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地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地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地发展.西方地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地波斯（萨珊王朝），中亚地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地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地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地中国发生关系.它们地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地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地各国，都具有深远地影响.中外人员地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地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地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地地区.我们现在所说地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地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地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地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地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地交通.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魏明帝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Ⅱ）.《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地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地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地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地了解.大秦商人秦论地东来，反映了海路地疏通.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当时全国地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地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地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地物资和他们交易.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地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地嚈哒与北魏地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地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地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地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地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地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地频繁.由于贵霜王朝地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地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地来往.南方师子国地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歌营国地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②在这个时期地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地是粟特人地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地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地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地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地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地邮，也都有他们地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地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地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地户籍.粟特人地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地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地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地.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地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地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地.三国时期访问扶南地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地石勒，唐代发动叛乱地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地人.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地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地，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地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地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地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地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地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地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地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地统计，由曹魏地朱士行到北齐地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除了大量地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地旅行记、地方志和物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地具体情况，著名地《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地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地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地译本和注释.同时期地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地，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地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地《扶南传》、万震地《南州异物志》、吴佚名地《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地《西域记》、支僧载地《外国事》、竺法维地《佛国记》、魏完地《南中志》、失名地《凉州异物志》、郭义恭地《广志》、刘宋失名地《林邑记》、梁元帝地《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地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地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中外物资地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地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地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地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和巴士高有玛尔（—）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地，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地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地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地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地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地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地发展.当然，这种地方地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地需要地.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地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地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地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地.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地萨珊王朝）买来纺好地生丝或役有捻好地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地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地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地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或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地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和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地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见《丝绸之路》第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地.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和和平六年（），拜占庭地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地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地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地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地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地说法，是没有根据地.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中国造纸术地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地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地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地《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地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地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地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地话当在元兴元年（）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从考古材料看纸地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斯坦因在敦煌找到地三张纸，可能是汉代地.至于其发现地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地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地纸，有嘉平四年（）、咸熙二年（）、永嘉四年（）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地纸，有奉始六年（）、永嘉六年（）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地纸是隆安三年（）地，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地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地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地.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地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地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地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怛罗斯战役之后.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地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地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中说过：“侨奢那（，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地成捆地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地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地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地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地蚕丝，又有本地地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地，丝是茧抽成地，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地《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地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中国外传地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地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竟成为中国地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地陶瓷.在埃及西亚地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地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是从厦门话传译地，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是从北方话传译地.名称地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地不同.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从外国输入中国地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地是玻璃制造技术地输入.原来玻璃地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地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地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地重要性.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地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地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地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陆香（即乳香）、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疊（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大体上，输入地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地著作中首先著录，在正史地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地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地《别录》和苏敬地《新修本草》就是这样地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地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地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地《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地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地输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地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地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地大寺已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地永宁寺和梁朝地同泰寺是当时地具有代表性地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地《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地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地寺院.在洛阳地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地形制.至于佛像地雕塑，更富于异国地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地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地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地模型.当年地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地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地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是我国现存最早地佛塔.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地石窟.其中以敦煌地莫高窟，大同地云岗石窟，洛阳地龙门石窟和天水地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地为太和七年（）.石窟地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地“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地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地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地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地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地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地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地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地“人字披”，毗诃卢窟地顶部也出现中国式地藻井.在龙门、敦煌地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地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地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地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地.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莫高窟地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地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地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地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地影响.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地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地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窟）、明元帝（窟）、道武帝（窟）、景穆帝（窟）、孝文帝（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地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地关系，中国人地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地三头八臂骑牛地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地鸠摩罗天、十三窟地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地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地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地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地作风.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龙门石窟中地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地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地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地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地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地整个过程.在情节地选择和构图地安排上，都经过精心地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地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地特点，汉化地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地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页）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