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和特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文明网 2009-08-26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学界的认识各有不同，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5种：一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把法治文化界定为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共识性的法治价值观，认为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的精神内核，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支配法律实践活动的群体性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被社会化的过程和方法”[1]。二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为基础，把法治文化界定为法的现象中的精神部分[2]，即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识、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三是从认识论角度解读法治文化，认为法治文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实证科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用于沟通法社会学与比较法学研究的桥梁[3]。四是借助文化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的基本认知，将法治文化界定为社会群体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某些法律生活方式[4]。五是从系统论角度认识法治文化，把法治文化界定为由法律制度、法学理论和法律观念三个因素组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机制[5]。

本文在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以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为目标，以法治文化研究为理论切入点，进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

表现形式，以及其有别于其他社会形态法治文化的特质。在我看来，法治文化是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共识性的法治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支配的法律规范和法治实践活动的总和。此概念可分析如下：第一，法治文化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存在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之中，存在于人们在相互交往的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要求之中。第二，法治文化的群体性、共识性特征来自于历史传统积淀。第三，法治文化具有独特的内在结构层次：一是观念形态的法治文化，如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理论等；二是制度形态的法治文化，如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三是实践形态的法治文化，如具体的立法活动、行政执法行为、司法活动等。这三个层次虽有表里之别，但相互开放，彼此影响。以此法治文化认知为基础，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界定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并由其决定的，经过5 000年中华文明积淀而来的共识性的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规范化、社会化的法律制度、法治实践活动的总和。

与其他类型的法治文化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是我国一切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内在规定。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首要特性应当是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共同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建设需要一个体现其前进方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通过谋全局、把方向、抓大事，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性其次表现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领和支配地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自觉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实践提供思想和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性还表现为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社会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同人民当家做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时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7-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性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这表现在：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造者和受益者，必须做到法治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法治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制度层面，新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益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宪法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揭示了我国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在思想层面，20余年持续不断的全民普法教育和近年来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了法治精神，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依法维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水平。在实践层面，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公推直选、全国性的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以及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不断扩大和群众评议执法活动的推广，使得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二是历史传承性。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法治文化的发展同样如此。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整体文化中重要的子系统，是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而成的。在其积累沉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习俗、宗教伦理等因素的影

响，法治文化也因此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等东方国家“诸法合一、重刑轻民”的法治文化，归结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法律及其他文化子系统都具有自主性，只有对特定法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的整个文化系统有所了解，才能正确地解读特定的法治文化。随着法社会学在我国的兴起和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我国学者开始总结和反思百年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角度认识法律及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也逐渐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把法治文化视为受到历史形成的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8]，已渐成共识。法治文化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独立存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割裂自己的历史而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法治文化。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继承了中华法系的精华，又汲取了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内容，具有历史传承性。

三是与时俱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法律文化形态，其形成和发展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与时俱进性，体现在其理念、制度和实践等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等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成果。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新关键是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法律价值观念，从而引导正确执法，严格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新表现在：在法治文化思想和法治文化理念方面，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新诉求。在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推进法律素质教育，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农民等重点对象的学法、守法和用法，全面提高人们的法律素养，形成浓厚的法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