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中美关系的历史特征牛军
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1. 介绍国际关系是指各个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种国家行为。
其中，中美关系被认为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本篇文档将探讨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历史演变。
2. 第一阶段：建交前期2.1 历史背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二战时的盟友地位渐渐消失，美国对中国持有怀疑和压制态度。
冷战的兴起使得两国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
2.2 朝鲜战争及建交前夕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战略竞争。
然而，在1970年代初，随着尼克松政府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接触，共同利益逐渐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
3. 第二阶段：建交与合作期3.1 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次访问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双方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3.2 经济合作的推进80年代至今，中美之间经济合作逐渐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市场开放和改革政策吸引了大量美国企业投资，在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4.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挑战与争议4.1 受益与问题并存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
包括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贸易争端和政治摩擦。
4.2 全球议题和地区安全中美矛盾在一些全球议题和地区安全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例如在南海纠纷、朝鲜核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和竞争。
5. 第四阶段：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5.1 当前形势总结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贸易战、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等。
两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5.2 未来发展趋势预计未来中美关系仍将保持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格局。
双方应通过对话和协商，务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在共同利益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结论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充满曲折和变化。
从建交前期到建交与合作期再到当下的挑战与争议，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都有紧密合作和相互竞争之处。
论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论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作者：师学伟沈霜霜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09期摘要：近年来，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开辟全球治理的新路径，开创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和新历史，从而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
依托于对外交战略的谋划、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对大国关系的重构，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得以落地。
在推进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价值理念，即从和谐世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向制度化方向迈进，逐步明晰全球治理竞争的实质是国际制度竞争，逐步形成了既顺应世界大势发展需求又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全球治理观。
关键词：中国;全球治理观;话语权建构;价值理念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9-0031-0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研究”（编号：18AKS01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正义问题研究”（编号：21YJA720004）的阶段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发展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不仅要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要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一、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话语权构建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逐步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对自身全球定位的积极变化，中国对全球治理给予了更多关注，努力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逐步形成了对相关问题的新观点、新看法和新主张。
从中国视角来看，全球治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原则、机制、方法和活动，其核心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统一。
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历史和现状复杂而深远。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多次起伏和变化，但始终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复杂和敏感的话题之一。
本文将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对中美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一、中美关系的历史中美关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而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观望态度，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威胁其全球地位的力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逐渐增多，两国关系也逐渐得到了改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多次波折和挑战。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问题等。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涉及到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变化。
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中美两国需要保持沟通和协商，以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发生。
二、中美关系的现状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积极的发展阶段。
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贸易额逐年增长，这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同时，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增多，这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然而，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
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中美两国需要保持理性和克制，通过对话和协商寻求解决方案。
同时，两国也需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
三、结论总的来说，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来解决分歧和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尊重彼此的主权和利益，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就能够克服困难，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美国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文献评介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国外中共党史资料·234567789:;)<=>?@A$%BC张 牧 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为战时中共的生存发展争取了道义和物资方面的支持，也为新中国外交积累了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经验，建立了对外沟通机制和联络渠道。
但是，因资料匮乏，相关研究一直难以深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学界开始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文献，特别是９０年代苏联档案解密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资料集得以出版。
中共对外交往史，尤其是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史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许多学者开始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用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①。
近年来，国内多个研究团队收集整理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以及美国馆藏抗战史、民国外交史档案，出版资料集或构建历史文献数据库平台，推动学界关注美国藏中共对外交往文献②。
不过，目前学界多着力于美国政府、军方档案中关于中共对外交往文献的译介，对美国藏人物档案、民间团体档案、珍稀报刊中涉及中共党际关系、民间外交以及对外宣传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仍有较大空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一批美国左翼新闻人士陆续将个人档案与收集的中共党史文献移交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
由此，美国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埃默里大学、杨百翰大学、密苏里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等保存了大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文献。
本文拟从这些文献的研究利用、分类与查找、史料举要、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拾遗补阙，以拓宽研究者整理和利用史料的视野与途径。
一、美国藏历史文献的研究利用目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与美国官方接触的相关文献得到了中美学界较为系统的整理与利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约翰·谢伟思（ＪｏｈｎＳｅｒｖｉｃｅ）、约翰·埃默森（ＪｏｈｎＥｍ ｍｅｒｓｏｎ）、有吉幸治（ＫｏｊｉＡｒｉｙｏｓｈｉ）等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报告与回忆录相继出版③；加州曼隆学院的卡罗尔·卡特（ＣａｒｏｌｌｅＣａｒｔｅｒ）通过采访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并征引胡佛研究所多宗档案，论述了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７年美国与中共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在香山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与经验研究”（１９ＢＤＪ０５６）的阶段性成果。
中美关系-参考文献
中美关系部分论文(2008-07-07 13:54:13)转载▼标签：文化(论文)：1.汪熙,王郑宪:我国三十五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2.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J】，《世界历史》，198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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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小明：关于当前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J】,《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3期18.鲍家全：《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回顾与展望》评介【J】，《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19.沈骥如：简论布热津斯基的新著《大棋局》—论21世纪的中美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20.陶文钊：中美关系半个世纪的启示【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 6期21.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22.于淑云：简评40年代末-5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牛军：中国崛起中外解读不同
“中国崛起”：中外解读不同牛军20031117环球时报中国人似乎很少考虑，“中国崛起”的形象被设定出来以后，如何重新界定、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而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历史和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可以说是中国人百年来不变的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情感动力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某种沟通的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过于严峻的估计“中国崛起”是个外来话语“中国崛起(Rise of China)”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它是国际社会一部分人在讨论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时使用的概念，后被转译到中国。
不过，它已经成为正面的大众话语，不少中国的专家学者已经将其界定为一种国家目标。
作为形象化的概念，中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与外国人有很大区别。
其中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中国崛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的自我形象，是在“东方的”、“历史悠久的”、“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这样一系列符号中，加入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符号。
它表明，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
中国人肯定为此感到振奋，当然不会去考虑，当一种新的自我形象被设定出来以后，如何重新界定、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而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
世界在近200年来，还没有同一个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自信的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
“中国崛起”，以历史和美国为坐标仔细解读种种讨论，可以发现“中国崛起”是被放在不同的坐标里定位的。
中国官方文件并不使用“中国崛起”这种表述，普遍使用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等等。
如中共十六大所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崛起”的潜在含义是不一样的。
“崛起”是指从一个不富强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复兴”则增加了恢复昔日辉煌的成分。
中美关系的演变从对抗到合作的历程
中美关系的演变从对抗到合作的历程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的演变历程，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无数令人瞩目的事件和重要转折点。
接下来，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以及对双方和全球的影响。
一、对抗时期（1949-1971年）中美关系在建交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中美合作的局面，美国随即宣布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并在朝鲜战争中支持南韩对北韩的军事进攻。
此后，中美两国成为冷战时期的敌对阵营，彼此对抗。
在这个时期，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停战协定》，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
这些事件表明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并使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进一步破裂。
二、联络时期（1972-1979年）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奠定了基础。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实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打开了大门。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通过多次高层交往和外交努力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和沟通。
然而，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在不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上。
三、正常化时期（1979-2001年）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中国。
这一事件被视为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从对抗向合作的趋势转变。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加强了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协议和共同声明，开展了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然而，尽管中美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仍然存在着一些敏感和冲突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军事冲突等。
四、合作共赢时期（2001年至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外交学考研重要资料-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复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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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这场革命运动历时20余年，是一个渐进并在最后阶段发生飞跃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这场革命运动和建国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形成了处理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的对外政策，它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中共中央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这不仅是因为观念的延续性，也同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即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在革命运动的后期提出的。
随着建国的进程，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外部事件和处理重大外交问题后，才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对外政策。
1954年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
1955年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是当时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次最重要的实践。
可以说，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标志，中国形成了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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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揭示中美关系的历史特征——评《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
牛 军
外交学院熊志勇副教授的著作《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以下简称《中国与美国》)是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里的最新成果。
该书分7章55节,加上前言和结束语等,共约28万字。
作为一部专著,《中国与美国》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它的论述包括了从中美两国200多年前的第一次交往直到1995、1996年之交的整个历史,其跨度之大、内涵之丰富,在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还不多见。
其二是与其他有关中美关系的论著比较,《中国与美国》更注意在论述中给予中国外交和美国对华政策同等的重视。
如果考虑到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对美政策方面所承担的特殊的和不可取代的责任,以及以往研究中在这方面表现出的不足,《中国与美国》的这一特点、也是优点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作者大历史跨度的论述和对中美双方政策的相对比较均衡的研究,使《中国与美国》相当清楚地揭示了中美关系从形成到发展至今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特征。
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评述之。
首先,通观全书,不难看出作者所揭示的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即从“中国皇后号”到中国,“美国人把手伸过来,中国人友好地握了一下”起,中美两国就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
在中国,从理论上界定两国关系的一些基本范畴几乎都是由此产生的。
例如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超级大国,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等等。
中美两国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状况,决定了在双方交往历史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时的心态和一些基本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或差异。
《中国与美国》指出,当中美两国在18世纪间开始交往时,“不同的发展道路给两国今后的往来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第5页)。
此后到19世纪,美国迅速发展,直到在综合国力方面站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列。
疆土扩张、经济繁荣,使美国越来越热衷于干预国际事务,争取获得自认为是与自己的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将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则正相反。
它最初是用传统的那种“理念上不平等、实际上宽容的方式接待了来华的美国商人”,但最终却“陷入实质上不平等的关系的陷阱”(第20页)。
19世纪中叶起,中国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不断失败,它在国际社会中陷入极其孤立与屈辱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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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实际上伙同其他列强一起,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
作者同时客观地指出,美国的作法的确与其他列强有许多不同之处,以及由此引起一些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与对其他列强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的周边地区及一小部分中国的领土和领水,从而达到美国向西扩张的顶点,而且是凭借武力达到的。
结果是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发生了持续20年之久的对抗或紧张的对峙。
《中国与美国》循着自己的逻辑强调指出,正是历史的因素“使得新中国在争得独立之后不可能为了外交上的承认而对美国的要求作出任何让步或妥协”;而美国以往100年来处理两国关系的态度也决定了它对一个通过革命获得独立和新生的国家的敌视和歧视,要求新中国保证美国“的固有条约权益不能变更,中国的政策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等等。
该书认为,这一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化对“以后几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189页)。
历史的细节当然不会重演,但一些最基本因素却是长期起作用的。
中美关系的变化证明,作者的这一论断对认识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其次,近十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中美关系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双边关系非常脆弱,缺少发展的基础,也很少有内在的动力。
中美两国的一些基本利益经常是产生于大的国际环境。
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和亲疏的基本因素首先是两国之间总有一个“第三者”,中美关系的亲疏远近同它们与“第三者”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美国往往是为了防止中国成为某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或者为了在东亚制约另一个大国,才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并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的。
中国则往往在反对外来威胁时将美国视为可利用的国际力量。
《中国与美国》大历史跨度的论述,补充和丰富了上述论点。
总之,《中国与美国》不论从哪个角度和在哪个层次上论述中美关系的发展,读者都可以发现上述两个贯穿始终的特点,并由此把握住中美关系演变的一些带规律性的内容。
除上述对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的论述外,《中国与美国》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一些重要课题的论述也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
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述便是其中的一例。
《中国与美国》在探讨蒲安臣在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时便指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渊源,认为蒲安臣所倡导的“合作政策”“构成了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第44页)。
在论述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日俄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时,《中国与美国》不仅探讨了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动机,而且特别指出了这项政策产生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认为“以‘门户开放’政策所体现的(中美两国)利益的交叉点影响了以后半个世纪的两国关系”(第85页),正是美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态度使清政策试图借助“外力来平衡日本及俄国扩张的压力”(第91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日在中国的竞争则表明,美国并不支持中国的独立,“两国间的共同语言只能局限于防止一国称霸中国”(第120页)。
这些新的见解无疑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该书还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中国与美国》论述中美关系时的主要缺点是作者采取的一节一议的办法,使不少重要而又精彩的论述散见于几个章节里,使读者难以把握。
如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述就是一例。
二是有些引文过于冗长,一部如此大跨度的著作,尽量减少引文的篇幅,可以使作者有更大的空间展开自己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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