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从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姓名: 林志远学号：1105616014从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摘要]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强权发展的结果，其爆发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将战争制造者的帽子扣在林则徐头上是荒谬的。

作为一名近代人物，不可否认，林则徐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决不能因此否定他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锋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不能否定面对殖民侵略，边抵抗、边学习的历史发展思路的价值。

[关键词]鸦片战争；林则徐；学习西方；抵抗侵略；近代化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70周年。

100多年来，人们对这场战争及其对中国影响的认识，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代表人物林则徐的认识和评价，既曾有过共识，又时有异议。

近一段时间，一些文章大肆指责林则徐不明世界形势，采取激进和扩大化的禁烟政策，激发鸦片战争。

有人甚至断言，林则徐被后世尊为民族英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神话”。

林则徐的“思想并未脱离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华夷之辩’的范畴”，他对待在他眼里和怪物没有多少差别的英夷，不可能采用平等的视角，必然是将鸦片和中外贸易混为一谈，最终将矛盾不断激化，激起战争。

这些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英军作战计划的真相我们知道，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

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英国走私、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并赚取大量白银。

清政府在1839年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而英国政府“为保护鸦片贸易而打起来的战争”。

[1]但在因为中国禁烟而起的战争背后，却牵涉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

西方学者在强调近代中西冲突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亦强调鸦片战争中海军的战略决不能与外交、政治、政府、政府代表等因素分离。

因此，中西之间不仅在文化上，在政治、外交、商业贸易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隔膜和误解。

中西逐渐发生接触的几百年中，在文化、政治、外交、商业贸易、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误解、矛盾和冲突。

东西文化之间，因为长期的不同发展，加之因海洋阻隔而缺乏接触，已深深地划上一道鸿沟。

这些鸿沟、误解当然不会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才有的，至迟在明末清初欧洲人航海东来时就有了，到19世纪初，中外关系依然时生龃龉，商欠的纠纷、审判的争执、鸦片走私、白银外流等，都因为中外互不了解，无法循由外交途径作合理的解决。

[2]尤其是英国，一则因其对华贸易额最大，再则其海军也最强，号称“海上霸王”，正处于其殖民扩张的鼎盛时期，对中国觊觎已久，故对中国的态度尤其不满，一再交涉均无满意结果，最后决定兵戎相见，以武力解决，就成为英国殖民霸权强权的必然逻辑。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因虽是1839年的林则徐禁烟，但此前英国政府就为发动侵略战争作了充分准备。

1832年，英国商人胡夏米、法籍传教士郭士立等70余人就受英国政府的资助，乘武装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北起山东南至福建的沿海地区进行了半年多的侦察活动，搜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测量了一些河道、海湾，绘制了航海图，为发动战争作了大量准备。

1836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办的《澳门月报》载文分析了中国南大门广州的海防情况，包括炮台和大炮配置，战舰的吨位和火力、陆军的武器和作战方法以及中国军队的各种缺陷，其结论是英军可以用突袭轻而易举地攻破清军防线。

显然，在1839年林则徐奉命到广州禁烟以前，英国侵略者早已在策划发动对华战争了。

后来的禁烟斗争不过是英国发动战争的可耻借口。

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也会找别的借口，甚至干脆制造一个借口来发动战争。

在鸦片战争中，英军没有进攻广东，是因为害怕林则徐的应战准备，还是另有作战计划？有人认为，英军并不是害怕林则徐的武备，而是英国军事行动的既定计划就是舍弃广东，撇开林则徐，北上清朝政治势力的中心地区，寻找比林则徐官职更高的官员解决争端。

而一旦谈判不成，将在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继续开战。

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缺陷。

可以被上述观点引为依据的是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相关论述。

书中说：“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岛，然后驶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递送巴麦尊致清帝的照会”。

[3]这一关于鸦片战争中英军作战命令的表述不准确，我们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可以证明。

其实，早在20世纪初出版的英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根据今天收录于《英国外交档案》中的《巴麦尊子爵致奉命与中国政府交涉的全权公使（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大佐）函》，对英军作战计划作出了相对更准确的表述。

[4]并为今天能看到更为充分的英方材料的中外学者所认可，即英国政府给予英国远征军的命令是：远征军封锁中国所有的重要港口，以向中国人显示英国的力量；要求获得军费赔偿，占领舟山直到赔款全部付清；要求中国政府在白河给予答复，当然谈判可在其他地方进行。

[5](P181)英军封锁的中国所有重要港口，当然不会舍弃而是包括林则徐负责的广东各港口。

而且，封锁珠江口的军事行动表明，如果有战机，不排除英军有寻机进攻广州的意图。

正如巴麦尊给懿律等的信中所说，英国远征军应迅速占领便于通商和军事补给的港口，这些港口包括广州和中国其他贸易地点在内。

根据《英国外交档案》，英国作战计划具有多面性、随机性，其背后目的具有显著的复杂性。

英国封锁广州海面，同时又进攻浙江舟山，其决策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前述战前郭士立、胡夏米等的军事侦察活动，就提出在舟山建立作战基地的建议，并为英国政府采纳。

而郭士立、胡夏米等的建议，既有他们进行军事勘测作为基础，又有对此前广州海面和内河的中外武装冲突的借鉴。

英国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在广州海面乃至深入内河的军事行动，英方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有关，又与英国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可能在中国打长期战争，必须速战速决等复杂的战争考虑有关，加上战争爆发前夕林则徐的充分准备，也是企图速战速决的英国远征军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6]英军的作战意图是要速战速决，避免陷于持久战争，因此，对于林则徐作了充分应战准备的、也是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的广州海面的作战经验极为重视。

根据统计，在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开到广东海面之前的9个月，广东沿海共发生战事9起，即便以《天朝的崩溃》一书所指“至1840年6月下旬之前，中英双方运用国家武力进行的战争，仅为两起，即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来看，无论对于战况和战果中英双方有多少一致和分歧之处，我们从该书的细节描述中，仍可明确一点，就是战前英方的战争行为并没能在广东获得预期效果，如果鸦片战争在广东打，显然很难达到英国政府作战命令的目的。

[7]因此，鸦片战争中英军出于速战速决的作战意图，不愿也不敢在广州陷于长时间的纠缠。

没有在广州作战的计划，正显示出英国政府对在广东作出充分准备的林则徐的战略性“畏惧”。

确实，我们不能肯定林则徐的准备能在短时间内战胜英国侵略军，但是，使英军陷于缠斗，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则是完全可能的。

二、正确评价林则徐及其禁烟政策鸦片战争时期，率先了解世界局势，坚决禁绝鸦片烟毒和抵抗英国侵略的代表人物林则徐，今天却被人扣上盲目禁烟、战争的制造者、对世界形势愚昧无知的帽子。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林则徐呢？将鸦片战争的爆发归咎于林则徐“不了解整个世界形势”，而“断然采取的有些激进和扩大化的禁烟政策”，这是没有道理的。

英国蓄意发动战争，寻找什么合适的借口，主动权在英国，怎么能算在林则徐的“激进和扩大化的禁烟政策”头上呢？有海外学者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他的方针是放手严惩中国的鸦片贩子、窯口主和吸食者，同时沉著坚韧地面对外国商人。

他知道英国的威势，希望尽可能避免与它的冲突；但是鸦片必须经过清军防线。

显然，在1839年林则徐奉命到广州禁烟以前，英国侵略者早已在策划发动对华战争了。

后来的禁烟斗争不过是英国发动战争的可耻借口。

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也会找别的借口，甚至干脆制造一个借口来发动战争。

在鸦片战争中，英军没有进攻广东，是因为害怕林则徐的应战准备，还是另有作战计划？有人认为，英军并不是害怕林则徐的武备，而是英国军事行动的既定计划就是舍弃广东，撇开林则徐，北上清朝政治势力的中心地区，寻找比林则徐官职更高的官员解决争端。

而一旦谈判不成，将在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继续开战。

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缺陷。

可以被上述观点引为依据的是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相关论述。

书中说：“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岛，然后驶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递送巴麦尊致清帝的照会”。

[3]这一关于鸦片战争中英军作战命令的表述不准确，我们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可以证明。

其实，早在20世纪初出版的英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根据今天收录于《英国外交档案》中的《巴麦尊子爵致奉命与中国政府交涉的全权公使（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大佐）函》，对英军作战计划作出了相对更准确的表述，[4]并为今天能看到更为充分的英方材料的中外学者所认可，即英国政府给予英国远征军的命令是：远征军封锁中国所有的重要港口，以向中国人显示英国的力量；要求获得军费赔偿，占领舟山直到赔款全部付清；要求中国政府在白河给予答复，当然谈判可在其他地方进行。

[5]英军封锁的中国所有重要港口，当然不会舍弃而是包括林则徐负责的广东各港口。

而且，封锁珠江口的军事行动表明，如果有战机，不排除英军有寻机进攻广州的意图。

正如巴麦尊给懿律等的信中所说，英国远征军应迅速占领便于通商和军事补给的港口，这些港口包括广州和中国其他贸易地点在内。

根据《英国外交档案》，英国作战计划具有多面性、随机性，其背后目的具有显著的复杂性。

英国封锁广州海面，同时又进攻浙江舟山，其决策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前述战前郭士立、胡夏米等的军事侦察活动，就提出在舟山建立作战基地的建议，并为英国政府采纳。

而郭士立、胡夏米等的建议，既有他们进行军事勘测作为基础，又有对此前广州海面和内河的中外武装冲突的借鉴。

英国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在广州海面乃至深入内河的军事行动，英方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有关，又与英国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可能在中国打长期战争，必须速战速决等复杂的战争考虑有关，加上战争爆发前夕林则徐的充分准备，也是企图速战速决的英国远征军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6]英军的作战意图是要速战速决，避免陷于持久战争，因此，对于林则徐作了充分应战准备的、也是中英不断发生武装冲突的广州海面的作战经验极为重视。

根据统计，在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开到广东海面之前的9个月，广东沿海共发生战事9起，即便以《天朝的崩溃》一书所指“至1840年6月下旬之前，中英双方运用国家武力进行的战争，仅为两起，即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来看，无论对于战况和战果中英双方有多少一致和分歧之处，我们从该书的细节描述中，仍可明确一点，就是战前英方的战争行为并没能在广东获得预期效果，如果鸦片战争在广东打，显然很难达到英国政府作战命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