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学--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

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作者：潘忠党单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关键词：传媒改革传媒公共性国家与社会民主公共利益本期专刊的稿件、组织、撰写于汶川大地震之前。

作为学者，除以自己的方式，与全中国人民一道，共同赈灾、救灾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内涵丰厚的个案，即以中国传媒为演绎平台的全民抗灾，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政府、传媒、民众共同参与民族和国家建设（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的热点时刻。

中国传媒在抗震救灾报导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传媒改革三十年成就和局限的一次大检阅。

以此为个案，系统考察中国新闻实践、新闻再现及其话语构成，以及新闻与公共议题的建构、公共政策的制订及实施等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中国传媒体制、市场机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传媒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应当成为今后研究中国传媒改革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这些研究议题，渗透在本期专刊的各个部分。

专刊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实践为考察对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学界专家应邀展开的笔谈，二是特邀专稿（三篇），三是经公开征稿、匿名评审所选择的研究论文（四篇）。

三部分的侧重有所不同。

专家的笔谈，力求言简意赅，意在比较广泛地反映学界对传媒改革三十年一些重要问题的反思；特邀专稿每篇针对传媒改革的某方面或现象，以经验考察为基础，勾勒历史的轨迹，并展开理论分析；公开征稿的研究论文各自就改革过程中的某一现象，以理论为指导，展开经验的研究。

综合起来，我们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专刊具有思想和学术的结合，历史和现实分析的结合，理论阐述和经验考察的结合。

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多少，有待同行们来判断。

作为专刊的编辑，我在此对专刊整体的考察对象──传媒改革三十年──作一概述，并讨论这三十年的改革或触碰、或回避、或提出的部分理论问题，尤其是体制改革中的困境，传媒及其话语的公共性，以及传媒改革研究的思想性和学术性等问题。

这些都是大范畴的问题，其中实然和应然的维度相交叉，为求比较清晰的解答，需要长期、系统的研究积累和各种观点的相互交锋。

我在这里只能作一简单的概述，目的是在宏观的层面，一为串连专刊的各篇论文，二为今后的传媒研究勾勒一个提出研究问题的思路。

改革开放与传媒改革考察传媒改革，一个基本的现实和逻辑起点是，新闻和传播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法制体制和行政治理等的改革，以及与之相伴的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相互构成。

首先，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有此前在传媒上展开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铺垫。

这个路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都通过传媒得到大力宣扬和推广。

因此，传媒是中国改革的舆论及话语的平台和推行工具。

其次，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是传媒管理经营和新闻实践领域的改革。

在经营管理领域，1978年中央政府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原则，赋予了传媒单位一定的经营自主权；1979年中宣部肯定了传媒恢复商业广告的做法，开始了中国广告业与传媒经济的发展；1996年经中宣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广州日报》组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的试点，开始了经由报业集团化、广电媒体集团化，再到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产业化这一演变历程。

在新闻实践领域，改变新闻语态（如反对假大空）、将新闻宣传的重心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重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新闻教育等，都起步于1978年前后。

自此之后，新闻的“语态”（孙玉胜，2003）和新闻实践的不断演变，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交相呼应，导致了新闻传媒的实践话语和新闻传媒所呈现的话语逐渐向走出全能国家的场域演变。

因此，传媒的变迁又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内容和轨迹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契合。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传媒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镇。

有研究者预测，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包括报刊、图书、广播、电视、影像、移动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技术平台及服务──总产值将达5,440亿元（崔保国等，2008）（编按: 此项参考数据于参考文献中缺漏, 请作者于该部分提供）。

业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出版报纸1,938种，广告经营额达312.6亿元；全国有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广播电视广告收入为527亿元（孙正一、柳婷婷，2007）。

截至2007年底，中国有网民2.1亿，域名总数1,193.1万个，网站150.4万个；全国有4亿手机用户，12.6%的用户通过手机上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

2007年我国具备运营能力的行业网站达2,300家，总营业收入147亿元，从业人数超过19万人（徐晓巍，2008）。

2006中国互联网用户个人互联网消费市场总规模约为2,767.46亿元人民币，网络广告（不含搜索引擎在内）、网络游戏两个领域2006年度的市场营收规模分别达到了49.8和59.6 亿元（中国互联网协会，2007）。

这些数字描述了产业规模的轮廓。

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可说是日新月异，以至于搜集、描述、分析这类数据，并以此显示传媒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一个热门的“产业描述和对策分析”行业。

[1]这些围绕基础经济指数而展开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其本身日益成为发展中的传媒产业的一个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也在日益以一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本框架，[2]建构传媒研究的话语体系，并以此常识化这种意识形态。

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发展规模和趋势的分析，预设了源自西方的全球经济的“统一”或“规范”指标之合理性，并将衡量传媒发展的政策和既定目标，锁定在是否快速和有效地发展产业规模这个基点上。

其次，反映产业规模的数据并不能显示媒介资源占有的人均水平、媒介资源在群体中的分布形态、内容制作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牵涉到的公正、自由、开放等基本原则的问题。

缺乏对这些问题及其背后的民主原则的关注，使得以经济指标为核心标杆的研究缺乏批判性，无法揭示制度、伦理、改革目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缺乏通过分析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张力而对改革历程的理解，无力批判改革过程中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相勾结的体制弊病、市场对媒体公共性的侵蚀、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的苍白、数码沟（digital divide）对两极分化的深化和扩大，等等。

传媒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经济指标之外，是亟需深入探讨的传媒体制改革目前面临的困境，即三十年的传媒改革如何得以展开，今后又何去何从？本期刊载的文字中，有不少涉及这个困境。

这个困境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构成：第一，中国的改革是在不变中求变，以变来实现不变。

具体而言，就是如陈力丹（本期，页20-23）所指出的，“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可触动，它不仅身处改革范畴之外，而且是确定改革措施的基石；或如赵月枝（本期，页25）所指出的，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在无意或无法抛弃国家社会主义遗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策略”。

在这样严格的前设条件下，改革的展开显示出体制变迁中高度政治化的、临场发挥式的“路径依赖”和“有限创新”特征，呈现出气候多变、步履蹒跚的表象（潘忠党，2007）。

改革的内核，因此即是守成。

那么，经过三十年，在这前设条件的框框内，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吗？第二，中国的改革是执政党运用其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discursive hegemony）以及它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所展开的历史变迁项目，改革的进程是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市场内生发的集团或阶级利益等相互间博弈、协调的政治过程，其结构呈现出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形态，即在以表述和实现公共利益为名的国家这个公共政策制订与执行的场域，各利益团体──包括执政党──相互博弈，达成互依和互益的交换格局（潘忠党，2007）。

更具体来说，国有传媒成为依赖党－国政治权威庇护而在市场运作的实体（Lee, He, Huang, 2007），并由此获得所谓双重属性，受制于不同的逻辑（黄升民等，本期，页49-70）。

那么，改革究竟是为形成、体现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共利益，还是为维护国内外垄断资本以及与之相依存的政权的利益？第三，与这些体制及其演变的结构场景相应的是，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更准确地说是缺乏将公共利益、公平、公正等民主基本价值准则作为改革的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改革目标的广泛、开放、容纳、自由和理性的讨论。

不同的改革推进者或实践者在不同场合或领域，会依据国家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赵月枝，本期，页25-27）开出不同的目标处方，结果是：在传媒改革中，首先，宪法的权威地位无法确立（陈力丹，本期，页20-23），言论自由面临困境（吴飞，本期，页29-31），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无法通过新闻或传播法得到实行（孙旭培，本期，页27-29；魏永征，本期，页31-33），而必须依赖执政党表述在其”权威档”中（李良荣，本期，页23-24）；其次，传媒无法形成真正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专业主义模式运作（陆晔、潘忠党，2002）。

因此，改革要继续并深入，如赵月枝（本期，页25-27）所提出的，就必须以”国内和国际传播的民主化”作为未来方向。

综上，作为一个历史的项目（historical project），中国的改革开放旨在重建一党独政的国家，传媒改革是这个项目的构成部分，也是实现这个项目的核心举措之一。

经过三十年，若以改革前的集权党－国（totalitarian party-state）下的“命令型”传播体制（Lee, 1990）为参照，那么，确实，社会的场域得到了很大拓展，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有了很大发挥。

本期发表的论文中，孙玮（页71-92）对大众报纸的研究、雷蔚真和陆亨（页143-166）对“舆论监督”的探讨、郭中实和陆晔（页167-191）对报告文学演变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都为这样的总体概括提出了经验的支持。

但是，同样具有历史现实性的概括是，尽管有“公共利益”作为媒介话语的正当化资源之一，有公民主体性在媒介话语中的一定表述，采用国家－社会的视角所看到的社会之成长和公共领域之发端，都是市场逻辑所不经意催生的成果，并非是以社会和体制的民主化为基本出发点而设计的改革目标之实现；林芬和赵鼎新（页93-119）所显示的中国传媒对社会运动的亲和倾向，更只是偶有所现，虽然这呈现是理解中国改革中传媒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但它并未改变传媒仍然是党的喉舌的体制定位（童兵，1994）。

也就是说，三十年的传媒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发展能量，建设了规模庞大的传媒产业，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社会这二元结构中社会这一极的成长，推动了对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期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分话语实践。

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市场经济带来解放力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