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信产业经济学特征分析(7.21)

我国电信产业经济学特征分析[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电信行业作为网络型产业的一个代表，伴随着电信管制、电信企业重组等一系列改革的推进，电信产业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核心特征归纳为自然垄断性、外部性、电信生成的服务性。

[关键词]:电信产业；经济学特征；自然垄断[Abstract]：Along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nceasingly thorough, the telecommunication profession represents as network industry's, follows the telecommunication control, the telecommunication reshuffle of the enterprises and so on a series of reform advancement,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s highlighting day by day to the social economy various aspects function. The article induces from the economic angle its core characteristic into natural monopolizing, the exterior natural, tele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ministrant.[Key words]：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Economic characteristic; Natural monopoly电信业被公认为是具有高额固定成本的行业，某些业务领域从技术角度来看存在着自然垄断。

因此，数十年来，电信业务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一个绝对的垄断者提供。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非常关注的案例。

电信行业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改革，市场结构、规制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伴随着这些转变，中国电信业的普遍服务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垄断(Monopoly)，作为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需要对其含义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垄断一词的认识也不相同或者随着时代不断在变化，想对垄断做出一个准确定义是很难的，所以，理论学界有“垄断无定义”一说。

实际上，对垄断做出研究更多的是在经济学的领域，法学领域研究垄断主要集中在反垄断法的范畴内。

按照传统上的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前的电信业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

自然垄断指的是行业内由于资源分布的高度集中而不适宜或者不可能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垄断，比如说，城市中的自来水公司拥有的管道网，一个城市中是不适于铺设两套管网系统的。

格林沃尔德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指出，自然垄断是一种自然条件，它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有最适度规模的公司[1]。

沃特森(Waterson)认为自然垄断是一种状况: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

按照通常的解释，自然垄断行业具备以下特征[2]:一是自然垄断行业投资规模较大，具有网络性特征，并且具有较大的“沉淀资本”，投入的成本很难在短期内收回，因为投资规模大的缘故进入壁垒较高，投资者无法迅速进入此行业。

二是规模效应明显，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增加一单位产品产量所需要增加的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

例如:中国移动的通信网络目前用户为2亿左右，这时候如果增加一个用户对于中国移动通信成本的增加可以看作为零。

三是在自然垄断行业大多为公用事业，一般带有较强的公益性，这种公共服务要求提供者能够保持持久性、恒定性，如果允许多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的话，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损害公众利益。

历史经验以及理论考察使得人们对电信产业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即电信网络是自然垄断的。

但是几乎从电信产业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产业那一刻起，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一个世纪来电信产业的变化改变了该行业的成本和需求结构，使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逐渐消失。

总的看来，电信产业已经不再是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特征正在丧失。

2电信产业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也称外部经济性，是指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的生产或消费活动受到其他经济主体活动的直接影响，使其生产函数或消费函数的值发生了改变，因而该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的决策发生改变，甚至其他经济主体活动的这种影响成为影响其决策函数的最重要的变量因素。

电信产业的外部经济性十分显著。

表现在时间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上,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其他行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积极的经济外部性。

电信部门通过提供快速、优质、高效的电信服务,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有机的联系起来,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优化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

电信服务的消费具有外部性。

所有已经加入到电信网络的用户将从新加入的用户身上获益，因为他们可以与更多的人利用电信服务进行交流，但入网的成本却只能由新进入者承担。

当存在网络外部性时，或者说当入网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电信网络的发展可能处于非常低的均衡水平，于是产生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即只依靠市场会使很多人不能享受电信服务。

例如，接入价格(入网费和月租费)所产生的门槛会导致很多人放弃加入电信网络，而这种情况在电话发展的初期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于是，普遍服务政策通常被作为庇古税来内部化电信网络的这种正外部性。

尽管网络外部性为电信的普遍服务提供了非常清晰的理由，但近年来，在国际上，它已经不再是普遍服务争论的焦点问题。

拉丰(Laffont)和泰勒尔(Tirole)2000年的文章对这一现象特别作了说明:部分原因是由于OECD国家中，网络建设已很发达，网络的外部性已不是非常显著；部分原因是人们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运营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已经把网络外部性内化了。

3电信产业的普遍服务3.1电信普遍服务的基本内容普遍服务是一个含义非常多变的术语。

总体而言，它是指以可负担的价格提供广泛的电信服务接入。

但是，这一概念也会随时期以及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如今，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中，普遍服务主要指给所有的个人提供种类繁多的电信服务。

例如，欧洲委员会将此概念定义如下:“普遍服务意味着所有的用户，无论其地理区域、无论其所处国家的特定状况，都能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一系列指定质量的电信服务。

”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电话普及率很低，因此普遍服务更多地是指提供公共接入，即:每个人都能以合理的方式接入到一个公共电话(Hank， 2000) 。

3.2电信普遍服务的理由中国目前仍处于低网络接入状态:2004年底还未实现村村通，接通公共电话的行政村比例仅为89.9%。

人均固定电话普及率更低，仅为24.9%。

与电话普及率非常高的发达国家(OECD等)相比，中国还处在网络正外部性非常显著的阶段。

其次，由于农村、西部边远地区的电信接入成本高昂，尽管会有一些出外务工人员带来呼入的增加，但这种微额的收入远低于成本，因此运营商缺乏动力内部化这种潜在的网络正外部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外部性仍然是中国实行普遍服务政策的一大原因，仍需要通过普遍服务政策来内化。

电信普遍服务的第二个基本理由是利用扭曲相对价格的方法，对穷人和高成本地区的用户进行补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现，东部与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收入再分配手段解决地区间的收入不平衡问题将成为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尽管如此，实施普遍服务政策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用扭曲相对价格的办法而不是利用直接税的手段实现收入再分配。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次优出发，考虑某些重要的制度因素。

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是，税收系统的效率比较低，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公共资金的成本或者影子价格比较高。

一般来说，直接征收要素税所产生的经济扭曲要低于征收间接税所产生的扭曲。

根据可靠的研究，在发达国家，由于税制合理并且税收征管制度发达，公共资金的影子价格一般在0.3左右；但在中国，由于税制的不合理，比如更多地依赖间接税，并且征收过程的效率很低，如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等，所以公共资金的成本高达1.5-2.0。

因此，在实现收入再分配时，使用普遍服务政策得到的社会福利很可能大于税收。

这也正是笔者支持在中国通过电信普遍服务实现收入再分配的一大原因。

基本通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必需的一种服务，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两方面重要的社会意义(Stephen Graham， James Comford和Simon Marvin1996年):(1)情感:电话是人们联络朋友、家人的手段；(2)工具:通过电信可以评价一些信息、产品、服务，迅速进行交易，还能联络到紧急的呼救服务等。

上述的这些用途使得基本电信服务成为了现代社会生活、个人生活、文化经济生活的焦点。

3.3电信业普遍服务的现状2004年1月，为实现通信业“十五”规划中提出的“到2005年底95%行政村通电话”的目标，信息产业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决定指定六家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采取“分片包干”的方式承担电信普遍服务义务，为此制定了行政村通电话工程实施方案(信息产业部，2004年15号文件)。

虽然目前“分片包干”实施的效果不错。

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分片包干”政策并不是长久之计，不能最终解决中国普遍服务问题，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分片包干”不尽合理，由于评估和分配办法过于简单，可能给某些运营商带来过重的负担，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中性。

注意到，方案中只是对行政村的数量进行了分配，但这与实际的普遍服务任务量并不完全对应。

例如，在西藏的一个行政村开通电话的成本可能是贵州的几倍。

其次，目前的政策只是解决村通问题，即普遍接入问题，普遍服务最终要实现所有公民的通信权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成本补偿问题，而现有的政策显然无法胜任。

注意到，“分片包干”的融资基础是各运营商的内部交叉补贴—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这与WTO的基础电信协议是相悖的。

中国已经在2001年成为了WTO的正式成员国，这种成本补偿办法显然不可能在长期维系下去，因此未来的普遍服务必须通过普遍服务基金机制来提供。

既然普遍服务基金政策才是解决中国电信普遍服务的根本出路，那为什么信息产业部目前还是决定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来推动村村通电话工程呢?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建立普遍服务基金，首先需要对全国普遍服务的总成本进行核算，其次在对具体的普遍服务项目进行成本补偿的时候，需要核算净成本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