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_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苏俄外交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苏俄外交的启示
要点三
坚持独立自主
苏联外交政策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要点一
要点二
重视软实力建设
苏联过于强调硬实力的威慑作用，忽视了软实力的建设，导致在国际社会中形象受损。因此，要加强软实力建设，提高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苏俄外交的政策
苏俄外交主张与各国建立平等、友好、合作的关系，不与其他国家结盟或建立军事集团。
结伴而不结盟
苏俄外交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维护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与合理。
积极推进多边主义
苏俄外交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呼声，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重视发展中国家利益
推动多边主义
苏联在某些时期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这对国际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要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要点三
苏联的外交政策深受霸权主义思维的影响，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国际形势。未来，俄罗斯需要摒弃霸权主义思维，以平等、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
摒弃霸权主义思维
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促进地区稳定和发展。同时，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俄罗斯也可以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加强区域合作
苏俄外交的未来展望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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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外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维护国际正义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外交的政策实施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03
苏俄外交的实践与影响
早期苏俄外交
中期苏俄外交
晚期苏俄外交
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几种观点
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几种观点第一篇：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几种观点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几种观点有关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各执其说、莫衷一是。
本文主要对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做一介绍。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李捷认为，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
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朱瑞真指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彻底清理，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习惯，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和1959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
孙泽学、唐年新同样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中苏同盟脆弱的命运。
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王珍愚强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意识形态分歧”说刘克明指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
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
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
・专题论文・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邓 野内容提要 1941年4月签署的日苏中立条约,一方面对苏联有利,另一方面也对日本有利。
这种双重性质反映在中国,一方面对共产党有利,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不利。
同时,由于日苏变相承认满、蒙①,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国民的民族情绪。
基于以上多种原因,日苏条约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
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强烈不满,而一般社会舆论则首先质疑苏联的对华政策,继而又质疑中共的民族性。
日苏条约在今天看来,仍然很难根据某一个方面的立场,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它仍将作为一个双重或多重性质的条约,而长久地留在历史的争议之中。
关键词 日苏条约 满、蒙问题 国家观 民族性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并未倾其全力对华作战,而是保留了相当兵力伺机而动。
日军具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战略方向:其一,北进,也就是北上进攻苏联;其二,南进,也就是南下进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其三,西进,此即向西进攻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全力侵华。
正因为日军具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方向,苏联与美国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就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
总括而论,日军在北、南、西三者之间到底如何选择,此即远东国际政治的核心。
194l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从理论上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
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
日军如果南进,将切断重庆政府经东南亚的出海通道,封闭国际交通;如果西进,则将直接加重抗战压力。
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此项条约无疑是苏联方面损人利己,故而强烈不满。
然而,从苏联的立场看问题,日苏条约保障了其东部的安全,从而使苏联能够集中兵力于西部防备德国,避免东西两面对敌。
问题在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
因为,苏联居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必然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
为此,中共迅速表态支持该条约。
日苏在远东的实际交界,具体体现为满蒙交界;既然日苏表示中立,必然涉及满蒙在其中的状①满、蒙指“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文同。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论著除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外，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们沿着两条基本上不同的思路，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尽管它们的作者显然无意进行争论。
本文探讨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论著除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外，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们沿着两条基本上不同的思路，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尽管它们的作者显然无意进行争论。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1969年春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特殊背景下，对苏联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此后中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是"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的"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1]另一种观点指出，毛泽东是在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境争端。
[2]比中国学术界开始讨论稍早一些，当时任苏联驻华公使的a.叶利扎维金的回忆及冈察洛夫和乌索夫所写的前言和评述已经发表，他们在其论著中强调，中国领导人在1969年的边界冲突中"在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是利用边界冲突"拉拢同莫斯科对抗的主要西方国家".[3]认真比较上述不同的观点，便会发现仍然存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疑问，它们包括：从中苏关系破裂到1969年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中国外交战略及其支配下的对苏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开始于何时，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是因为中国要调整外交战略而利用中苏边界冲突、还是边界冲突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后果是否有某种预见，包括是否预见到苏联会作出何种反应，以及美国将会如何利用这种形势？本文的目的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要解释上述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否则便很难解释中国决策者们的一些关键性的动机。
条约分析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栾景河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
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关系，标志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
当代史学界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讨论已经相当不少，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这不仅关系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性质的界定，而且对我们客观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由同盟互助走向敌对，再到正常化的这段历史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力求以两国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前提，围绕上述两条约的签约背景、主要谈判过程，以及条约文本和附件内容进行一次量化比较，为我们再次客观认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首先，讨论1945年8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背景，我们就不能不对“十月革命”后中苏关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众所周知，以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为基础，中苏两国恢复和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
但发生在1928年前后的中东路事件，使中苏关系再度恶化，导致苏联政府在1929年7月18日单方面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尽管中苏双方在后来的时间里做出多种外交努力，但两国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
［①］“九一八”事件的发生为中苏复交带来了新的契机，苏联根据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对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行为极为关注，向中国给予了道义上的同情与援助。
与此同时，由于对国际联盟、美英等大国干涉和制止日本侵略行径的希望彻底破灭，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要求与苏联复交的情绪的压力之下，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10月5日决定同苏联无条件复交。
中苏两国在1932年12月12日通过外交换文，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决定互派大使。
［②］尽管中苏两国关系此间在形式上恢复了正常，但彼此双方相互充满了不信任和猜疑。
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
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作者：周晓沛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01期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
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
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
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
直至2004年，中俄双方才最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隐患，为开辟平等信任的新型战略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历史亲历者，笔者仅就谈判过程与细节做些回忆，以期对人们加深关于这段曲折历史的理解有所裨益。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1964年那场谈判一开始，双方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
中方指出，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
这样，中方就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
”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俄中边界表示过怀疑，并声称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指责中方所持观点是“对列宁的攻击”。
双方针尖对麦芒，为期半年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
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
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揭密.
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揭密解放军边防士兵驱逐入侵印军一架印度空军米-4直升机在拉达克上空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期间，“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
”那么，中国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怎样一个由来呢？“老大哥”不帮“兄弟”说话1959年8月25日，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策动和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进行武装叛乱失败以后，挑起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
同年9月6日，中国领导人向苏联代办说明了此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国方面力求避免冲突的方针，并郑重指出：印度政府挑起边境冲突，是为了反共反华。
在遇到不法侵害时，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倾述，无疑想获得精神支持——起码是保持善意中立。
1959年9月9日上午，苏联代办通知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将在9月10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塔斯社声明。
中国政府当即表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最好不要公开表态。
9日晚，中国政府再次告诉苏联代办，中国方面已经公布了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信，请苏联政府考虑中国政府在这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
这时，中国对获得苏联精神支持已经完全不抱希望，只希望苏联保持善意中立。
然而，9月9日夜，苏联政府不顾中方劝阻，竟然提前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
在这个表面上呼吁防止美国“坐得渔利”的声明中，苏联政府对中印边境冲突不问是非曲直，笼统地表示“遗憾”，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谴责中国。
11月7日，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进一步说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愚蠢的”。
他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胡说“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暗示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满足面积为300万平方公里的印度的要求。
活捉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出于利益苏联出尔反尔尽管中苏论战升级，“兄弟反目”。
不过，由于历史的惯性，双方关系并未完全破裂。
由中苏条约浅析中苏利益冲突
由中苏条约浅析中苏利益冲突崔旭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1053406049）摘要：新中国成立伊始，采取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
从总体看，中苏条约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但也应看到中苏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利益冲突与矛盾，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新疆、蒙古、东北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
本文即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以及《补充协定》和合营公司方面浅析中苏双方的利益冲突及其影响。
关键词：中苏条约；利益冲突；影响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把新中国扼杀在于摇篮中的企图，为了突破外交僵局、维护国家利益，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这标志着中苏正式结盟，也标志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正式形成。
中苏条约在总体上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例如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和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真正涉及双方利益冲突的是双方关于新疆、蒙古、东北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问题上。
本文即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问题以及《补充协定》和合营公司方面分析中苏双方在中苏条约中的利益冲突及影响。
一、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中苏条约在防治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中苏结盟以及加强双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在东北地区真正涉及双方利益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①。
由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和旅顺军事基地的控制上，并且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对苏联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苏联希望维护在东北地区的既得利益。
但中方却希望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权利，废除旧政府遗留下来的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沈志华、「俄」谢·冈察洛夫，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切外交条约，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的新外交形象。
于是中苏双方在中长铁路、大连港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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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 月 刊 2004年 第8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沈志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00)[关键词]中苏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斯大林[摘 要]对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谈判过程,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中一些重要史实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
其中主要有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关于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台的问题;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问题;关于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及合股公司持何种态度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D232;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214(2004)0820057212Several Controversial Q ues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Sino2Soviet T reaty N egotiations: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udy of the Cold W ar HistorySHEN Zhi2hua(Faculty of History and Cult ure,Quf u Normal U niversity,Quf u273100,Chi na)K ey Words:Sino2S oviet relation;Sino2S oviet Treaty of Alliance and Mutual Su pport;Mao Zedong;StalinAbstract:S ome research results have appeared in academia about the Sino2S oviet Treaty of Alliance and Mutual Su pport and its negotiations,but there still exist divergent and even opposite opinions on some key historical materials.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documents of archives and memoirs of the people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negotiations,addresses three controversial issues:1. the time of Mao Zedong answering questions of the TACC,holding that it is doubtful that Mao Zedong accepted the idea of Stal2 in,which is the popular belief among scholars.2.the question of who first drafted the Sino2S oviet Treaty,holding that the first draft was prepared by the S oviet Union.3.Mao Zedong’s attitude to the Supplementary Agreement,holding that Mao at first did not object to the document,but changed his mind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俄国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利用多国文献资料及口述史料对冷战时期一些人物或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之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注重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史,特别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才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尽管如此,对一些重要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在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议。
一般说来,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总体评价和做出全面结论时出现异议,意识形态往往起了主导作用;而对具体史实的不同认知,虽然也有文化差异的背景,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可资利用的史料不够充分,以及对已有史料的片面理解或轻易采信。
例如,对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苏,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一系列文件。
对于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这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而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①近十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人们对中苏条约谈判的基本过程已经有 ① 相关的论著可以参见:Sergei G oncharov,John Lewis andXue Litai,U ncertai n Part ner:Stali n,M ao,and the Ko2rean W 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А.М.Ледовский,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Сталин а с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了大体一致的了解和认识,如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其访苏的主要目的;斯大林起初想维持1945年的旧条约,而毛泽东却坚持要签订一个新条约;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曾发生激烈争执,后来是苏方做出了重大让步等等。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论著中,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描述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
笔者拟根据目前中俄双方披露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回忆,分析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推动有关课题研究的继续深入和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台的?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对于如何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持有不同的立场。
此后一段时间,特别是24日至30日之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期待对方做出让步。
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
①研究者普遍认为,,中苏将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
然而,这个“答记者问”的办法究竟是谁提出的,其文本又是谁起草的?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作为翻译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回忆说: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
……大家为此很着急。
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
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
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
[1](p438～439)作为保卫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载: 下午二时许(1949年12月30日———引者注),王稼祥到毛主席处说:“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毛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说:“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王稼祥大使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主席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下午(1950年1月1日———引者注),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毛主席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
这时,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对此,苏方有些着慌。
……大家为此都很着急。
王稼祥大使提出让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2](p169、171～172)有人为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写了年谱,其中记载: (1月1日)鉴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进行辟谣。
[3](p389)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在其专著中转引了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未公开的手稿《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中提供的一份俄国档案文件,即1950年1月2日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关于1月1日与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书中说: 《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本文是科瓦廖夫1月1日受斯大林委托交给毛泽东的,虽然是草稿的形式,但斯大林已在上面签了字。
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
关于《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提及的旅行计划,如过去已表示过的那样,他希望访问列宁格勒,并提出在1月22日或25日以前留在莫斯科。
在此期间,他愿与斯大林会晤几次,以便商谈答记者问中提到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4](p504)最新的一个材料是《毛泽东传》引用的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尔科谈话记录: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
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
“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
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
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
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
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 1949г.2Феврале 1950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7,№1;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张文武等译;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① 几乎所有谈到这一点的中文著作都说《答记者问》发表在头版头条,看来很少有人真正查阅《真理报》,别人这样说,也就跟着说。
实际上打开《真理报》一看就知道,该消息发表在头版二条。
着签订中苏条约。
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
”[5](p41)笔者还可以补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另一个毛泽东本人的类似说法———苏联大使尤金记录了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对他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交给我一份将要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稿,斯大林已经在上面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