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待堕胎问题的思想变迁
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
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第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一一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建国初期，政府着力于医治战争创伤，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并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各种准备。
社会实践还难以提出一项明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
况且，当时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滞后效应性质，并不即时反映出来。
相反，却由于革命的胜利，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仅短短四年，就安排了141.5万原城市失业人员就业，1953年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共产党领导的奇迹确实验证了毛泽东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著名论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观点。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人们误解了这句话，以为毛泽东是鼓励生育、多增人口的。
其实这是毛泽东针对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太多，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从而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论断而发的。
紧接着上面的话，毛泽东说“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对苏联学术界的人口理论、政府的人口政策导向也全盘移植过来，而不顾中苏两国国情的显著差异，把对学习苏联的态度，提升为政治态度来对待。
于是，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得到了中国政务院卫生部的全力支持并广为舆论传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和政策。
相反，倒是在实践上执行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这可以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关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0年4月）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2年12月）两个文件中得到证明［3］。
哲学家对于堕胎的思考
哲学家对于堕胎的思考堕胎这个话题，光是说出来就让很多人皱眉。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同的标准：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有的人则觉得是个人自由的选择。
哲学家对于堕胎的看法其实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文化背景都会影响他们的观点。
咱们可以看看那些哲学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说不定能给我们点启发。
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家们对于“生命”的看法可真是五花八门。
有些人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只有上天才有权利决定谁生谁死。
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就强调了“自然”的重要性，他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有目的的，存在的每一刻都有它的价值。
换句话说，在他的眼里，堕胎就像是违背了自然法则，可能带来一连串的道德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一条鱼没有机会游到水里，那是多么不公平啊，对吧？然而，到了现代，很多人开始觉得生命不仅仅是生理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和个人的选择。
在这种思维下，堕胎可能并不那么“可怕”，反而是一种为了更好的未来做出的决定。
有一部分哲学家会站在女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堕胎问题。
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有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没人能强迫女性承受她不想要的责任。
这就像是，你去商场买了一件衣服，穿上觉得不合适，想换就换，为什么一个生命就不能做这样的选择呢？这种看法比较接近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选择的权力，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个人发展，甚至是因为健康问题，堕胎不应当成为社会道德审判的对象。
还有一些哲学家从道德的角度考虑。
他们认为堕胎虽然是女性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道德上的后果。
比如说，康德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你不能仅仅把人当作手段来达成目的。
”换句话说，堕胎也许是在某些情况下合理的，但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不方便或不想承担责任，那就不太合适了。
像他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堕胎是在侵犯某种“潜在生命”的权利，虽然这个生命尚未出生，但它的存在也许是有意义的，不能随便剥夺。
有意思的是，很多哲学家会从“时间”的角度来辩论这个问题。
当今中国,应该还是不应该进一步限制堕胎行为？辩论赛 正方辩词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发言稿
当今中国，应该还是不应该进一步限制堕胎行为？辩论赛正方辩词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发言稿正方一辩发言稿：尊敬的评委、各位观众：堕胎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限制堕胎行为。
我们正方将从道德伦理、社会稳定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为大家阐述我们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来看道德伦理的角度。
堕胎涉及到两条重要的生命：母亲和胎儿。
伦理学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和价值，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
堕胎实质是终结一个尚未来世的胎儿的生命。
虽然某些情况下堕胎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痛苦或保护母亲的健康，但我们不能否认堕胎本身对生命的伤害。
因此，限制堕胎行为是对生命尊严的保护，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是应该被支持的。
其次，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限制堕胎行为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
堕胎行为的过度宽松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对于国家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问题，青少年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市场紧张，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逐渐浮现。
我们需要通过限制堕胎行为，鼓励人们生育健康的下一代，以维持人口结构的平衡。
这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需要对人口结构的合理配置给予更多的重视。
通过限制堕胎行为，我们可以避免出现人口过度集中或分散的情况，并促进人口结构的合理配置。
合理的人口结构可以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的发展，防止产生人口不均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和冲突。
总结一下，基于道德伦理、社会稳定和人口结构的考虑，我们正方认为在当今中国是有必要进一步限制堕胎行为的。
让我们携手共同保护生命尊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配置。
谢谢。
正方二辩发言稿：尊敬的评委、各位观众：在上一位辩友的发言中，他充分阐述了从道德伦理、社会稳定和人口结构等方面为何应该进一步限制堕胎行为。
在此基础上，我将从女性权益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继续论述为何应该限制堕胎行为。
首先，我们应关注堕胎对女性权益的影响。
是否应该禁止堕胎辩论辩题
是否应该禁止堕胎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禁止堕胎辩论。
1. 伦理道德，堕胎是剥夺了胎儿生存的权利，违反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
伦理学家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堕胎侵犯了胎儿的人权，违背了这一原则。
2. 科学角度，科学研究表明，胎儿在受孕后不久就已经具备了生命的特征，有自己的DNA和生长发育过程。
因此，堕胎实质上是结束了一个生命的存在。
生物学家达尔文曾说，“生命的复杂性和奇迹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也说明了胎儿的生命是珍贵的。
3. 社会稳定，堕胎的普遍存在会导致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价值观念的混乱。
如果堕胎变得合法化和普遍化，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家庭破裂、道德沦丧等。
因此，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应该禁止堕胎。
反方观点，不应该禁止堕胎辩论。
1. 女性权利，堕胎是女性的权利，她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和生育权。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曾说过，“女性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因此，堕胎应该是女性的自由选择。
2. 个人自由，堕胎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政府和社会无权干涉。
哲学家弗洛伊德曾说，“个体的自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个人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育和生命。
3. 社会需要，有些情况下，堕胎是必要的。
比如，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者胎儿有严重的遗传疾病，这时堕胎是为了保护母亲和胎儿的权利。
因此，应该允许堕胎的存在。
在这个辩题中，正方和反方各有其观点和论据。
正方强调了伦理道德、科学角度和社会稳定，反方则强调了女性权利、个人自由和社会需要。
因此，应该对堕胎辩论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辩论，而不是一味地禁止。
毕竟，这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社会和个人权利的复杂问题，需要全面考量和平衡。
是否应该推行全面禁止堕胎辩论辩题
是否应该推行全面禁止堕胎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推行全面禁止堕胎。
1. 道德层面，堕胎是对生命的侵犯，违背了人类的道德伦理。
伦理学家康德曾
说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堕胎违背了这一原则，剥夺了胎儿的生存权利。
2. 科学角度，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胎儿在受孕后就已经具备了生命的特征，有
自己的基因和生长发育过程。
因此，堕胎就是对一个生命的结束，违背了生命的自然规律。
3. 社会影响，堕胎会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例如导致人口减少、家庭破裂、心
理健康问题等。
堕胎的合法化会让人们对生命变得漠视，对道德观念产生负面影响。
反方观点，不应该推行全面禁止堕胎。
1. 女性权利，堕胎是女性的生育权利，应该尊重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
法
国作家雨果曾说，“女性的权利就是人类的权利”，禁止堕胎将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
2. 危险情况，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妊娠对母体健康造成威胁或者胎儿出现严
重异常，堕胎是保护母体健康和避免胎儿痛苦的必要手段。
3. 社会问题，堕胎合法化可以避免非法堕胎带来的安全隐患，保护妇女的身体
健康。
同时，也可以减少因意外怀孕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如未成年怀孕、贫困家庭无法承担生育成本等。
综上所述，虽然全面禁止堕胎可以从道德、科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找到一定的
理由支持，但是也不能忽视女性的权利、危险情况和社会问题。
因此，在推行堕胎政策时，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寻求更加平衡的解决方案。
是否应该废除堕胎合法化辩论辩题
是否应该废除堕胎合法化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废除堕胎合法化。
首先，堕胎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侵犯了胎儿的生存权利。
堕胎违背了人类的伦理和道德观念，因此应该被废除合法化。
众所周知，伦理学家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这
句话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和保护，而
堕胎显然违反了这一原则。
此外，堕胎也会给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
康带来严重的伤害，长期来看，这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因此，为了维护伦理和道德的基本原则，堕胎应该被废除合法化。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堕胎合法化。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堕胎合法化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权利
和自主权。
堕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废除合法化，将会导
致更多的非法堕胎行为，从而给女性的身体健康带来更大的风险。
此外，堕胎合法化也可以帮助那些因为意外怀孕而无法承担责任的
女性，让她们有机会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
官鲁斯·贝德·金斯伯格曾经说过，“堕胎是女性的权利，是她们
自主决定自己的生育权。
”因此，废除堕胎合法化将会侵犯女性的
权利和自主权，不应该被实施。
综上所述，废除堕胎合法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伦理、道德、社会和个人权利等方面的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需要充分的讨论和辩论来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堕胎的讲座的心得体会
在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堕胎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近期，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堕胎的讲座，通过聆听专家的讲解和案例分析，我对这一敏感话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以下是我对此次讲座的心得体会。
一、了解堕胎的背景和现状讲座伊始，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我国堕胎的现状。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300万例人工流产，其中约600万例为未婚女性。
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反映出我国堕胎问题仍然严峻。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女性对性知识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社会对未婚女性的歧视和偏见。
在讲座中，专家还分析了导致堕胎的社会因素。
首先，性观念的开放使得年轻人对性行为的态度更加宽容，但同时也增加了意外怀孕的风险。
其次，部分女性由于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等原因，无法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从而选择堕胎。
此外，社会对未婚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也是导致堕胎现象频发的原因之一。
二、探讨堕胎的危害讲座中，专家详细介绍了堕胎的危害。
首先，堕胎对女性的身体造成严重影响。
人工流产手术过程中，女性可能会出现感染、出血、子宫穿孔等并发症。
此外，多次堕胎还会导致女性患上妇科疾病，甚至影响今后的生育能力。
其次，堕胎对女性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许多女性在堕胎后会出现焦虑、抑郁、愧疚等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患上抑郁症。
此外，堕胎还会影响女性的家庭关系，增加家庭矛盾。
三、倡导尊重生命，关爱女性针对堕胎问题，讲座提出了以下建议：1. 加强性教育，提高年轻人的性知识水平。
通过普及性知识，引导年轻人正确对待性行为，降低意外怀孕的风险。
2. 关注女性心理健康，为女性提供心理支持和关爱。
对于因经济、工作等原因选择堕胎的女性，社会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帮助她们度过难关。
3. 改变社会观念，消除对未婚女性的歧视和偏见。
尊重女性的生育选择，给予她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4. 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对于非法堕胎、强制堕胎等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维护女性的生命健康权。
四、个人感悟通过此次讲座，我对堕胎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对当今社会堕胎行为的看法与反思
可是这些看起来是“正当”理由的，真正是正当的吗？我们可以先将第一种情形排除掉，因为在法律明文里，强制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在女性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强制性的要求她生下这个孩子——这不仅仅是另外的一种伤害，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但是，在这么多起堕胎的行为中，这种原因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那剩下的其他理由，不外乎就是一种自私的心理在作祟——这个孩子影响了我今后的生活及安排，我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留下他，因为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这样的心理在潜意识上就没有把胎儿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当做一个人（human being）来看待。
堕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一直持有一个观念：男女结合是为了繁衍后代。堕胎作为人为终止人们繁衍后代的手段，是与人们对婚姻和性的看法相违背的。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有：“不要给一个怀孕的妇女堕胎药”这一条，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任何生命都是有灵魂的”这一理论。由此可以得出，在古代，堕胎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可以先将第一种情形排除掉因为在法律明文里强制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在女性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强制性的要求她生下这个孩子这不仅仅是另外的一种伤害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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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为小农经济模式，自给自足，劳动力就是财富妇人象征。
因此普遍崇尚“多子多福”，统治者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如东汉章帝元和二年春曾下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
令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着以为令。
”且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以儒家经典作为“愚民”的思想武器，弘扬“天人感应”之说。
堕胎乃是有悖“天理”“伦常”的行为，会“遭天谴”。
而反观近代中国，由于西方社会人权思想的传入，政治构建中对于堕胎的态度越来越温和。
“计划生育”的实施更是将堕胎作为控制生育的一种手段，成为避孕失败的一种补救措施。
但是，堕胎作为一种人流手术,其对妇女的危害性却逐渐被淡化,越来越多的未婚年轻女性堕胎违背了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初衷。
总之，堕胎问题在中国基本上能形成共识,不具有争议性,但对女性健康以及青少年性教育的关注促使国家采取进一步的补救措施。
因此可以看出，在政治方面，我国对于堕胎的态度是逐渐走向开放的。
法律方面，目前我国基本上是对于堕胎没有限制的，然而宪法中的人权精神却要求国家履行保护生命的义务与责任，因此很难在保护胎儿生命和尊重孕妇的自我选择中得到平衡。
我国现行的堕胎规则主要的法律依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199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并且由于我国的社会背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相对落后，广大农村地区对男性劳动力需求大，多盼望能添男丁，或部分民众传统观念浓厚，使“重男轻女”的现象依旧存在。
从而，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来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然而，我国目前的堕胎规则是由政府规则作为主导的，从而引发了这些规则是否与我国宪法相悖的问题，是否由于法律层次过低而有违宪的嫌疑。
且堕胎涉及到胎儿生命发育权和潜在生命权的保护，这无疑关系到了宪法中对于基本人权的规定，而生命权是基本人权中处于优先保护地位的权利。
因此，虽然我国法律对于堕胎是允许的，没有限制的，但是如何在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不违背宪法的人权精神，在孕妇与胎儿双方的权利中找到共识，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讨论与修定。
社会运动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属于男权社会，妇女基本没有发言权，从“夫为妻纲”“嫁鸡随鸡啊，嫁狗随狗”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女性作为男性的依附品，一个生育工具一般的存在。
一位妻子如果不能为夫家诞下子嗣或者进一步说，无法生育男丁延承香火。
那便是失德的表现，以律历，男方可以以此为由，休了女方。
从造字中也可以看出，“夫”字为天出头，丈夫便是妻子的“天”，女子要“三从四德”不得“违夫命”。
且从“奸”“妓”“妖”等字眼都以女为偏旁便可以透视出，在古代人们对于女性贞洁的重视以及对于其生育权利的把控。
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却需“三从四德”，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言论来阻止女性思想进步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然而，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使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体制慢慢走向瓦解，劳动力不再是创造财富唯一的需要，元代黄道婆改良纺织技术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社会纺织业的发展。
明清时出现不少有识之士，如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打破传统“天人感应”“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以解放天性，“格物致知”作为自己的理论思想，大大的促进了人们的精神觉醒，使女性对自身地位进行审视。
同时，在元杂剧，明清小说中，如《牡丹亭》中大量崇尚自由恋爱的桥段出现，这抨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念，使女性在一个平等的角度上成为一个有自我选择权利的个体而存在。
清末，“放足运动”及不少达官显贵如康有为，李鸿章格外重视子女教育，他无论儿女都要读书接受教育的思想促进了后来留学潮中，在中国上层人士里，女性留洋接受开放西方先进的文化大浪潮，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大门的打开，留洋新式淑女大量出现，虽然政府此时对与堕胎的法律规定依旧是有罪的，然而随着当时各种妇女运动如“妇女乳房解放”等，女性们纷纷要求解放身体，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那些政府下令因“有伤风化”而禁止发行的有着各式着泳装，背心，短裙少女的画册成为风靡一时
的畅销品，不少女性甚至因此一跃进入当时的上层社会，成为所谓的“名媛”，在社会舆论中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所以，迫于女孕育者的反对和司法工作者的消极执法，民国时期的“堕胎非法”在女性强烈的诉求中步履艰难。
到了现代，虽然我国法律对于堕胎持开放允许态度，人工流产也成为各大医院一项平常的手术。
但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堕胎”依旧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眼，仿佛只存在于青春少男少女不谙世事做错事的影视剧电影中，末了镜头中还免不了女主的慌张和医生的白眼。
李银河作为中国首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发出的许多观点引起社会哗然，且相对于国外女性主义组织的成熟而言，我国似乎很少有较为完善规模较大的女性组织，更不用说女性运动了。
可见堕胎作为女性身体解放与自我选择权利的一个标志，在道德层面中还是被人们持有较大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