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汉_羌祸_的重新审视

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杨永俊内容提要:于东汉“羌祸”,古论在“众羌内徙”上做文章,今论则从内地政权对羌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上找根本原因。

古论述远因,是间接因;今论讲近因,是直接因。

古论夸大远因,今论无视前提,故唯有结合古、今之论,方能圆通无碍。

本文作了此番思索后以为,内地政权对羌众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得以“羌众内徙”为前提条件,而不适时宜、地宜的“众羌内徙”反过来又强化了激成东汉“羌祸”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造成“羌祸”“烈”的特点。

关键词:羌祸　内徙　众羌内溃　经济剥削　政治压迫由西汉武帝拓西疆逐西羌而激起的“羌乱”,发展到东汉时渐渐向“羌祸”恶化。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众羌开始在西州“内溃”开来,“叛羌”“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朝廷不能制”,无可奈何之际,安帝只得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①。

历十载之久的永初“羌祸”方告结束,顺帝永和末(公元140年)又发生了以且冻、傅难种首发的众羌“内溃”事件,“羌、胡大寇三辅”②,“烧园陵”③,朝廷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④。

继折腾了七年之久的永和“羌祸”后,汉末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东、西羌乱再起,“寇并、凉二州”⑤,直至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段纪明剿灭东羌,“羌祸”又持续了十一年时间。

断断续续延时达六十年之久的剧烈“羌祸”,给东汉政权以致命打击,虎虎生威的“中兴”王朝终于被彻底拖垮了,接踵而来的是纷纷攘攘的天下大乱。

为什么会发生“众羌内溃”的不幸呢?为什么会出现汉“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⑥的现象呢?古人往往从“众羌内徙”上挖根子,以为不把羌人迁徙内郡,尤其是不让降羌内徙三辅、河东,就或许只有羌的边患,而不会诱导出终成肘腋之疾的“内溃”后果。

①②③④⑤《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的1760页。

《后汉书・顺帝纪》第2本,第271页。

同上,第1689页。

参见《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的1687页。

参见《后汉书・西羌传》第10本,2886页与2888页。

曾亲身指挥平定汉末东、西“羌乱”的名将段纪明是这种看法的始作俑者。

“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①。

作为军事家段纪明的这一偏颇之论到了南北朝史学家范晔手里,则被演绎为传统的代表性的史论观点。

范晔在《后汉书》论及东汉“羌祸”时,借用并发挥了段纪明的见解:“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

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叛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之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

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

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

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月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②“羌众内徙”诱导东汉“羌祸”史论一经确立,古人就很难脱其樊篱,即使大史家如司马光也无法例外。

司马光探究东汉“羌祸”之由时,很强调汉统治者“御之不以其道”③的统治术。

而所谓的“不以其道”,用他的原话,即是指汉统治阶级“内徙羌众”的治羌作法有违“外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④的“先王之政”⑤。

传统的史论观点甚至于对近现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的史学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他的不朽之作《秦汉史》中以为:“羌兵不若匈奴之强,众不逮鲜卑之盛,而患转甚于匈奴、鲜卑者,以其居塞内故也”⑥,依然把羌众内徙居于塞内当作东汉“羌祸”的根本原因。

从“羌众内徙”来探究东汉“羌祸”,这一传统史论观应该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探及到“羌祸”能于内郡发生的一个远因,一个间接原因。

不过,由于种种客观的与主观的原因,古人往往把这个间接的远因当作了直接的、主要原因,夸大了作为次要原因的“徙羌”在东汉“羌祸”中所发生的作用。

古论之所失,与历史现实本身比较复杂的表里关系及人们的认识总难免被传统意识观念左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徙羌”入内或让众羌内属,是两汉时期内地政权理羌政策的重要内容。

为了分而制羌,西汉景帝就尝试过把主动归顺的研种留何羌徙迁塞内的作法。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挟战败先零诸羌之余威,把降羌安置在金城郡,并“置金城郡属国以外之”⑦。

赵充国纳降羌于边邑郡县治下的作法,不仅宣告了汉武帝逐羌塞外政策的终结,也开了日后西羌大批内属徙居内郡的风气之先。

东汉光武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与马成等击败先零诸种羌,“徙降羌置天水、陇西、扶风”⑧,它开启了徙羌内郡的先河。

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窦固与马武等在西邯击溃烧当滇吾,“徙七千口置三辅”⑨,降羌始被置于汉朝心腹地带。

建初二年(公元77年),三辅的一部降羌又被远徙河东 λυ,这是羌众东徙最远的一次。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击破烧当迷唐,“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 λϖ。

这是东汉“众羌内溃”前最后一次徙羌。

除了以上有组织的“徙羌”外,羌族种人还较经常地自动内属徙居塞内,流布内郡。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见袁宏《后汉纪》第110卷。

《后汉书・西羌传》2880页。

《资治通鉴・汉纪》第3本1371页。

《汉书・宣帝纪》第1本262页。

吕思勉:《秦汉史》(上)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同上。

同上。

《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1817页。

《后汉书・西羌传》第10本第2901页。

《后汉书・段　列传》第8本2151页。

通过强制“徙羌”与羌自动内徙,自古生活于“三河间”的羌族到东汉“众羌内溃”前夕已广泛分布于陇右、益州、河西、河内,并深入三辅、河东。

羌众散布于西州,为“羌祸”铺展于内郡制造了契机。

出于民族的归同感与种的亲缘关系,每当塞外羌种拥兵向塞时,边地保塞羌或内郡属羌就有不少自觉起而响应的。

如中元二年(公元57年),烧当羌从大、小榆谷攻陇西郡,“于是守塞诸羌皆叛”①。

同样,久居塞内的某一羌种揭杆反汉时,相关部落的塞内羌也有起而应和的。

如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②。

这种塞外羌与塞内羌及塞内诸种羌间相互声援的羌族反汉,势必把战火从塞外烧及塞内,由边邑延及内郡。

永初年间及其后所发生的三次“众羌内溃”,则正是由迁徙并已广布汉朝西疆边、内郡的诸降附羌众一同反汉的结果。

由此观来,西羌“内徙”与东汉“羌祸”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即随着羌众在边、内郡分布范围的渐次扩展,“羌祸”范围也相应扩大,“羌祸”也愈演愈烈。

这种时间上与地域分,很自然地显出了“羌众内徙”在“羌祸”中的作用,并由而拉近了它与“羌祸”之间的远因果关系的距离。

封建史论之所以把间接、次要的远因放大为直接、主要的近因,这不仅有历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这一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更与封建时代盘桓于人们头脑中错误的民族观念对历史现象认识的干扰与误导关系更切。

某种观念或意识一旦深入人心,它将变成人们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一种思维惯性或定式。

自周秦来确立的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正统民族观念成为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观念后,人们在分析民族问题时就不自觉地陷入到那种一味排斥贬抑边邑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维定式里。

在这种思维定式惯性力作用下,内地民众往往视骠悍的羌胡为凶狠成性的豺狼,目多智的蛮越为阴险狡侩的蛇蝎。

段纪明以为羌众怀“狼子野心,难以恩纳”,故“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③,斩尽杀绝;范晔以为西羌乃“殊性”之“夷貊”,“不可道御”,故应“斥远诸华”;司马光以为汉政府未能把“气类虽殊”④的西羌“处之四裔”,故招致“乱礼义之邦”的“内溃”后果,传统古论派代表们的诸多论述无一不是从这种偏狭民族观念演绎出来的。

因“内徙”,羌众得以广布于汉朝西州各郡,它为“羌祸”有可能发生在西州内郡提供了前提条件。

可是什么使可能的“羌祸”变为现实的“羌祸”呢?“众羌内徙”这一间接的、次要的远因只为“众羌内溃”准备了场景,它不承担、也承担不了直接点燃具体“羌祸”的迁务,因此,找出直接激成“羌祸”的近因是极其必要的。

而在阶级对立特别鲜明的封建社会,作为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他们之所以屡仆屡起地反汉,其根本的直接原因是内地汉政权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这正是今人论述得多而古人论述得少的方面。

直接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是羌族人民反汉起义的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每次较大规模的羌族反汉,都可以找出其背后的直接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

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故经济剥削往往是阶级对立社会里被压迫民众奋起反抗压迫者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羌族的“反汉”,则是弱小的被压迫民族在经济上走投无路的选①②③《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的1803页。

《后汉书・西羌传》第10本的2881页。

同上第4本的1430页。

择。

随着西汉武帝开拓西疆,羌人赖以为生的牧场与少量耕地逐渐被纳入汉政府的苑囿与屯田范围,或变成内地豪强地主的庄园。

次第失去牧场或耕地的种羌为了生存,也相继起来抗争,先是西汉中后期先零等羌反于湟水流域,之后是世居大、小榆谷河曲与西海盐池的烧当羌在东汉前期的叛服无常。

当汉政府相继击败先零羌与烧当羌,于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准备“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①时,羌族失去了所有的土地,一场全羌族人民为种的延续而掀起的大起义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方面,本人曾有专文论述②,于此就不再赘言。

从经济角度探“羌祸”却不独为今人的发现。

早在两汉时期,就有极个别敢突破“狄,豺狼之德”③传统民族观念的良心未泯的政治家已论及到官吏的“侵暴”,只是由于立场直指统治阶级,故形成不了共识。

于东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司徒班彪分析“羌乱”之由时指出:“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风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④。

东汉晚期曾目睹过陇右羌民生活的政治军事家皇甫规在入任前也曾指斥这一现象:“无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如侵暴,苟兢小利则致大害”⑤。

能从“小吏黠人”的“侵夺”与边将“苟兢小利”的“侵暴”来分析“羌乱”之由,已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了。

不过,不应该把对羌的经济“侵暴”定格在地方将吏的具体行为上,因为对羌人的“侵暴”既是整个统治阶级集体意志的体现,也同时符合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

班彪与皇甫规不懂阶级分析法,故对“羌祸”的分析上升不到深刻的高度。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压迫不仅集中体现了经济剥削,也给经济剥削的实施以强有力的保证,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内地统治者对内徙羌民的政治压迫是东汉“羌祸”发生的另一重要的直接近因,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滥杀降羌,强行征发,“徙羌”本身也是政治压迫的一种表现。

史书中有关羌人所遭受到的政治压迫事例俯拾即是,下面估且罗列几例以斑窥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