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待_菊与刀_的文化心理历程_孙志鹏
从《菊与刀》看日本社会文化
从《菊与刀》看日本社会文化摘要：这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文章化最著名的代表作。
“菊”是日本的皇室家徽，“刀”则是象征着武家文化，这本书被命名成“菊与刀”，也象征了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和两面性的日文章化。
这本书会给你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日本、矛盾的日本、善恶美丑共存的日本、一言难尽的日本。
尽管有些日本学者并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但1951年此书就已经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重印四十余次。
我们对于日本的了解以及对日本的态度，首先需要对其民族性格与文化模有着深入的研究，《菊与刀》在提供参考上，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关键词：“菊”;“刀”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人二战时期，许多的国家为了解不同地域的民族，通过借用社会学学者从事“一个国家民族性”的研究。
当二战即将接近尾声，日德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已经对战后日德的政策进行制定。
时令有两个问题摆在眼前：日本天皇究竟会不会投降？如果日本不投降，盟军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如果日本承认战败而投降，那么，可不可以通过对待德国的政策去对待日本？为了相关细节的制定，国民政府通过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来提出意见，其中也有这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他也正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她的最终结果也决定了今后两个国家的未来。
最终本尼迪克特用完美的答卷解决了问题。
日本最终会选择投降，且必须用日本天皇和政府去改变日本人民。
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对日本民族所作的分析，不能说最完善，但以最新的方法来探索-一个民族心灵的本质，有寻常的《日本论》类的书所不及之处。
据“译序”言，本尼迪克特在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前，主修英国文学，并曾发表诗作。
故此书虽为一“科学”论著，但充满了文学的气息，但是书名《菊与刀》，便令人感受到饱含诗的象征，使我们在阅读本书之前，便充满一种审美的心情，来欣赏一位美国学者对一个东方国家的描绘。
（1）与我们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白意识;他们会把自己的细节记录下来，令人咂舌的坦白程度。
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
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一、引言《菊与刀》是美国人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46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日本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书籍。
该书通过对日本文化中的耻感和羞耻观念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菊与刀》中所描述的耻文化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观点。
二、耻感与羞耻观念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1. 耻感的重要性在日本社会中，耻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准则，它涉及到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
个人对于自身行为是否具有羞耻感，往往决定了他们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是否获得他人认可。
2. 羞耻观念对行为规范的影响羞耻观念在日本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个体倾向于避免自己做出不符合社会期望和规范的行为，以避免被他人指责和排斥。
这种羞耻观念的影响使得日本社会表现出一种高度集体主义和社会压力。
三、耻文化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1. 个体自我控制与羞耻感在日本社会中，个体往往通过自我控制来避免做出可能引起羞耻感的行为。
个体更加注重保持外在形象以及传统价值观念，以符合社会对于高度集体主义的期望。
2. 社会关系与面子文化在耻文化中，个体追求维护面子和尊严，以避免被他人看低。
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了日本社会中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包括上下级、长辈与晚辈、同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3. 羞耻感对性别角色的塑造《菊与刀》中也提到了性别角色在日本社会中的重要性。
女性往往被期望具有柔顺、温顺、贤淑等特质，而男性则被期望具有坚强、果断等特质。
这种羞耻感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发展。
四、耻文化的积极与消极影响1. 积极影响：社会秩序与稳定耻文化促使个体自我约束，遵循社会规范。
这种自我约束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减少犯罪行为和社会冲突。
2. 消极影响：个体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耻感过重可能导致个体过度焦虑、压力增加，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五、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菊与刀》对日本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其对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菊与刀》是一本由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1946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引起了日本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该书以对比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日本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一种文化观察的方法。
然而，该书在日本学者中引起了争议和不同的反应，引发了一场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菊与刀》的主要内容。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指出，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在根本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她将日本文化描述为集体主义、等级观念较强、强调忍耐和服从的文化，并将美国文化描绘为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对灵活、强调竞争和自由的文化。
本尼迪克特认为了解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对于双方的关系和相互理解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对日本文化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对本尼迪克特观点的争议。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存在偏见和误解。
他们认为，将整个日本文化简单地定义为集体主义、等级观念较强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日本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某种特定类型。
此外，一些学者还指出，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充分考虑历史和社会背景对日本文化形成的影响，从而导致她的观点片面和不完整。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初期争议和批评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并试图从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他们认识到，尽管《菊与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对日本文化特点的表述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们开始更加客观地审视日本文化和社会，并尝试将以往的批评转化为建设性的学术讨论。
除了争议和批评，一些日本学者也对《菊与刀》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和分析对于深入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赞赏她的独特视角和对文化差异的关注，并认为《菊与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更多思考和研究的起点。
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读《菊与刀》
——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有感隔三差五阅读一些和日本相关的文本，对这个国家以及国民有了更多的了解。
《菊与刀》就是其中的一本。
（一）20世纪的日本，有两件事情给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一手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是创造了战后最大的经济奇迹。
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一个弹丸之地的岛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支撑其行为的文化逻辑是什么？《菊与刀》这本书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到1944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美国已经开始思考对战败国日本的后续管理问题了。
为了确定对日的相关方针政策，美国政府需要对这个陌生的东方民族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向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了两个问题，希望她通过研究给出答案：1．日本是否有投降的可能？2．如果日本投降，在战后是否有必要保留天皇？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出生于纽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于1948年病逝。
《菊与刀》一书出版后在美国、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
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二）菊是日本皇室的徽记，由十六瓣菊花所形成的皇室标识，给人以柔美之感，会让人联想起《枕草子》所展现的日本传统生活之美，以及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温雅哀婉之美；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征，那些腰间佩刀以示英武的武士们，常让人联想起始于镰仓时代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不愿受辱剖腹自杀的行为。
菊更多地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谦和的一面，刀则代表着日本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战的一面。
当菊与刀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中相融合的时候，所体现的就是这个民族静与动的交锋，文与武的融合，善与恶的争辩。
日本国民的矛盾人格或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从这书名中就能感受得到。
菊与刀文化的冲突
菊与刀文化的冲突菊与刀文化的冲突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菊与刀分别代表了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它们在价值观、行为习惯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本文将探讨菊与刀文化的冲突，分析其原因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1. 菊文化的特点菊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内敛、自律、谦逊等价值观。
菊花象征着高洁、忠诚和崇高的美丽，被广泛应用于日本宗教、艺术和文学。
日本人崇尚精细、规范的做事方式，注重团体利益，强调秩序和纪律。
在菊文化中，个人感情表达较为保守，多以默默的行动来表达内心。
2. 刀文化的特点刀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强调个人主义、竞争和实用性。
在刀文化中，个人的意愿和自由至关重要。
西方社会注重个人表达和追求个人利益，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竞争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刀文化鼓励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尊重和重视。
3. 冲突原因菊与刀文化的冲突主要源于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差异。
菊文化注重群体利益和秩序，个人表达较为保守。
相比之下，刀文化强调个人自由和竞争，更加开放和直接。
这种差异导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冲突。
另外，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是导致菊与刀冲突的因素之一。
日本的封建传统和长期与外界相对封闭的历史使得菊文化在日本社会习以为常。
而西方文化的影响则是近代对日本的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结果。
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是必然的。
4. 冲突对社会的影响菊与刀文化的冲突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文化冲突导致了社会的紧张氛围和矛盾加剧。
菊与刀两种文化的迥异使得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工作时产生摩擦和不适。
其次，冲突加剧了社会分裂和不稳定。
不同文化的代表团体或个体之间存在矛盾和对立，这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不和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菊与刀文化的冲突并非完全是对立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逐渐加深，人们开始更加包容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许多人也尝试将菊与刀两种文化进行有益的融合，以促进社会和谐和个人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菊与刀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矛盾。
菊与刀观后感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比与思考
菊与刀观后感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比与思考菊与刀观后感：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比与思考菊与刀是著名的日本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1946年出版的一本书。
该书以独特的角度探讨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通过阅读菊与刀，我对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产生了一些对两种文化的思考。
菊与刀一书主要通过对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特点。
根据书中的描述，日本文化被归类为“高度农业社会”，而美国文化则被归类为“摩登性工业社会”。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使两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产生了许多显著差异。
首先，菊与刀指出了日本文化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日本文化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格外重要。
尊重他人、面子和和谐是日本文化重要的价值观。
与之相比，美国文化则注重个人主义和自由。
美国文化中，人们更注重个人实现和个人权利，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由。
其次，菊与刀中提到了对待规则与规范的态度上的差异。
日本文化强调对规则、规范的遵守和尊重，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
相比之下，美国文化更注重个体的创造性和自由。
美国社会更鼓励个人创新和表达自我，对规则和规范的要求相对较宽松。
最后，菊与刀还涉及了对待时间和空间的态度。
日本文化非常重视时间的管理和高效率。
在日本，准时和迅速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相反，美国文化更注重“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更注重时间的高效利用和价值创造。
此外，日本文化对于空间的利用和分享也有独特的要求，更注重群体所属的共同利益。
通过阅读菊与刀这本书，我对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思考了两种文化的优势与不足。
日本文化注重集体、尊重和和谐，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团结；而美国文化则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助于促进创新和进步。
然而，每种文化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日本文化中过分强调群体和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时可能会限制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而美国文化中过分强调个体主义和自由，有时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和个人利益的碰撞。
从福岛地震中浅析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读《菊与刀》后感
万方数据
从福岛地震中浅析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读《菊与刀》后感
作者：张美华， 俞泳欢， 张洁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刊名：
魅力中国
英文刊名：CHARMING CHINA
年，卷(期)：2011(11)
1.谢丽霞浅析日本民族性格——读《菊与刀》[期刊论文]-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3(5)
2.孙志鹏.SUN Zhi-peng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期刊论文]-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
3.陈丹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有感[期刊论文]-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2)
4.石婷婷《菊与刀》读书报告[期刊论文]-法制与社会2011(5)
5.张思宁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矛盾统一——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有感[期刊论文]-东方企业文化2011(12)
6.张茂增.赵付立.ZHANG Mao-zeng.ZHAO Fu-li人类学家眼中的日本世界——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期刊论文]-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3)
7.贾凌云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看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期刊论文]-东南传播2007(2)
本文链接：/Periodical_mlzg201111193.aspx。
《菊与刀》日本教育哲学论文
《菊与刀》日本教育哲学论文摘要：男孩子入学两三年后开始认真的训练，纳入日本成年人的严谨生活模式，学习各种生活德行，潜移默化地领会各种“情义”的道德教育。
男孩子懂得“自重”和“对世人的情义”，10岁开始学习对“对名誉的情义”，即开始懂得憎恶侮辱是一种美德。
一、日本人双重性格与日本启蒙教育本尼迪克特具有深刻精锐的观察力和慎思敏捷的感悟力，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学者，她从人性的角度，从文化、制度的层面深入剖析了日本民族的整体性格。
“菊”是日本皇室家族徽章，“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以此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敢于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1]（P3）日本人认同等级观念和极度夸大精神力量在视公平为原则和宣扬物质的西方文化中是无法理解的。
“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2]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格的特征。
正是这些养育习俗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矛盾性，即两面性。
在育儿方式上，日本与欧美可谓是大相径庭。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
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日本男人行为中的明显矛盾，也在教育内容及德育方面有重要影响。
二、日本耻感文化与教育《菊与刀》是研究日本人生存方式的典型著作，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罪感文化”相比较，日本人具有一种“耻感文化”，文化模式的不同导致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相同事情的心理、看法、处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日本人从小的教育中就潜移默化地渗透着这种“知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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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总第２５１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３ ２０１１Ｓｕｍ Ｎｏ．２５１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孙志鹏（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０５ＪＪＤ７７０００５）；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年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项目（０９ＳＳＸＴ０１７） ［作者简介］孙志鹏（１９８２－），男，河南新乡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学者；耻文化；集团主义［中图分类号］Ｋ３１３．５［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９３－０６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使用文化类型学的方法描绘出一幅日本人形象：处身于等级制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日本人的行为具有“集团主义”倾向。
“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
日本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就能很自然地实践德行。
日本人认为肉体和精神可以和谐共存，但这也同时造就了人格中的二元对立，总是以无原则的相对视角看待世界。
日本人的这些特殊性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儿童教育方式。
这种描述在战后初期成为认识日本人形象的基础，对此，日本学者从战后到现在呈现了不同的心理历程。
一、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菊与刀》在日本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讨论。
１９５０年５月，《民族学研究》专门出了一本“特集”对此书进行探讨。
川岛武宜在《评价与批评》中认为：《菊与刀》在比较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试图结构性掌握日本人这点上值得评价，但是她的分析欠缺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的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１］２６３－２７０。
南博在《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中认为：本尼迪克特使用的资料以明治中期以后的文献为主，最多接触到大正初期的纯粹日本文化，她的研究流于观念论［１］２７１－２７４。
有贺喜左卫门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制问题》中认为：《菊与刀》注意到以天皇制为首的上下阶层制度以及政治阶层和地方自治的二元性存在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但有必要对农村与都市的社会结构做更细致的探求［１］２７５－２８４。
和辻哲郎在《对科学价值的质疑》中认为：《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DOI:10.16164/ki.22-1062/c.2011.03.023法误解为全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区分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和普通日本人的观念［１］２８５－２８９。
柳田国男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中认为：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耻的文化”本来只限用于武士阶级，“义理”也不是日本首尾一贯的文化模式［１］２９０－２９７。
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缺点是毫无批判地使用资料，把各个时期的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混为一谈，误解日本人的地方很多。
例如，不加批判地使用江户时代学者记述的传说和明治以后的军人敕谕；从前线的日本军人身上得出日本人好战的印象；本尼迪克特对“义务”和“义理”的分析也缺乏历史性的考证而将其作为同一概念对待等等。
最后津田认为本尼迪克特将各种概念进行平面整合以及使用超时间的方式抽取日本文化特质和原型的方法很难全面认识日本人的性情，“这种方法，也许可以用在无历史的、社会构成和生活状态都很简单的未开化民族，但是对拥有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了复杂社会结构和高级文化的日本人来说，恐怕就不合适了。
”［２］以上诸位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批判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第一，本尼迪克特既不懂日语也不是日本史的专家，在资料的分析和使用上造成很多错误。
第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把明治以前的历史背景和明治时期的特点综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没有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化。
第三，本尼迪克特试图构建同质性的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职业、年龄等因素的差别。
日本学者以上的批判确实指出了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论证严密性上的不足之处。
而本尼迪克特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要以超越历史的视角来整体性地把握人类文化中不变的概念和结构，把在人类日常生活之中观察到的某些行为和倾向进行整合，对影响人类文化行为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究。
津田等人并没有站在与《菊与刀》同样的文化类型分析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探讨日本文化的问题，此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只是进行一般性的文本批判。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是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有批评的一面，又有不得不接受的一面。
刚刚经历战败的日本正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重建的战后改革，因为有这样一种外在压力，在有保留的批评中接受《菊与刀》对日本文化的定位似成为日本学者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１９５６年，日本在《经济白皮书》中表示：“已经不是战后了。
”这种经济上的恢复增长了战后重建中日本人的自信心与自我肯定的趋势。
６０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开始反思本尼迪克特使用“耻”的文化内涵：日本人对自身进行约束的力量只能求之于“耻”（外部规范）吗？日本人是否能像欧美人那样通过内向心灵的反省而形成完整独立的人格呢？这两个问题直接促使了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第一次问题意识的转换。
日本社会学者作田启一把“羞耻”从“耻”中分化出来，认为日本文化并非“耻的文化”，而是“羞耻的文化”。
首先，他认为“罪”是以善恶为标准的，“耻”是以优劣为标准的。
其次，他认为“羞耻”虽然常常与“耻”相混同，但二者仍有区别，即“羞耻的体验源自现实的或想象中的他人的关注。
但并不是所有的目光都会引起羞耻的感觉，使我们感到羞耻的是一种特殊的关注目光。
”［３］２９９他对“羞耻”进行了解释式的定义：“当普遍化和个体化这两种期待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不一致时，便会产生羞耻的感觉。
”［４］最后作田总结道：“可以这样概括耻—羞耻—罪这个系列：当引起耻的目光以外又有与该目光的关注方面不同的、超越所属集团的另一种目光存在时，耻会转化为羞耻。
而随着对所属集团（对羞耻来说是非本质的）同伴的劣势意识的减弱，羞耻将接近于罪恶。
羞耻存在于耻与罪之间，发挥着连接两者的媒介作用。
”［３］３０４作田通过“目光的交错”将“羞耻”与“罪”置于同一逻辑的延长线之上，“羞耻”源于“耻”但高于“耻”，并且“羞耻”在逻辑上还可以向“罪”进行转化，将“羞耻”置于“耻”与“罪”之间，是试图为日本人也同样会基于内部约束形成规范进行辩白。
尽管作田并未直接否认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罪”与“耻”的观点，但他更加强调“羞耻的文化”中积极的侧面，由此形成了对“耻文化”进行价值逆转的契机，即对其进行肯定式评价。
之后，井上忠司、中村雄二郎、副田义也都从这种角度对“耻文化”进行分化衍伸。
例如副田义也认为“日本文化的伦理规范，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是耻文化、罪文化、污秽文化这三层结构，它们是同时存在的，根据情况灵活运用。
”［５］日本比较文化人类学者中根千枝针对本尼迪克特指出的“等级制”和“集团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中根特意将日本与印度进行对比，中根认为，与印度社会注重“资格”（即种姓、职业、血缘等）相比，日本社会更注重“场所”（即家庭、公司、企业等）。
日本人通过在各种“场所”中的直接接触的人际关系，培养出了“自家人”和“外人”的意识，通过这种对“自家人场所”的认同与单一性归属，日本形成了一种以“纵向”的序列意识为观念核心的单一社会。
在这种重视序列的背后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每个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能力平等观”。
这种“纵向”组织形成的社会整体结构在各个组织之间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因此，与排他性的“横向”组织相比，“纵向”组织具有开放性。
最后中根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对日本社会结构的特征做了总结：“我们可以说，在日本人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可能不存在以绝对性为前提的思考或逻辑的探讨，或是虽存在而水平很低，相反却强烈存在着一种以直接的、感情的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相对性原理。
”［６］９１日本社会的特征就是，“联络感情优先于逻辑”［６］９７。
实际上，中根所说的“纵向”社会结构正是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等级制”，只是中根将正面的价值注入了“纵向”结构之中，展现了等级制中温情主义的一面。
中根从概念范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重要影响，她们的区别只是本尼迪克特看到了硬币的背面，而中根却将硬币翻到正面。
中根进行“社会结构”比较的立意初衷是为了避免陷入欧美中心论的窠臼，将比较的视点由欧美转向印度，但中心的转移并非从根本上消除中心本身，而是在欧美中心之外另立中心，且以近代化并不成功的印度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相比的自然逻辑结果就是日本也成为近代化的中心之一。
这种从欧美到印度的比较中心视点的转换，即是从与欧美相比时的不输于欧美式近代化的自信到与印度相比时的对日本式近代化道路的不言而喻的夸耀。
日本精神病理学者土居健郎对本尼迪克特给日本文化的定位表示不满。
“首先，我认为她的思维方式中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感罪恶之文化’是注重个人心灵深处的内向的行为规范，而‘知耻辱之文化’则是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向的行动规范。
所谓前者优后者劣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
其次，本尼迪克特把‘罪恶感’与‘耻辱心’看做是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片面。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往往会同时体验或感受这两种感情，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７］３０土居认为在“背叛”的层面，西方人是“背叛个人精神内部形成的超自我”，而日本人是“背叛了自己的所属的集团利益”。
进而指出“日本人罪恶感的结构鲜明，即出自背叛心理，终于谢罪行为，这才是日本人罪恶意识的根本特征。
”［７］３２同时，土居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语言与无意识和心理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对日语中独特的“甘え”（依赖）一词的分析，指出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被动的爱情希求”，即“依赖是要否定人与人本应分离的事实，企图减轻分离痛苦的心理活动。
”［７］５１土居认为依赖心理是义理和人情的基础，既是造成日本人社会封闭性和逻辑性欠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包含着宽容、包容和平等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