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期中论文

“鲁镇”中的场所、地点小探*

摘要：鲁迅小说[1]中的场所、地点往往具有一定的指代意义，把鲁迅小说中的场所、地点等罗列出来，可以归纳出两个大类——一类基于《呐喊》、《彷徨》，一类基于《故事新编》。而内容相对较为丰富的《呐喊》、《彷徨》一类又可细分为“鲁镇”体系与其他两个类别。本文主要对“鲁镇”体系下的场所、地点进行讨论思考，抽象出“鲁镇”体系下地点、场所的几个共性大类，同时又特别地以篇幅较长的《阿Q正传》为例考察“未庄”之特色；同时又在探讨“鲁镇”体系的基础上对鲁迅小说中的场所、地点进行综合探究之后得出其共同的写作用意——突出小说中叙写内容的广泛代表性，从而真正起到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批判封建落后思想、诊治国人心理麻木的作用。

关键词：鲁迅；小说；鲁镇；场所；地点

鲁迅先生的作品，论及各方面价值，以杂文为首的散文一类自然当推第一，正可谓“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2]之一。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能引起读者兴趣与思考的却往往是较之散文内容较少的小说——鲁迅小说兼具故事性与深刻性的特点是很容易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在这印象里，总会有一些地点、场所久久留在读者的脑海里，作为构成一个不是现实，却将现实披露得淋漓尽致的书中世界的基础场景令人深思与回味——而这些地点、场所又可以归纳分类，找出其个性的区别与共性的特点。观之目前研究中大多是对鲁迅小说人物的分析而少见对地点的探究，于是本文拟对鲁迅小说中场景相对集中的“鲁镇”体系下的场所、地点进行分类和探讨，以期能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先生的小说。

*：注[1]所注内容见于文末参考文献，由于考虑失当选取了无法查得文句出处具体页码的文献版本，故仅此一注，文中所引文句，如未另注，则皆出于注[1]所引文献。

一、概览“鲁镇”体系

“鲁镇”是广泛见于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据笔者统计,“鲁镇”于《孔乙己》一见（“鲁镇酒店的格局……”）；于《明天》三见（“原来鲁镇是僻静的地方……”，“因为鲁镇还有些古风……”，“这时的鲁镇，便完全……”等）；于《风波》四见（“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等）；于《社戏》二见（“我们鲁镇的习惯……”，“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于《祝福》十见（“回到我的故乡鲁镇……”，“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等）。另按《答<戏>周刊编者信》:“……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未庄在那里？《阿Ｑ》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可知《阿Q正传》的故事发生地应该也在鲁镇之内，同此推广，《狂人日记》、《故乡》等篇提及故乡之处应也是以鲁镇为舞台的。

“鲁镇”之下囊括的内容之丰富，足以将其单独列为一个体系进行探讨，于是笔者将鲁迅小说中与鲁镇相关的场所、地点列出，归为“鲁镇”体系，并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类、探讨，并论述于斯。

二、由“鲁镇”体系中的场所、地点观作品思想

（一）“鲁镇”体系内场所、地点的分类及浅析

1.鲁镇权势的集中地

鲁镇社会中的权势似乎就集中在这样几个地方——狂人家（《狂人日记》）、丁举人家（《孔乙己》）、赵府和钱府（《阿Q正传》）、鲁府（《祝福》）。这些场所有何特点呢？小说中对这些场所的外观特点并没有细写，只有一些散碎的描述——比如狂人家是有“书房”和“屋子”的分别的，“堂门”和“大门”之间也是有一段距离的；比如赵府和钱府在鲁镇是“深闺”，只有这两处的“桌椅”能令阿Q起些心思，还有得到了强调的“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再如鲁府的“堂屋”，和可容“桌子搬到堂屋正中”的空间——将这些零散的描述放到一起，可以得出以下特点：一是这些场所大得区别于鲁镇其他住宅，二是这些场所中的布置、摆设好得区别于鲁镇其他住宅。这两个特点是由其所代表的权势所赋予的。这里的“权势”指的不是政治的权力，而是封建社会中世俗的权力，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力

量。首先，宅邸的“大”是封建伦理道德力量的具象化。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是漠视人性、压抑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宅邸的“大”首先从形象上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力。人在巨大的物体前常常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巨大物体带来的危险感。这种渺小感与危险感都是在人自身与巨大物体的对比当中形成的——在大小的对比中产生出渺小感，在势能的对比中产生出危险感。渺小感与危险感最终内化于人的内心，产生心理上的压抑感，进而使人感到畏惧而受其压迫。比如“深闺”之“闺”就可以做一个例子——“闺”是封建时代幽闭女性的场所，它将女性与异性甚至是外界隔离开来。而这显然是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的，“闺”以物质的外在形式附加了千百年的封建伦理一齐压在女性身上，用近乎冷漠的方式束缚住女性的本能与冲动——于是女性为什么不反抗这种无理的压迫呢？因为它的“大”令人不自觉地向其投降，于是无怪乎杜丽娘的游园惊梦，也无怪乎“狂人”的“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的视觉了。其次，这些场所的布置、装饰之好正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布置与装饰都是宅邸外在的部分，这些外在本意是让人看的，是宅邸主人炫耀自己的财富与地位的心理外现而成的，然而这种本来倾向于对外的行为一旦日久，便很容易形成对自身的暗示——这是自己的一层道貌岸然的面纱，有这层面纱在，似乎封建伦理的腐朽力量就是同自己站在一起的。而其象征的虚伪性也恰恰如此体现出来——比如赵府里“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却愿意为了买贼赃而使“灯油干了不少了”；再如鲁府里的一个淘箩丢了才让鲁府上下“碰巧”知道了祥林嫂被人劫走；又如丁举人对孔乙己偷盗而用的的私刑，随便就打折了孔乙己的腿——如此种种，不都发生在门面光鲜的各种“府”上吗？这或者可以和《陋室铭》中的“陋室”作比较，让人更加看到这些场所所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于是通过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鲁镇权势的集中地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具象化及其所体现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

2.受害者们的居住地

小说中明确提到的鲁镇中受害者们的居住地有以下几处——单四嫂家（《明天》）、七斤家（《风波》）、土谷祠（《阿Q正传》）。鲁迅先生确实不着意写场景，笔者仍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描写——单四嫂家布置简单，只有“黑沉沉的灯光”、“木柜”、“静静的老纺车”

和母子共用的“床”；七斤家或许稍微好一些，一家人能在“门口的土场”布置“桌椅”吃饭，却不得不心疼“十六个铜钉的破碗”；到了阿Q的土谷祠，这都不能称之为居住地，而只是小村庄里的土地庙而已，所提到的全部也不过一床“棉被”和一些“蜡烛”。这些场所的共同特点是简陋和破败。这个特点恰恰反映了作者对受害者们所代表的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对他们的麻木的抨击。受害者们往往是鲁迅小说的主人公。他们无权、无势、无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中的底层民众。住所的简陋与破败，是他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简陋与破败同时也对刻画他们的精神状态起了很大作用。单四嫂家的简陋与破败一眼便知，是由于她死了男人，只靠纺车养活自己和宝儿。而宝儿之死前后的对同一场所的“空”的对比，恰恰体现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精神状态——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妇女的独立个性被抹杀而使得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丈夫在世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死后便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急病垂危的宝儿身上。这样一旦宝儿死亡，单四嫂的精神寄托便崩溃了，从而使本来简陋且不可能空旷的家显得“静”、“大”、“空”而且“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相比于简陋，对七斤家的描写更多在门前土场的热闹与否上，由“革命”到“皇帝坐了龙庭了”再到“不坐龙庭”的转折中体现出整个社会底层的麻木与愚昧。而特别描写的“十六只铜钉的破碗”更深刻地体现了未觉醒民众关注的重点根本不在于社会是否进步，而在于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在悲悯同情之外的愤怒便简洁地表达出来了。至于阿Q的土谷祠，或者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了，我们可以想象，在质了一床“棉被”之后土谷祠内或许再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阿Q的了——除了身上的破夹袄没有失去，便是“蜡烛”也是借来的。而在这样的场所，阿Q多次的“睡着了”、“倒头睡去了”——这也表现着受害者们的麻木与愚昧，他们就像是阿Q，面对被封建传统剥夺殆尽的现实而不感其痛之切骨，对自己的悲惨现状只顾意淫“先前阔”而不知其根源所在，可悲，可叹。故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小说中对这些场所的具体细节着墨不多，但这些场所对揭露人物命运，表达小说主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鲁镇内部的信息交流场所

鲁迅小说中鲁镇内部的信息交流场所全是各色酒店——咸亨酒店（《明天》、《风波》、《孔乙己》）、茂源酒店（《风波》）、酒店（《阿Q正传》）。这些酒店除了“格局上与别处不

同”而外，具有着所有小说中“酒店”的特点——三教九流混杂，所说的都是些“新闻”、“时事”，而且常常表现出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话语权和公信力——这样一来，酒店就可看作是鲁镇内部社会群体式人物的象征，而由此突出的社会群体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冷漠麻木，一是愚昧无知。冷漠麻木如《明天》中“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两家就在隔壁，可咸亨酒店的灯光是温暖不了单四嫂家“黑沉沉的灯光”的，店内的客人都是些“酒肉朋友”似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之流，只“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将听单四嫂家的动静当作一项日常的娱乐，或者还要“想心思”——对一个寡妇。咸亨酒店于是与单四嫂家在灯火上对比起来，教人一眼就看出通明处的冷漠浇薄，一味就知道黑沉沉里的守节命苦。又如《孔乙己》中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店内“长衫主顾”的领域是拒绝孔乙己的，而外间的“短衣帮”也排斥他，孔乙己在店内的活动空间本就十分有限，却又总是不得不面对四面八方的“说笑声”——这些说笑是毫不带人情的，是不顾孔乙己显而易见的创口、断腿的，“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的时候便是孔乙己完全丧失在酒店内生存空间的时候，于是只能“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然而更见冷漠的是，孔乙己的走去对咸亨酒店这一场所全无影响，“别人也便这么过”。愚昧无知如《风波》中对咸亨酒店传出的传闻的肤浅及七斤等对其的盲信，以及茂源酒店主人赵七爷由他的演义小说的知识而受人尊敬；如《阿Q正传》中酒店里一应人等对“中兴”的阿Q态度的急剧转变，听阿Q说杀头情景的入神以及特别描写的阿Q对王胡的一“嚓”。可见，这样的愚昧无知完全来自于对封建传统（如皇帝坐不坐龙庭决定了要不要辫子，“杀头”的意义不在于有人失去了生命而在“好看”）的盲目信服和继承——一旦人的行事准则不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升华而来，不遵从自己的独立意志，那么他将在盲目中戕害自己和他人，成为封建社会传统和封建统治的拥护者和奴隶。这就是鲁镇内部的信息交流场所——酒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所代表的鲁镇内的社会群体的生态，从而深刻地感受到作者所揭露的麻木冷漠、愚昧无知并非简单的个体表现，而是整个社会群体层面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在酒店那经久不息的灯火下影子越拉越长，看来总叫人觉得触目惊心。

（二）略谈“未庄”之特色

“未庄”是《阿Q正传》的主要故事发生地，作为鲁迅唯一一篇中篇小说，《阿Q正传》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深刻的思想而与其他小说有一定的区别，这从“未庄”——由《阿Q正传》中出现的场所地点合成的书中世界是可以看出的。“未庄”中同其他小说一样具有的是社会权势的集中地赵府和钱府，受害者（阿Q）的住所土谷祠和内

部的信息交流场所酒店——它们个体的特点或者意义与之前所说是别无机杼的。所以笔者在这一节主要关注未庄中有别于其他小说的三个地点——静修庵、城里和衙门——静修庵是鲁迅小说在鲁镇范围内描写的较详细的一处宗教场所(如《祝福》中的土地庙不过带过

而已)，可从中窥见鲁迅前期尚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时的宗教观之一斑；城里是在

所有鲁迅小说中着笔墨最多的与鲁镇发生关系的外部场所，又可由之感受到国人愚昧无知、麻木冷漠之普遍；衙门是“鲁镇”体系中唯一出现的附有政治权力的场所，可注意它与“革命”相关的特点而观照作者对辛亥革命情况或者当时各类“革命”的态度。

首先，我们由“静修庵”一窥鲁迅宗教观。在《阿Q正传》里，对静修庵的描写是最丰富的，在后院的菜园“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还有油菜早经结子，芥菜已将开花，小白菜也很老了”，还有“一畦老萝卜”。外观是“白的墙壁黑的门”,一直很静。内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一只宣德炉祭祀观音娘娘，还有一

条护庵的大黑狗。丰富的描写却突出了静修庵处在未庄场所体系的底层——“庵”之为佛教寺庙，它的供奉应是来自于香火，而无需菜园支持；在有香火的情况下，就算需要菜园的补给，也断不会是描写中的那番颓败；再加上一直的静，和毫无点饰的门墙；同时对比也算是寺庙的土谷祠周围应该无菜园之类的设备(否则阿Q何必舍近求远)，守祠老头生活应该不紧张（有给阿Q两个饼的余裕），这些都说明了静修庵的境况之差到了需要尼姑的

劳作维持而尚难以维持的地步，这是其一。其二，读者得知庵内设置的龙牌，宣德炉是由于阿Q的“二次革命”行为——之前假洋鬼子和赵大爷的“革命”打碎了龙牌，丢失了香炉——阿Q和两位公子的地位是差得远的，然而他们在“革命”时都首先想到静修庵，足可体现静修庵的地位之低。由庵的地位低而联系到老少尼姑的地位低，由老少尼姑的地位低而联系到在未庄人眼中“观音娘娘”的地位也未必很高是很浅显的逻辑，于是可以看到作者在这小小的静修庵上投注的关怀——一是对宗教普通信徒的同情，一是对宗教在民间俗化为“吃教”现象（当然“吃教”的首见是晚于小说成书时间的，此止借其意耳）的批

评。从小说中对静修庵、老少尼姑遭遇的描写，可以看到作者满怀的人道主义同情，这种同情是对受压迫人民无奈之中逃避向宗教而又无法得到宗教实质上的庇护的状况的痛心

而来的。而小说中老尼姑并不试图以佛教的道义晓喻阿Q而直接放黑狗攻击他，以及寺庙中保藏龙牌的事实则折射出对“吃教”的批判思想。不问教义如何也不奉行教义而只管去“吃”（为夺回萝卜而纵黑狗咬人），或者向世俗的官方的权力靠拢（佛寺供奉“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的行为，鲁迅都是很批评的。这不与鲁迅后期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对佛教徒娶妻吃荤行为的肯定相矛盾吗？这里并无矛盾。如今研究谈及鲁迅宗教观常常引用“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语句，我认为“迷信可存”是尚待商榷的，但“伪士当去”确是是鲁迅一以贯之的对宗教的态度——比起宗教的经藏典籍，他更关心教徒本身是否“真”——于是他在《阿Q正传》中表现出批评静修庵尼姑表现着“吃教”特点的“伪”的态度与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表达的肯定龙祖及三师兄“有女人，或者想女人”、“吃荤，或者想吃荤”的“真”的态度是没有矛盾的——或者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这种对比甚至是鲁迅宗教观念变化或更加成熟的表现。

接着，我们由“城里”看鲁迅小说所体现的状况之普遍性。之前对鲁镇各地点的总体归纳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明白地看到如未庄这样的农村中个人及社会群体的愚昧无知和冷

漠麻木，而通过对《阿Q正传》中“城里”这一地点的探究，我们便发现这两大病也不只是农村的专利。“城里”作为一个外部世界首先出现在阿Q自己证明“见识高”上——这突出了“城里”与“未庄”的不同和其作为“大世面”的第一个特点。“城里”再次出现是由于阿Q做了盗贼同犯而“中兴”，贼赃旧货都令未庄的“深闺”赵府动心，杀头也是好看而惊悚的新闻——这体现了“城里”物质上较未庄为发达的第二个特点。“城里”第三次出现是作为“革命”传到未庄的发源地，和未庄内“革命党”的联络地——这可看出“城里”在政治上也是更“先进”且对未庄内部的信息交流有补偿作用作用的第三个特点。“城里”第四次出现是作为阿Q的“大团圆”的舞台，见证了阿Q之死的主要部分即游街——这是“城里”作为社会群体(城里人)的象征的第四个特点。对于前三个特点只要留心就不难发现其重点都在物质上，明显强调其与未庄物质上的分别，这实质上抨击了不改革文化与国民性的近代中国政治运动（对“革命”的描写更是明显），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体现。第四个特点的解读则更多地系于阿Q游街时看客的反应以及与前三个特点的联系

上。阿Q游街时听到人丛“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看到看客们的“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这样的愚昧与冷漠和当初未庄酒店里“伸长了脖子听得入神”的听众又有何异？又由前三个特点我们可以知道“城里”比未庄发达得多，纵然发达很多，民众却也是这副豺狼般的样子，让读者很自然就感到愚昧无知，冷漠麻木于国人之普遍了。

最后，我们可以从“衙门”知道鲁迅对所谓“革命”的批判态度。对“衙门”的描写也简单极了——如之前衙门那样的牢房，如之前衙门那样的厅堂，如之前衙门那样的审理案件时的高下位置安排——单单从这些连物质的形式都懒得改换的描写中，读者就知道“革命”取得了不成功的成功。关于这一点，历来是研究“大团圆”的热点和重点，有建树的意见已经很多，故我不再赘述。

以上三处，便是能看得出“未庄”内容丰富之特色所在的地点，它们同赵府和钱府、土谷祠、酒店一起构成了鲁迅小说中最丰满的场景，也正是它们让这个场景能在丰满之中见深刻，于复杂之下显高意。

三、由“未庄”宕开——鲁迅小说中具有广泛代指意义的地名

笔者读到“未庄”二字，便觉得它是有广泛代表性的地名，由之联想考虑了鲁迅小说中非“鲁镇”体系下的其他地名，也发现了可以读出广泛代表性的一些，于是整理出来，附上鲁迅先生的一些说法和自己的见解，专做一个部分。除“未庄”外，笔者认为有记录价值的还有拉丁字母地名与《故事新编》中的“汶汶乡”。其中提到的拉丁字母地名于《呐喊》、《彷徨》共七见，分别为“N”（《呐喊·自序》）、“K学堂”（《呐喊·自序》）、“S会馆”（《呐喊·自序》）、“S门”（《呐喊·一件小事》）“S城”（两处，一见于《彷徨·孤独者》，一见于《彷徨·在酒楼上》）与“A”(《彷徨·幸福的家庭》)。

“未庄”是个造出的地名，但造得别有心裁——“未”有“否定；没有，不曾”的意思，那么“未庄”解释起来就是“没有的村庄”，进一步可以引申为“无名的村庄”。“没有”也好，“无名”也好，都强调了“未庄”的不存在，然而我们常常喜欢从“言无实有”的角度去想一想：越是说他没有，不就因该有吗？没有名字、没有存在不就更便利了他可以是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个存在了吗？无名难道不是因为他说的村庄太多而无法将所有

名字都取个平衡吗？不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处而无法求一个精确的坐标吗？于

是在作者有心的选取和读者有心的品味下，“未庄”便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而事实也恰恰如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不觉醒的村庄或者“城里”是大多数，而作者要去刺激麻木，要去唤醒的就是这大多数，所以不如就造一个能让人知道代表广泛的地名来做更好地警醒。那么上面举到的《呐喊》、《彷徨》中拉丁字母地名的例子也是这样，而如这一类的地名作用就像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写的：“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这样的安排确实起到了作用的，读者在初读时受小说文体的感染，看到拉丁字母的地名就不会马上去考据作者的背景而是将这个地名同自己经验中熟知的相似场所比对、套用进而对小说中的事、情感同身受了，这样就达到了“暴露”的目的。

在对鲁迅小说中的场所、地点尤其是“鲁镇”体系下的场所、地点小探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场所、地名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点，并能在一些地名中看出作者行文的别出心裁于用心良苦，那么这篇论文也算是有所用处了。写作这篇论文时，笔者本打算将《呐喊》、《彷徨》中的其他场所、地点与《故事新编》中的同类内容各归为一类并进行探究，奈何终究是功力不足，感受不深，写到当时方觉下笔无物可写，故作删节而单只写“‘鲁镇’体系下的场所、地点小探”一题，是为憾。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三卷.惜周作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