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银行事件的原因

金融衍生品一把双刃剑
利森被授权从事的业务主要进行日经225指数期货期权套利活动。

为牟取私利,利森超越权限进行大规模投机交易。

他在日经225指数期权投机中采取的是等价对敲卖出期权策略,以此期望获取可观的权酬但是,一旦期权市场价格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大幅变化,其损失也十分可怕。

基于日本经济将逐步摆脱衰退并稳定发展的判断,利森大量建仓。

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
1月,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日经指数不断下跌。

为弥补亏损,利森增加了日经225指数期货多头和日本政府债券空头仓位,孤注一掷地寄希望于日本股市超卖回调和债市回落。

然而,日经指数继续下跌、债市行情不断高涨,利森面临追加保证金的压力越来越大,隐瞒巨额亏损也日益困难。

在上级派来高级清算员后,问题很快暴露了：利森越权进行了200亿美元的日本利率期货和70亿美元的日经指数期权和期货交易。

而后者将巴林银行推向毁灭。

表面上看,该悲剧是高风险金融衍生品惹的祸,但实质并非如此,因为金融衍生工具在套期保值和投机中都能发挥作用。

在套期保值中,投资者将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通过金融衍生市场上的交易转嫁给第三者。

在投机中,投机者通过承担价格波动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以求换取价格波动风险可能造成的收入。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通常实行的是保证金交易制度,投机者十分偏爱其高杠杆特性。

因此,金融衍生产品既能为追逐风险者服务,也能为规避风险者服务,将巴林银行倒闭简单归于金融衍生工具是没有道理的。

追根溯源巴林银行的倒闭与其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存在的重大漏洞分不开。

导致巴林银行倒闭的直接原因是里森用于掩饰错误的“88888"账户始终没有被总部发现。

“88888“账户的开立和消除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失误.
首先，总部要求里森更改进行错误交易处理账户时没有进行很好的沟通，尽管错误记录处理账户己经由”99905”转为“88888" 但是这个信息只有开设账户的员工一个人知道、其他员工包括最高管理者均不知道该账户的存在，开立用于处理错误记录的账户、如此重要的业务信息竟然为让管理者知道;
其次，在总部恢复使用旧“99905”账户处理错误记录时，临时88888'.账户不但没有及时消除而且该信息也没有向最高管理者报告备案，从而使88888账户成为内部控制的‘盲区”，成为各种内部控制措施难以触及的地方，直到最终巴林银行倒闭才知道该账户的存在可以说正是"88888''账户这个关健控制点的失控导致了巴林银行悲剧的发生。

这次巴林事件中，在利森大量在日经指数上做多头时，日本的经纪行却建议客户大量治空，因而有人称巴林破产案实质上乃是日资联手吃掉英资的一场“世纪期货大战”。

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不少美资、欧资在日本股市栽倒在日本人的联手交易中，日本证券金融界有联手的习惯。

利森似对日本金融界这一特性缺乏了解，长时期持有巨额多头仓位引起日本人注意，并最终给日本金融界以足够的时间进行部署。

内控机制名存实亡
首先，巴林银行风险控制的信息交流机制不畅通。

在事件发生之前,巴林银行主要包括四大部分：
一是巴林兄弟公司,主要进行公司融资、银行业务和国际融资；
二是巴林证券公司；
三是巴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管理机构和个人基金；
四是以47%的股份控制了一家美国投资银行。

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直属巴林银行主管国际业务的巴林兄弟公司,由后者评定其业绩,但是,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财务管理和业务监控却由巴林证券公司负责。

业绩评估与业务监控的分离造成巴林银行风险监控信息交流相当困难。

其次,新加坡分行在内控制度安排上明显不符合“双人原则”。

利森作为期货交易部经理同时兼做交易和结算,其妻子也在结算部门工作,这使得其有条件为所欲为。

利森88888的账户资料除保证金项目外,从每天向伦敦汇报的交易记录中删掉,然后利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收市后的3至5分钟,由88888账户与另一个代表巴林证券编号为92000的账户进行买卖交易,每次均安排92000账户盈利,亏损的合约则全落人88888账户。

这些行为在实施“双人原则”的内控环境里,是很难得逞的。

目前在西方企业普遍实行一种精明有效的内部控制活动.即强制休假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员工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要离开岗位进行强制体假.由他人代替职务和工作，强制休假的频率至少一年一次。

实行这种制度的理由是无论多么完善的内部控制总会存在漏洞，内部控制制度的质量永远不会超越设计制度的人的思维水平，长期在某一制度规则中总能发现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利用这种不足和缺陷谋取私利。

最后,巴林银行高管人员缺乏风险管理经验。

巴林银行高管人员变动频繁,一些对金融衍生产品并不熟悉的人被推上风险管理岗位。

至1994年,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证券营业部是巴林银行系统内惟一尚未建立独立部门来监察风险管理和法规执行的单位。

不重视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尽管资产负债表具有静态性，但它确实反映了企业在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及承担的风险，而巴林银行主管却对资产负债表置之不理。

这从彼得·巴林的话语中可以明显看出“若以为揭露更多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就能增加对一个集团的
了解，那真是幼稚无知。

”
再次，管理层没有应有的风险警觉意识。

在巴林银行倒闭案中，当交易员里森由于违规操作使亏损不断加大并且不能通过白身周转来掩盖亏损时，开始要求伦敦总部汇人资金。

由于亏损不断加大，里森开始超常规的向总部索要资金，这种情况下巴林银行总部不但没有警觉到风险的存在而且违反英格兰银行的规定向里森输送资金，这些均说明巴林银行总部不但对里森非常规要求汇人资金毫无风险警觉意识而且一味的满足，暴露了总部在风险评估中的失误。

最后，不理智的人力资源政策。

尽管里森曾经为巴林银行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巴林银行“用人不疑”的政策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一叶障日不见泰山的用人政策走向了极端，从而异致了悲剧的发生。

李森对这段时间的描述为：“对于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这件事，我觉得不可思议。

伦敦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数字都是假的，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每天向伦敦总部要求的现金是不对的，但他们仍旧支付这些钱。

” 从金融伦理角度而言，如果对以上所有参与“巴林事件”的金融从业人员评分，都应给不及格的分数。

尤其是巴林的许多高层管理者，完全不去深究可能的问题，而一味相信李森，并期待他为巴林套利赚钱。

监管当局疏而又漏
首先,巴林银行母国监管机构的会计规则存在漏洞。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母国监管机构必须对国际银行实行全球并表监管,并应用合适的审慎标准。

作为注册银行,巴林银行应定期向英格兰银行申报投资情况,特别是大额风险投资（高于银行资本10%）情况。

但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并未察觉巴林银行承担的高额风险（高于银行资本的25%）。

上述情况能够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英格兰银行允许巴林兄弟公司和巴林证券公司采取单一综合模式申报会计财务资料,两机构间的资金往来一律视为同一机构内不同部门之间的交往,绝大部分无须寻求英格兰银行的批准,造成巴林兄弟公司的资本不动声色地移往巴林证券,再转到其海外附属公司,从而使英格兰银行的监管失效。

其次,巴林银行东道国监管机构在限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方面存在失误：
一是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没有严格执行持仓上限,利森在88888账户累积的6万张单边合约远远超过了1000张的规定；
二是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漠视异常交易现象,在3至5分钟内的收市后结算期内,利森频繁地登记大量巨额内部对盘交易,这些异常现象没有引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的警觉和制止；
三是东道国缺乏充分地外部审计,1994年11月,新加坡著名会计事务所库帕斯——利布兰公司对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期货部的审计结论竟然是,其内部控制环境是令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