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体系视角看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演进
从国际体系视角看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演进
摘要：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
从古至今，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和平外交除了受其文化传统、历史地理条件影响外，也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影响和制约。
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赋予了中国和平外交不同的内涵和地位。
关键词：文化传统；和平外交；国际体系
关于中国和平外交的缘起和发展，学界已多有探讨，归纳起来，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中国的和平外交归因于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指导。
认为儒学倡导“以德化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思想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精髓。
另外一种研究方式则是从中国的历史和所处地理条件、经济文化基础等方面说明中国和平外交传统的形成。
以上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从中国的内部情况来研究中国的对外行为，有其合理与直观的特点。
但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些现象：如为什么在儒家思想形成并推广的春秋战国时期，它并没有成为指导当时各国外交的理念等。
笔者认为研究一国的外交特点与方式，不但有国家内部的原因，即单元层次的解释，也要关注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即所谓体系层次的研究。
本文力图从国际体系与结构的角度尝试说明，中国和平外交传统不仅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核与历史地理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所处国际体系(这里的国际体系主要指由国家力量对比所形成的客观态势)的影响与制约。
多国朝贡，和平主导
中国真正确立和平外交指导思想应在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以后，这种思想的确立又和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密切相关。
当时中国已经完成统一，成为幅员辽阔，雄踞东亚的帝国，客观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小国环绕，众星捧月的东亚国际体系，中国无疑是这一体系的主导者。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儒家和平思想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和平外交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中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力量，周围国家受其册封，形成“诸蕃入贡，华夷一统”的局面。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藩属国一般采取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策，除非得到当事国的请求。
在经济上的朝贡关系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中国封建统治者通过回赠，使这种关系实际上变成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而且诸小国处于依附地位反而享受到了额外馈赠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
这种建立在“道德至尊，经济利他”主义基础上的东亚朝贡体系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熟。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第一，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思想是主流，但也不排除在个别时期对不服从这一体系的国家和民族使用过武力，兵戎相见。
第二，和平外交虽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但不可否认也受到了国际体系的影响和促成。
换句话说，和平外交是一种自身文化的外溢，也是一种顺应国际体系的策略。
中心边缘，被动求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的领土遭到瓜分，主权一步步丧失。
旧的以中国为中心，由周边国家拱卫而成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不复存在，中国猛然一下被推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当中。
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封闭的国际体系被打破，旧的交往体制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和边缘的位置，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
这一期间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欧洲几大强国以及美国和日本，处于边缘位置的是如中国、土耳其、印度这样的国家。
由于国家实力的巨大差距，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处于国际体系中不平等和被压迫的地位。
纵观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外交，依然可以找到和平外交的主线与脉络，只不过在国际体系的制约下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内涵与界定，大体有以下两方面：其一，面对中国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除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之外，还必须改变传统的与外国打交道的方法。
以往的中国外交讲究以和为贵，是为了宣扬天朝大国的德行，是一种主动的外交态势。
而现在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则是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外交。
其二，这一时期的和平外交包含了传统的“均势策略”。
由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低下，它在实施这一策略时不能触犯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而只能是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独立，并通过与某些列强结盟来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险的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害。
由于国际结构的影响和限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可归纳为想抗争而又无力抗争的被动屈辱的和平外交。
两极博弈，独立自主
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也为中国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
新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其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其对外政策的宗旨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与以往中国
历朝历代外交相比，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和内涵，其和平外交包含了更多的主动性和自觉意识，并且是在坚持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外交工作。
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其外交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这是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
中国外交在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战略和策略。
新中国诞生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二战后美苏冷战和对峙所形成的两极格局。
从国际体系层次的视角来看，这种僵化的两极体系结构使得中国外交选择十分有限。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
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
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就当时的国际关系而言，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带有鲜明的指向性，那就是同苏联结盟，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国际体系内部发生了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的变化。
两极格局的框架依然存在，但两大阵营内部已然松动，中苏交恶，欧洲和日本对美国的离心现象加剧，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战后赢得独立的亚、非、拉民族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并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
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论断，即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对付第一世界，并区别对待第一世界，联美反苏。
这给中国的和平外交增添了新的内涵。
中国外交的发展史
中国外交的发展史
中国外交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其现代外交的发展可追溯至19世纪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
1895年，中国的首次危机是对抗日本的甲午战争。
此后，中国试图保持独立和自主地位，避免在列强之中被分割。
20世纪初，中国的外交政策着重于抵制外国干涉、保护领土完整和独立、避免与大国的战争，以及推动普遍和平。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积极寻求和平和友谊，采取了不少外交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恢复领土权和推动全球的自由和平。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逐渐发展为更为开放和自信。
中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逐渐变得更加积极，包括推动全球化进程，维护自身利益，加强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以及加强与国际组织与地区合作的渠道。
至今，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一直走在自主、和平、合作的道路上，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与外交史的最大转折点。
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政权，中国外交由此具备了开辟新局面、谱写新篇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外交虽历经三次转型[1]，但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以此为成果实现外交转型。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从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到大国外交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49年，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核心是由“屈辱外交”向“立国外交”转变。
新中国外交通过这次转型，彻底改变了持续近百年的“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尴尬姿态，确立并奉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以独立自主为底色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使中国很快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进而陆续与“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北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
由此，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尽管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王存刚【内容提要】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
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建国后中国外交理念的变化
建国后中国外交理念的变化一、建国后中国外交理念的初步形成（1949-1978）建国初期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国内外形势复杂，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
首先，中国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坚持自己独立自主和持久和平、平等互利的和外国建交和两个阵营的平衡”，这是中国外交理念的宗旨。
中国认为，外交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坚持自主独立，不做任何超越自身利益的事情，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强调坚持和平发展，主张通过和平办法解决国际争端和矛盾，反对武力扩张和霸权主义。
其次，中国主张五项原则外交。
五项原则外交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
五项原则包括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
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强调国家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反对干涉内政，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最后，中国支持和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中国自认为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权利，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主张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参与非洲、亚洲的国家建设，提供援助和支持，增强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和地位。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变（1979-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外交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形成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外交思想。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主张开放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主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加强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化与各国的贸易往来，推动全球化进程，树立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
其次，中国重视邻国关系，提出“周边外交”理念。
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
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
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实行了“独立自主”、“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逐渐加深，最终导致了中苏交恶。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着手改变外交政策。
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982年，中国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此后，中国开始加强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通过经济开放吸引外国投资。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计划，旨在促进全球贸易和互联互通。
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和贫困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发展。
从“独立自主”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历程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以及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参与者的事实。
- 1 -。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作者：耿国祥杨娜娜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7期摘要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我国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论述，分析了我国外交政策演变的过程。
关键词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形势演变基金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耿国祥、杨娜娜，装甲兵工程学院。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158-0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在不同的时期还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一、“一边倒”时期（1949-50年代中期）所谓“一边倒”，就是指倒向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所谓“另起炉灶”，是指同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切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后，再按新的原则与之建立平等关系。
在三大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外交成就。
二、“两个拳头打人”时期（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各国），争取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总之，中国顶住了来自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推动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一条线”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末）70年代，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发展脉络
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发展脉络解放初期：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建立之际，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方针有“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即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建立必须清理旧中国残留的对外关系痕迹，建立良好的环境，以全新的面貌，发展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在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行敌视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但并不是要放弃独立自主原则。
50年代：开始探索有别于苏联的外交政策，1953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系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60年代：“两个拳头打人”，时间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指依靠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这些变化，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新战略。
结果是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道路。
整个60年代，“反两霸”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对外关系格局的特点。
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与西方缓和），三个世界划分。
这一时期美苏争霸出现了苏功美守的态势。
苏联加强在中苏边境和蒙古的军事部署并企图从北、南、西三个方面包围中国。
美国实行战略收缩，急于从越南脱身，谋求打开对话关系。
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
这是我国外交的因此重大战略调整，对缓和我国面临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方针始终不会改变。
对国际范围内关于中国的各种评论和预测的认识
对国际范围内关于中国的各种评论和预测的认识一、背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和预测，“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论调反复出现。
近段时间，国际上形形色色的“中国经济责任论”突然增多了起来。
“汇率责任”、“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二氧化碳排放大国责任”……大有把中国搞成“责任”代名词的势头。
一些西方人士把对中国的不满与忧虑，统统转换为中国的“不负责任”。
二、论调演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种评论和预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往往伴随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发展变化而悄然改变。
1、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
早在苏东剧变时，西方就兴起了第一波的“中国崩溃论”。
那时西方出现了“历史总结论”，认为中国必然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
但苏东剧变后，中国不仅顶住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而且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进程。
西方的“中国崩溃论”不得不把重点转向经济，开始唱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其实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西方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比比皆是。
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兴起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同时，有关“中国机遇论”、“中国威胁论”、“同舟共济论”等新的论调也不断出现。
2、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
新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冷战后，其背景是苏联威胁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
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
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有关。
外交学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
外交学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在外交领域有着独特的视角和策略。
本文将从外交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战略，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一、历史背景与传统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战略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和平、非干涉和平等原则。
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儒家思想中的“和合”观念，以及中国历史上经历的多次战争与动荡。
这些历史因素塑造了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态度与策略。
二、和平发展与亲诚惠容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和“亲诚惠容”政策。
和平发展是指中国致力于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政策主张。
亲诚惠容政策则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要秉持诚信、友好、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互利合作与交流。
三、多边外交与区域合作中国一直倡导多边外交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机制。
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
此外，中国积极推动着区域合作，如东盟与中国自贸协定（CAFTA）的签署，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这些举措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四、平等、公正与合作中国的外交政策强调平等、公正与合作。
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应以平等相待，并强调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公正性。
中国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通过南南合作与援助项目来推动合作与发展。
五、外交软实力与文化交融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充分运用了外交软实力与文化交融的手段。
中国提倡文明对话，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国也积极利用传媒、文化产业和人文交流等渠道，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影响力。
六、新时代中国的外交挑战与战略调整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国需要适应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同时，中国还需要应对国际间的贸易纷争与地区冲突等问题。
在应对这些挑战时，中国需要调整外交战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
七、总结外交学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体现了中国对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和国际公平正义的追求。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与外交史的最大转折点。
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政权，中国外交由此具备了开辟新局面、谱写新篇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外交虽历经三次转型[1]，但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以此为成果实现外交转型。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从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到大国外交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49年，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核心是由“屈辱外交”向“立国外交”转变。
新中国外交通过这次转型，彻底改变了持续近百年的“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尴尬姿态，确立并奉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以独立自主为底色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使中国很快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进而陆续与“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北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
由此，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尽管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王存刚【内容提要】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
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