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

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
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

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

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

当然，迈过“陷阱”殊为不易。

从全世界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转型的关键期。

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

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性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

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难度更大、挑战更多。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

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

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

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

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
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

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

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

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

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费旺了，生活质量升级了，各种负面情绪和冲突就会明显减少。

——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

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

但我们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