包容性在历史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思想观念的开放性：中华文化以其开放的思想观念而独具特色。
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了众多的思想体系，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
这些思想流派相互交融、互相启发，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哲学思维。
中华文化强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尊重，鼓励人们保持开放的思维方式，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从而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进步。
文化传统的包容性：中华文化的开放胸怀也体现在对各种传统文化的包容与传承上。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包括诗词、书画、音乐、戏剧等各个方面。
而这些传统文化并不是僵化、封闭的，而是容纳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元素，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保持活力和创新性。
国际交往的开放性：中华文化开放胸怀的体现还可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中找到。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的贸易中心之一，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通过丝绸之路等通商路线，中华文化与亚欧大陆的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这种开放的姿态不仅促进了中华
文化的传播，也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
总之，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与开放胸怀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第一篇：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碧霞元君信仰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一”“碧霞元君”是道教女神，似无疑问。
泰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碧霞祠、玉皇庙、东岳庙、王母祠、元始天尊庙等道观密布，占据了岱顶和主要道路两侧。
但泰山自古为儒、释、道三教繁盛之区，绝非道教一家独有。
自山麓以下有不少佛教寺院，如灵岩寺、玉泉寺、普照寺、法华寺、资佛寺等。
道、佛两家，一家山上，一家山下，在泰山倒也能长期共处，相安无事。
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探究，同样也会发现，身为道教尊神的泰山娘娘身上也有着诸多的“佛性”。
在某种程度上泰山娘娘与另一位在民间有着重大影响的佛家偶像观音菩萨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简直是观音菩萨的“翻版”。
其一，同为女性。
在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最低，受压迫也最深，所以神道也最容易受到女性的尊重和爱戴。
观音菩萨在佛教中原为男性，进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国情渐渐改头换面，到唐朝时便以女性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而道教中的泰山主神原本也是男性神东岳大帝，到了北宋真宗时才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
明清时期元君信仰逐渐兴盛起来并超过了东岳大帝，泰山娘娘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泰山女神。
泰山女神的“制造”是否有“盗版”之嫌，尚难定论。
但从泰山娘娘信仰产生和兴盛的时间上来说，确实要晚于观音菩萨。
其二，同样大慈大悲，有求必应。
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佛”，其职责是协助佛普度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却一切烦恼。
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
她神通广大，能使不孕者生子，盲人复明，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这与泰山娘娘的司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三，同为慈爱、热情、正义、平等、公正和希望的象征。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不分贵贱贤愚，世俗群众有苦有难时希望她援福解脱，就是个人或家庭有什么愿望或烦恼时，都会到观音神像前祷告，求菩萨及时暗中帮助。
而到泰山娘娘神像前烧香叩拜的民众中，不少是为了祛病防疾，有为本人祈求祛病者，也有为亲戚朋友、父母儿女祈求祛病者。
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特点要略
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特点要略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下是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几个特点：第一，包容性和开放性。
中国文化历来以包容性和开放性著称。
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有着多民族、多文化的背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多元的文化元素。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它容纳了各种思想、观念和信仰，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
第二，重视家庭价值观。
中国文化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中国人普遍关注家庭的根基，尊重长辈，注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
这一特点使得家庭成为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的重要载体。
在中外交流中，中国人积极传承家庭价值观念，以期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注重社会和谐。
中国文化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倡导与人为善、互助互爱、和睦相处。
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如何在社会关系中保持和谐的教导，例如“和为贵”、“和而不同”等。
这种注重社会和谐的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有着很好的接纳和引导作用。
第四，讲究礼节和谦和。
中国文化非常重视礼节和谦和的态度。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注重自身的行为举止，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
中国人常常强调谦逊、自律、守规矩，尊重他人和社会的规范。
这种讲究礼节和谦和的特点使得中国人在中外交流中能够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促进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第五，注重教育和知识传承。
中国文化一直强调受教育的重要性，尊重知识，传承文化。
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的作用，注重学习和知识的积累。
这一特点使得中国在中外交流中能够充分展示自身的文化底蕴，并与外国文化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重视家庭价值观、注重社会和谐、讲究礼节和谦和、注重教育和知识传承等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在中外交流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推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从民族方面论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
求同存异，就是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处；兼收并蓄,就是能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成分。
第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与各民族文化在和睦的关系中不断交流，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
夏商时期所谓的“华夏”其实仅仅是指河南、陕西、山东、河北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目前“汉”文化所包括的范围远远大于这一区域，这是通过不断的包容、吸收而形成的。
我国北方的很多居民在古代被称为“胡人”，我们今天用的很多乐器也来自于西域，比如“胡琴”。
但后来，它们都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独特的，世界上其他文明被外族入侵后几乎都毁灭了，而中华文明则在被外族侵略中不断向前发展，不论是鲜卑人还是蒙古人，在征服中原后都被同化了。
满族统治中国后，更是使用了汉字。
最初是清末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之后是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再后来则是孙中山对西方制度的学习，成立了中华民国。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它主张人类的平等和解放，共产国际也提出将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相结合，这些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扩展资料：包容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优势：中华民族早就懂得以文化成天下的历史责任。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标识。
世界四大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有序传承，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质和一大优势。
这个特质和优势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把各种文化中好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文化的血脉不因分分合合而中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聚合力、同化力。
历史证明，不仅外来文化会被中华文明同化，而且在文化力的作用下，占领和统治中原的其他民族也会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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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地缘位置——外部相对封闭，腹地相当辽阔
中国处于东亚地区，东邻海，北部、西部有草原高山戈壁等天然屏障阻隔，这形成了中国外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同时腹地辽阔、气候适宜，具有较优越的农耕生产环境，让华夏民族得以长期繁衍生息并形成中国特色的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
同时中华大地的广阔领域造就了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持续性、多元结构和早熟性、封闭性、中庸性、忍耐性、盲目性、互补性、脆弱性和顽强性的特点。
中国文化长期地延续和包容，不仅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顽强延续力有关，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所形成的隔离机制也有关。
（1）农业生产形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化。
“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长期习惯于‘顺天’，特别是和规律性的四季气候，昼夜寒暑，风调雨顺对生产生活的巨大作用，在人们的观念中留有深刻的印痕，使人们对天、地、自然怀有和产生亲切的情感和观念。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使人们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要求与“天”人和而为一体的朴素愿望。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
展，“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对中国和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宇宙观。
“其他文明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由各自独立部分凑合而成，中国的宇宙观强调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及和谐的存在。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从终极去看原始不可分的，而西方思想则出处看作对立的。
中国人的思想总是趋向于和，按照阴阳观的逻辑推理：两个真的或好的事物，其存在便意味着相互有别又相互依赖和不足；两个不相容的事物，仍是相互补足和依赖的。
这种大和思想使中国对外来文化更
多的注重包容吸收，而不是排斥和取消对立。
例如龙和凤本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形象实际上是吸收多钟动物形象（图腾）而虚构出来的，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各个部落都能够接受新的图腾。
（2）民族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奠定了文化包容性的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相互包容的，互不排他的多元统一体。
以华夏民族为核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
因战争、地域变动以及人口迁徙而引起的民族融合一直没有中断过。
这样的民族其最大特性就是重包容，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
这表现在对境外文化的消化和同化上：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虽然其在军事上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元、清）；但在文化上面，却多次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中原文化所同化。
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接触的过程，不仅没有中断中原文化，反而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像封建社会的过渡。
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使被征服者的文化中断或毁灭，而是使征服者的文化改变和皈依。
因此，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后，都被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融合力而逐步汉化和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外族的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佛教文化等，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氏的佛教——禅宗：公元1世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达到鼎
盛，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并没有撼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格；佛教传输的结果
是，一部分变成中国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
（3）宗教——三教合一
以儒家思想（应视为一种准宗教）为主体，其他宗教为补充的意识形态结构；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没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儒教从来没有专任的神职人员。
在东亚外，教会对教义的解释和教徒对教义的信奉都是绝对的。
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情形。
尽管皇帝一次次下诏书，但是在古代中国不存在强行实行的系统机制。
甚至没有强制别人的概念。
在现实中，任何学者可以信奉任何一派的儒学，（或者相信道家、佛家或诸多学说的折衷）。
他们相信自己选择的教义和皇帝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一个中国人在其一生中能够始而是儒家信徒，继而是佛教徒，终而是道教徒，或者干脆同时三者。
中国人进什么寺庙，请什么样的教职人员来主持什么样的仪式，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并不管所进的寺庙和所请的教职人员是否属于自己所主要信奉的宗教。
在帝制时代后期，三种主要宗教甚至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局面。
由耶稣会新近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似乎还表现了某种与中国宗教的相容性。
徐光启、李之藻之类的高级儒士不仅领先入教成为虔诚的教徒，而且在发生“教难”时还能在不损害自己儒家信念的同时，挺身而出保护传教士。
因此说中国人有一种随和的宗教态度。
中国人的天与西方人的上帝有着重要的差别，这又归因于农业传统和非航海或蓄牧传统的差异。
在这两种传统中，人类概念的形成与日常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放牧牛羊，多少以干预者的身份出现，这就使得人们心目中的上帝有积极、能动的形象。
而从事农业，人的活动则显得相对被动。
人必须遵循季节、气候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多方面的规律，因此中国人的天“只按一种间接的方式活动，它的行动是沉默的，难以察觉的和连续不断的，”04此即荀子所
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
天何言哉？”
儒释道三家，不是有你无我、互相排斥、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
这主要归因于儒教的包容性和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给了佛道充分的发展空间。
“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周易大传》）“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
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孔子—— 在诸子百家时期，儒家在初创之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闹得不欢而散。
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
孔子正视文化差别，主张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消除差别，实现华夷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