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作者：轩传树来源：《领导之友·理论版》2016年第06期[摘要] 当今中国正面临“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课题。

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具有物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更要体现为制度层面的现代化。

也就是说，在制度上要实现市场作为主体的经济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组织作为主体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政府作为主体的政治现代化（或称国家现代化）。

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必然是在遵循人类文明共识即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坚持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并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关键词] 全面依法治国；政治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者简介] 轩传树（1969—），男，安徽省长丰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社会主义比较、政党政治。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6-0032-06 [收稿日期] 2016-05-03引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是基于原始公社的解体、私有制的发生和原始部落首领相对于社会监督的脱离而产生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经历漫长的社会主义过渡之后，国家才开始慢慢走向消亡，国家的主要职能才将逐渐由政治统治转向经济社会管理。

在我们当今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发生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共同革命，国家也没有真正消亡，但是国家的职能却在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变化，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越来越凸显和重要。

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仍离不开国家干预，因为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另一方面，尽管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高度独立、自治，但是也离不开国家管理，因为多元复杂的社会毕竟也有失范、失序甚至失控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育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国内，人们倾向于将“政府主导”视为社会主义的象征；在国外，这一点却往往被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现。

实际上，国家干预与否以及干预多少并不能体现什么“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我国强调政府主导，通过政府干预来保护市场发育和维护社会稳定却是不争的事实。

通过这种模式，我们实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相比那些信奉“华盛顿共识”（也即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我们不仅经济发展没有停滞，而且社会也没有出现巨大动荡。

当然，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方面，过多的政府干预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也影响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另一方面，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等，过多地、不适当地让位给了市场机制，政府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结果造成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权力与资本纠结在一起，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并固化等问题的存在。

因此，我们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又紧接着在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现代化，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赖于市场治理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也即政治现代化）。

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任务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之路，即在遵循人类文明共识——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坚持并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并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一、坚持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决好领导方式现代化问题我们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它不同于西方的“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而是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首先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国家（这里的国家，即政府），再通过这个国家来打造现代的社会。

[1]这一逻辑，一方面，决定了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执政党处于发动机的地位，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党与国家、社会存在着显著的同构性。

这一同构性的体制架构是我们的政治特色和政治优势，但也容易带来“党政不分”“执政党的权力得不到制度化约束”“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3]等有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象，也是导致“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的制度性根源。

因此，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要的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做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关键是要依宪合理界定党政关系。

我们党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我国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十三大就“党的领导”作出明确规定，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十六大以来的党章对于党的领导作了新的规定，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核心还是政治领导。

这里的“领导”主要是靠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人大立法程序使之成为国家法律和政策来实现的，是靠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员干部奉公守法，以保证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来实现的。

“科学执政”，关键是要党务公开、提高执政成本意识。

“党在过去的工作中之所以存在执政不计成本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未把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当作一门科学”，就在于党务不透明，党的决策程序和执行过程缺少监督，党的执政没有执政成本的压力。

因此，要实现科学执政，“就要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执政成本意识”，要在政绩考核评价过程中“增加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的内容，不仅看领导干部所取得成绩，还要看创造政绩的目的是什么，并就取得政绩所付出的投入和代价进行计算”。

[4]要对政绩成本进行科学评估，就必须建立包括机构、规则、人事、财务、方针等在内的党务公开制度，尤其是要建立党的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这样成本评估才有基础，科学执政才有动力。

“民主执政”，关键是要落实各级党代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制度。

党员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通行做法。

只不过，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条件下，党员代表大会的主要功能是确定总统或首相竞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和修改党章等，因此一般都是在大选前召开，其召开周期也相应地与大选周期基本保持一致。

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

我们不存在竞选的压力，但是我们需要为国家发展不断制定和修正路线、方针、政策，需要不断将党的意志通过人大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和规划，需要不断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干部。

因此，对我们党来说，要真正发挥党员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就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若干年才召开一次，而应该实行常任制。

目前我们党有8700多万党员，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操作起来有难度，但是省级以及省级以下党员代表大会是可以一年一次的。

在这样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对最重要的党务，包括机构、规则、人事、财务、方针等，进行讨论、辩论、质询和表决。

有了这个常规过程，党内民主才会真正有了着落，党员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也只有让普通党员推选的代表大会整党治党，才会对党内最严重的专权腐败行为实行监督和制约。

[5]二、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解决好民主制度现代化问题民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世界潮流和时代趋势，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P168）。

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就明确将“民主”作为一个奋斗目标，现在更是将其直接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主的实质就是“主权在民”或者说“人民主权”，在西方话语中体现为“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在我们的话语中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如何实现民主？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代议民主。

这种制度主要是相对于古希腊城邦所实行的直接民主而言的。

当近代国家的规模已经发展到远非原来的希腊城邦所能比拟的程度，原来在城邦范围内实行的直接民主也就相应地慢慢演变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内的代议民主。

也就是说，人民不再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而是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由代表代替他们管理国家。

尽管代议制现在已不足以满足实际需要，出现了“协商民主”——一种在代议民主主体结构下引入一些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形式，但是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如果说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那么协商民主就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

因为协商民主存在成本高、时间上耗不起、效率太低等问题，目前协商民主只能是代议民主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一个替代。

就我国现状而言，政治现代化问题主要还是将代议民主制度落实好。

[7]（P23-29）实际上，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亦无论是代议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民主相比市场，市场始终存在一种去地域化的内在动力和特征，即市场可以在资本逐利的本能驱使下不断突破政治地理范围的限制而走向全球，而民主却始终存在一种地域性的特性。

[8]民主的地域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民主制度总是限定在某个特定共同体的政治地理范围之内，因为主权在民的“民”总是某个政治共同体内的公民，民主制度的实施范围总是与政治共同体的范围相匹配，当政治共同体由城邦发展到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那么直接民主也就相应地发展到代议制民主；另一方面，体现在民主制度总是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历史文化特征，呈现一定的历史惯性和民族个性。

从这意义上来看，一国范围内的经济转型之所以往往快于政治体制改革，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表现出更多的同质性而民主政治却呈现出更多的异质性或者说多样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就民主实践的国际经验来看，西方社会实行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民主。

这种民主制度的一大成功之处，就是通过分权制衡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滥用，把权力部门及其官员关进了“笼子”里。

但是，这种民主制度也存在一系列弊端：一是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部门议行分离，互相掣肘，议而不决，造成行政效率低下；[9]二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政治献金”，使民主演变成富人的游戏和金钱政治。

[10]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1]，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