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派小说中的“假志士”现象平议
《儒林外史》：清代社会及士人风貌的讽刺与反思
儒林外史：清代社会及士人风貌的讽刺与反思1. 简介《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的一部长篇小说，描绘了清代社会中一些士人的风貌和行为，以嘲笑和反思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
本文将探讨《儒林外史》这部作品中所揭示的清代社会及士人风貌的讽刺与反思。
2. 清代社会背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清朝，封建统治开始衰落，在这个时期，士人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人们逐渐抛弃了原来忠诚于国家、公正无私的精神，而沉迷于功名利禄、权力斗争和道德堕落之中。
3. 儒林外史中的讽刺元素《儒林外史》通过对一系列角色和事件的描写，以幽默方式讽刺了清代士人及其风貌。
其中包括：3.1 混迹于儒林的庸碌士人小说中有许多以谋取功名为目的，却没有真才实学的庸碌士人。
他们通过花言巧语、投机取巧和互相拉帮结派等手段，竞争权力地位和官职，而不顾国家民生和社会公正。
3.2 政治腐败与荣辱观小说中描述了一些官员贪污受贿、阳奉阴违等现象，揭示了当时朝政腐败的问题。
作品还通过对荣辱观念的讽刺，展现了一些士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甘愿舍弃道德良知的丑态。
3.3 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地位小说中女性形象多被描述为柔弱无力、被动从属，因封建礼教限制使她们难以独立思考和行动。
作者通过妙语调侃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低下，表达了对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反思。
4. 反思与启示《儒林外史》虽是一部当时社会的讽刺小说，但其中所暗含的反思和启示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警醒人们不应只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强调公正、廉洁和道德品质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呼吁人们追求真理、尊重他人。
•呼吁改革封建礼教，促进女性地位的平等与提升。
5. 结论通过《儒林外史》，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嘲讽和讽刺手法，深刻揭示了清代社会及士人风貌的丑陋，给予读者警醒与反思。
这部小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并引发了对清代社会现象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同时也提醒着我们，面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我们需要保持警觉并勇于改变。
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
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晚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涵盖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和风格。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假洋鬼子的形象，这些形象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比的结果。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讨论晚清时期文学中的假洋鬼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指那些自称为外国人的中国人，他们通常着装西方服饰，习惯使用洋文，借此展示自己的“文明”。
这些人通常没有真正的西方教育和背景，他们只是通过接触洋人和洋货，从而使自己看起来更“文明”而已。
在晚清文学中，假洋鬼子常常被用作批判的对象。
作家们通过改编传统故事和发明新的故事，写出了许多生动的形象来批评这些人。
这些假洋鬼子通常被描绘成滑稽可笑的形象，他们的言语和行为透露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
例如，《刘三姐》中的“老猪头”就是一个经典的假洋鬼子形象。
这个角色穿着西式服装，背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路，说着一口奇怪的洋文，却不知道这些洋文的真正含义和用法。
这样的形象让读者感到娱乐和滑稽，同时也暴露出假洋鬼子的无知和虚伪。
其次，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也被用来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
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文化冲击，西方文化的浸润让许多中国人不知如何应对。
假洋鬼子这个形象充分展现了中国人通过模仿和学习西方文化，而未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它的尴尬。
这个形象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和文化？是仅仅通过模仿和表面的改变就可以达到的吗？作家们通过刻画假洋鬼子的形象，向读者展现和提问这个问题。
最后，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也被用作暴露社会现状的工具。
在这个时期，许多人通过冒充洋人或趋炎附势来获得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地位。
这样的现象有时候会导致一些乱象和混乱，也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文学作品通过描绘假洋鬼子的形象，暴露了这些人所带来的问题和危害。
通过这样的作品，作家们提高了读者的觉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总之，假洋鬼子是一个充满讽刺和挑战的形象，在晚清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和应用。
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
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前言晚清时期，中国逐渐逐步走向现代化。
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强制开放使得中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和弱小，而洋务运动则是晚清政府试图引进西方科技以强国的一种举措。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与此同时，多彩的文学形式也在记录这个时代，其中，对于外国人的描写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很多所谓的“假洋鬼子”。
本文将从晚清文学角度分析假洋鬼子的形象和社会背景。
假洋鬼子定义假洋鬼子，是指那些自称是洋鬼子的人，但实际上并不是。
他们为了走红门路、卖文章、忽悠市民，而姑且称自己是外国人，利用所谓洋人的神秘色彩制造新鲜感和话题性，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形象在晚清文学中颇为常见。
假洋鬼子形象描述晚清文学中，假洋鬼子的形象多以欺骗和恶意角色形象呈现出来。
小说《狄仁杰断案》中，有一名名叫萨拉丁·法迪·贺·上等伯爵的人，其实是一个中国人，为了骗取财物冒充洋人伙同人绑架他人。
他的形象让人深恶痛绝。
而在清朝晚期的《漏泄的痕迹》中，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
他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利用所谓的外国人的身份，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欺骗和诈骗活动。
这一类人物的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了晚清时期文学形象塑造的一部分。
假洋鬼子的社会背景假洋鬼子的出现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对于外国人的神秘和陌生感受十分强烈，同时，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强制开放，大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这些外国人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假洋鬼子们趁机出现。
而他们诈骗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对洋人起着深深好奇心的中国民众，对洋人印象不够清晰，容易被一些假洋鬼子所欺骗。
此外，晚清时期由于重视外国文化，许多人会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无论他们是不是在国外真正学到了知识，似乎都能混淆视听，装备盘根错节的外国话术。
这些人也成为了假洋鬼子的一个来源。
总结作为晚清文学中的一部分，假洋鬼子形象的出现，展示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外国人的神秘和好奇感受，也说明了虚假和骗子在这个时代的产生过程中的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
晚清语境中的鲁滨孙汉译重点讲义资料
晚晴《大陆报》的《鲁滨孙飘流记》译本的革命化改写——著名学者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虽然算不上是最早, 但说得上是不断重译得最多的英国经典长篇小说之一,自钱塘跋少年沈祖芬于1898年译毕,题为《绝岛漂流记》,1902年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以来,在整个20世纪出版了不下四十种译本、节译本、缩写本、改编本和英汉对照本,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鲁滨孙汉译系列。
但汉译《鲁滨孙飘流记》并不等于源文本,无论译者是否采取忠实原作的翻译策略,实际上都是一种显在的或潜在的改写。
所以, 我们首先不能不面对这样先在的问题:《鲁滨孙飘流记》是如何被选中、汉译、阐释,甚至是被改写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谈论鲁滨孙?谈论什么?事情得追溯到20世纪初,《鲁滨孙飘流记》一下子有三种汉译本面世：沈祖芬本《绝岛漂流记》(1902)、《大陆报》本《鲁宾孙漂流记演义》(l902一03)和林纤、曾宗髦本:《鲁滨孙飘流记》(1905)。
这种情况,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鲁滨孙飘流记》“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假如没有西方“在非洲、太平洋和大西洋荒野之地创造它自己的新世界的殖民事业,出现鲁滨孙·克鲁索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º。
这一观点对于“从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柯文语)的西方知识分子也许有着振聋发馈的作用,但经历过帝国主义瓜分惨痛的中国,对于这部即使没有萨义德的提醒或揭露,也不难确认其帝国话语倾向的小说¹,其殖民意识形态与当时中华民族处于被殖民命运的危急关头正相天然敌对, 为何还会被选中?而且是如此密集地几乎是同时推出三种译本?1.《鲁滨孙漂流记》的第二个汉译本的翻译情况刊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10月出版的《大陆报》第1一4期及第7一12期,初刊目录题为冒险小说“鲁宾孙漂流记演义”,正文去掉“演义”二字,后都沿用此名;著者被译为“德富”,译者佚名—这倒并非因为歧视译者,而是由于该刊所有文章皆不具名。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有什么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有什么？近代后期，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大力倡导，文学领域掀起了“小说界革命”。
它既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和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借鉴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文化商品市场繁荣的直接产物。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为文学最上乘”，肯定小说的价值，甚至将其称为是“最上乘”的文学。
他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遂成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
这一时期，创作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启迪民智，伸张民主。
在“小说界革命”中涌现出的最具影响力的小说，莫过于被鲁迅先生称为“谴责小说”的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官场现形记》为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所著。
小说最初于《上海世界繁华报》上连载两年，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
作品集中描述了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统治集团的腐朽。
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和丧权辱国的劣行，刻画了封建社会行将就木、似要崩溃的群丑图。
据考证，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影射现实中人，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所记之事也多为实有其事，因此在晚清官场颇为风行。
后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非常愤怒，为整顿吏治，她竟然以此书为线索按图索骥，惩办污吏。
这部小说具有诙谐讽刺的现实主义特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是吴趼人的代表作。
它最初连载于1903—1905年的《新小说》杂志上。
作品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
小说通过主人公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从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前后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左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朝社会的黑暗现实。
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晚清小说中的社会现象与批判意识》
晚清小说中的社会现象与批判意识1. 引言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动荡、变革的时代，社会发展迅速，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出现。
在这个背景下，晚清小说成为了人们反思社会现象和表达批判意识的重要媒介。
本文将通过对晚清小说中描绘的社会现象与批判意识进行探讨，以进一步理解晚清时期的文化和思想。
2. 社会现象的描绘2.1 士绅阶层的腐败与虚伪晚清小说常常描绘士绅阶层内部的腐败、贪污和虚伪。
例如，《红楼梦》中贾政家族以及《子夜》中周仲英等人物都是典型的代表。
从这些描绘可以看出，封建士绅在权力面前往往失去了原有的道德和品行。
2.2 妇女地位与束缚晚清时期，封建礼教严格约束着妇女的地位和行为。
在小说中，经常描写女性的封建压迫、婚姻不自由以及面对外遇等种种困境。
这些描绘给人们带来了对社会道德和伦理的强烈批判。
2.3 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晚清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
小说通常通过展示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的艰辛生活和无奈处境，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判。
例如，《老残游记》中的乞丐阿四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3. 批判意识的表达3.1 对封建制度的反思晚清小说经常对封建制度进行深入反思，揭示其弊端和不合理之处。
例如，《红楼梦》中通过荣府与贾府衰落的叙述，暗示了封建制度腐败无能、注定衰落的命运。
3.2 对传统观念与道德标准的挑战晚清小说时常突破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并通过各种人物形象来提出批判性思考和质疑。
例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正是挑战传统道德秩序的典型人物，他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强烈批判。
3.3 对社会现象的直接抨击晚清小说家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揭示和描述，直接抨击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
他们以小说为媒介，表达对社会阶级、制度、伦理以及道德等方面问题的思考和批判。
4. 结论晚清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与批判意识的重要文学形式，通过细致入微地描绘社会现象和表达批判意识，呈现了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与变革的真实图景。
苏菲亚形象的传入与晚清侠义小说创作的转变
文学史研究苏菲亚形象的传入与晚清侠义小说创作的转变田露内容提要：在晚清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介绍者因各自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对这一形象进行了种种的增删、改写，“女性身份”与“以身殉义”的结合成为苏菲亚被国人接受的主要原因。
本土小说创作中的虚无党女杰形象，体现出了创作者对女虚无党人的接受和想象方式，并凸显了他们对传统资源的借鉴和挪用。
其中陈冷血通过对虚无党小说的翻译进一步提出了“侠客主义”的主张，完成了晚清侠义小说创作上的转变。
关键词：苏菲亚 虚无党 侠义小说 陈冷血 侠客主义晚清女性启蒙与解放运动的初衷，是源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时代潮流，也得益于学习西方、追随先进的时代精神。
由于其时的有识之士对传统中国的女性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及遗风陋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因此，从西方引入优秀的女性形象作为效仿、学习的楷模就成为他们塑造中国“新女性”的策略之一。
在这一思路下，参与法国大革命的罗兰夫人、抗击英军的少女贞德、护士职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美国小说家批茶女士等等西方女杰形象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章书刊中，介绍者往往在叙述她们生平事迹的同时，更是称赞她们为女性群体的典范，希望旧中国的女儿们能够追慕先贤、脱胎换骨，造就一代新女性。
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1854-1881）也被介绍到了中国读者的面前。
与上述其他的优秀女性不同的是，苏菲亚形象的引入并未对中国新女性的塑造和成长产生如预想般重大的作用，反倒进入传统侠义小说的女侠形象序列中，并对中国传统侠义小说创作的发展转变提供了难得的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一中国知识界最早关注到俄国虚无党的主张和事迹，是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西文源于希腊文anarkir，指没有统治，因此Anarchism一词在中国曾被译为“无强权主义”、“无治主义”，音译为“安那其主义”、“安挪克主义”。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辩论始末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辩论始末公管A1101班马小彤 2011017238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
一、主要过程：（一）初次交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又在二十八年创办《新民丛报》。
康有为则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反对通过革命办法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寄希望于光绪帝，祈望光绪复辟，继续推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同他们倡议“联合”，都被拒绝。
可是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
改良派从切身利益考虑，在加紧要求清政府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抵制革命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革命派，正面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正面辩论：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革命派主办的报纸、杂志达60余种，其它革命出版物“无虑百数十种”。
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同盟会的主张，《民报》则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供不应求。
对此康、梁十分恐惧，公然宣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同盟会政纲。
改良派的活动，成了民主革命的巨大障碍，孙中山立即组织革命派进行有力的回击。
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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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1月 Vol.41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an. 2019──────────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8WX023） 收稿日期：2018-09-13 修回日期：2018-12-11 作者简介：郭继宁（1963-），男，青海西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34-文学研究晚清革命派小说中的“假志士”现象平议郭继宁，陈自然（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摘 要：晚清社会集中出现了一批舍生取义的革命前驱，但在革命派小说中却大量出现了“口头革命家”与“吃革命饭的先生”。
这些小说所营造的具有历史现场感的场景，一方面反映了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过真假志士的对比，更加彰显出孤绝奋斗的革命者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政治小说；革命派；假志士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19)01-0034-05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1.008Comment on the “Phoney Revolutionist” Phenomenon in Revolutionary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GUO Ji-ning, CHEN Zi-ran(Department of Chines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Abstract: A group of precursors who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revolution appear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a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verbal revolutionists” and “Mr. revolution who eat revolutionary meals” in revolutionary novels. On one hand, the historical scenes created by these novels reflect the complex social rea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enuine and false revolutionist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spiritual core of idealism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Key Words: political novel; revolutionaries; phoney revolutionist与“新小说”的兴起与没落相始终，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在以小说的形式宣传政治理念，从而争夺话语权。
在这些政治小说中，也描写了为数不少的假革命、假维新，可谓鱼龙混杂。
这一现象真实地反映了晚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致力于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为实现政治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另一方面，也为政治投机者提供了生存土壤。
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在这类小说中，革命派自然极力丑化改良派；同样，因政见使然，改良派亦对革命者多有讥讽。
题设所致，笔者仅以革命派小说中出现的以革命为幌子的假志士作为分析对象。
一、“口头革命家”在晚清，前所未有地集中出现了一批舍生取义的前驱，谭嗣同可谓其中第一人。
仅就革命派来说，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发生这十几年的时间，从陈天华、吴樾、章太炎、邹容、禹之谟、万福华、张继、徐锡麟、秋瑾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们大义凛然的精神至今令人动容。
在具有革命倾向的小说中，也不乏从容赴死的志士，比如《狮子吼》《卢梭魂》《刺客谈》《瓜分惨祸预言记》《自由结婚》都着力塑造了这类形象。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就有：猛回头作者陈天华、章邹案及苏报案、鉴郭继宁，等：晚清革命派小说中的“假志士”现象平议-35-湖女侠秋瑾、华兴会与万福华刺王案、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等等，这些革命者皆信仰坚定、宁死不屈。
的确，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且英雄辈出的时代：被控诸人预知消息，多出走避之。
……章炳麟不肯去。
曰，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拘拿，今为第六次矣。
及西捕至爱国学社，问谁为章某。
炳麟正在客室中，自指鼻曰，我即是。
欣然随之去。
[1]简笔勾画，仿佛太史公笔，令人动容。
众学生咸劝瑾出奔，瑾不答。
学生于是散去者数十人。
清兵旋至学堂，不敢遽进。
又有学生劝瑾向后门乘河渡船走者，瑾神色自如，只令学生及办事人先走，自居内室端坐不动，盖自闻徐锡麟死耗，已蓄义不独生之志矣。
[2]因公葬“为反抗日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而投海之新化人陈天华，及为创办上海中国公学失望而投海之益阳人姚宏业”[3,p170]而被捕的禹之谟就是其中的典型：清大吏惮之谟名，迟迟不敢发，会六月湘学界抗争盐商浮收，风潮甚烈，……坐之谟以率众塞署罪，湘抚遽下令逮捕，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与之谟相善，力劝之避。
之谟不可，曰：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
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躯。
遂于丙午六月二十一日被捕，士绅等为之营救申辩者日数十起。
”[3,p170]在历史现实中，无论是谭嗣同、徐锡麟、秋瑾、吴樾等的从容赴死，还是陈天华、姚宏业、陈天听等的舍生取义，以及邹容主动入狱、沈荩的被杖毙所体现出的崇高人格与舍生取义的“烈士情怀”无不令人肃然起敬，“在清末，几乎每一位革命烈士都成为学生崇拜的偶像。
他们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表达敬仰缅怀之情”[4]。
与上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革命派小说中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口头革命家”。
革命者创作小说注重的乃是小说的宣传功能，并非以写作为主业，而且作者往往不可考。
这些小说也并不注重情节的完整性，少有终篇。
假托“日本女士中江笃济藏本，中国男儿轩辕正裔译述”的《瓜分惨祸预言记》是罕有的结构比较完整的小说，以应验预言的方式许诺了光明的未来，激励国人投身反满救国的大业。
这篇小说在对革命志士进行正面描写的同时，也用对比的手法对真假志士进行了区分：却说那瓜分警报传到中国，便有些真正志士，急的似蚂蚁在油锅上一般，成日里如狂如痴，东驰西走，呼号奔告，直至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苦苦的思量要抵抗外人。
也有些平日会说大话的，到了此时，好似狗子闻狮吼一般，早把尾巴子夹在屁股后，连头也不敢仰一仰，只是坐以待毙了。
[5]如果说《瓜分惨祸预言记》还只是一种抽象的、总体性的概括，由“新中国之废物”撰、“南营蛮子”评校的小说《刺客谈》则通过具体人物、事件的描写，对真假志士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性描摹。
这篇小说故事的原型是1904年冬在上海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万福华。
小说正面描写了“刺客”范朴安（即万福华）的身世及刺杀前后的详细经过，也花了很大篇幅描写假志士，并将刺杀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假志士。
但是现今的志士，却都是文人……终日说暗杀，谈革命，想哄动旁人，替他冒险。
他自己却袖手旁观，坐视成败。
……所以人人都说志士可敬，我独说志士可杀。
就是那一班大人先生，也觉得这种人是不足为患。
[6,p27-28]小说中的汪秋（影射王之春）想借奥林铁路（即粤汉铁路）废约之事“开复原官”，“不料被报馆中探听着了，就将他鬼谋宣布了出来。
”[6,p47]志士范朴安决定刺杀他。
《时事警闻》主笔娄博古与知新学堂学生林自弃均表达了助范杀汪的意愿。
他们将“一枝锈而且旧的古式手枪”交给范朴安，把“一枝光明鲜亮的手枪”留给自己。
去执行刺杀的途中，真假志士对比已经跃然纸上：那个范朴安，气宇威严，越显出他那一种慷慨激昂的神色。
只有那个姓林的手足战栗，颇有点惶惧的样子。
姓娄的低眉合眼，像个已经吓死的一般。
[6,p50]林自弃明确表示，“我们刺客可做，死却不肯的”[6,p51]；娄博古也发“宏论”：“生平研究一种空前绝后的学术，叫什么让学。
他说这让学的解释，是议论让我先发，险事让人先做，祸害让人先当，逃时让我先跑”[6,p51]。
娄博古早为林自弃想好了退路，“我今天回去，就替你做一篇时评，刊在我们的报上，只说你因忿激奥林铁路之第41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1月 -36-事，已投黄浦自尽。
如此一来，旁人决不会疑心到你身上来的。
”[6,p51]三人以友人之名约汪秋到一个番菜馆锦春谷吃饭，刺杀机会来临，林自弃与娄博古丑态毕露，“二人都急得一身冷汗，战兢的伸手让做。
……那林自弃拿脚踢娄博古，叫他动手。
娄博古拿手拉自弃，叫他动手。
两个人闹了半天，都不敢动手，那汪秋却已扬长而去。
”[6,p53]在马路上埋伏着的范朴安，“忽听得差官喊道：‘预备马车，大人走了。
’他这一急，却又急得非同小可，也顾不得什么，只得拼命的跑进锦谷春，迎上前去。
走到半扶梯上‘迎面遇着汪秋举枪就刺’，那知措手不及，已被他的差官一手按住，随即走拢多人，将他拿住。
……二人及楼下那人见事不妙，早已一溜烟的抱头鼠窜，逃得不知去向。
”[6,p54]真假志士昭然若揭，“娄、林二人，是只转逃生的念头，朴安一人只是想拼命的心思，这就是懦夫与壮士的分别了。
”[6,p52]同属革命派阵营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录了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的过程：甲辰（1904）春，湖省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等组织华兴会……时福华闻前桂抚王之春有勾结俄人侵略东三省之举，异常悲愤，乃向友人假得手枪一枝，日欲伺隙狙击王之春，以警凶顽。
初潜伏跑马厅新马路昌寿里王寓所左右多日，迄无下手机会。
乃于十月十三日，冒王友赵某名义，邀之春会饮于福州路金谷香西菜馆。
之春依时赴约，甫入门，福华大骂王卖国之罪，即举手枪击之，以不谙先拨机制然后放枪之法，攀机十馀次，均无子弹射出，遂为西捕所擒。
[7,p77]冯自由认为万福华刺杀未成功的原因是“不谙先拨机制然后放枪之法”，而不是如小说中归结为假志士（懦夫）的自私与懦弱。
与小说中所描写的壮士范朴安与懦夫林自弃、娄博古共谋此事不同，现实中万福华是与刘师培、林獬等人密谋行刺王之春的，并且是刘师培将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的。
时刘师培信仰无政府主义，林獬与张继也都是坚定的革命者。
以张继为例，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首任编辑人兼发行人，他从未用过笔名，在当时清廷对革命派恨之入骨的环境下，其大义凛然可想而知。
据冯自由回忆，万福华被捕后，“越日，党人章行严闻讯往捕房慰问，捕房因得跟踪至馀庆里机关大事搜索，在寓之黄兴、苏鹏、张继、薛大可、章勤士、徐佛苏、郭人漳、林万里、朱启陶、陈天华等十馀人尽被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