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贾平凹（1952～）当代作家，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后从事文学专业创作。出版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山地笔记》、《野火集》等，长篇小说《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民俗文化是社会群体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某种媒介作用，既沟通着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沟通着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它是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山地之子贾平凹深深地浸润其中，汲取丰富的写作资源，并将文学与民俗“联姻”，呈现出风俗民情地域化，生命活动立体化，话语运作神秘化的特质，从而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建构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一、风俗民情地域化

商州是贾平凹开垦的一片生土，他在这里开始了“田野作业”，着重考察商州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奋力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把艺术光圈对准西部这块黄土地，摄下了一幅幅具有地域化特色的民俗万象图。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普遍存在，而又比较潜隐不露的一种文化规范。”①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涉及面广，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一经俗成，对民众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俗文化不断地被过滤，筛选和沉淀，凝聚在民众心理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强的生命力。民俗文化融于历史长河之中，它的荷载是多层次的，倾注着民族精神，折射着价值取向，摧生着艺术情趣，孕育着审美风尚。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是任何民族所不能缺少的文化事象，大都有地方色彩，并打上自己的烙印。如鲁迅小说的绍兴味，老舍小说的北京味，沈从文小说的湘西味。贾平凹也以自己的小说楔入地域文化之中，具有独特的“商州味”。

对贾平凹来说，商州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家园，他对这块土地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又有所超越。小说中的商州并非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圆点，而是他心目中的商州，是作为其情感载体的商州。对地域化了的民俗进行整体把握，把人的生存空间视为特定的文化层面加以拓展，这是贾平凹所格外关注的。他说：“商州之所以是商州，正因为偏僻贫困，而又正好是距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的古城西安四五百里路，这就构成了它区别于别的地方的特点。”②这里的人生活在历史文化的氛围厚重的包裹之中，咸阳长安，数度古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寓意契机。贾平凹对其描写对象的文化背景与现状有着独特的认识，在小说文本中，使人感到商州脚下，弥漫着一种古色古香的生活情调。那四皓暮、照影壁、铜镜、古塔、碑板，俨然庙宇一般坚固的住宅，都巧妙地暗示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韩玄子对四皓先生的顶礼膜拜，韩文举用铜钱卜算天象，碑文中的高老庄的历史，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特定地域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理，写出人与历史与民俗的联系。贾平凹在现实与历史的交叉点上，观照生活的来潮与去向，注视到平静的地壳下激荡的潜流，其作品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氛围与现实基调。

贾平凹不仅把地域化的民俗当作文学的观照对象，也当作文化总体构架的一部分来表现。由于他对养育自己故士的乡风民俗了如指掌，信手拈来，点染成趣，商州的正、野、稗史、广博的掌故，轶闻趣事，民谣俚语，百姓征兆，富有地方风味的秦腔等不断穿插其中，

体现了对特定的历史土壤的发掘和酣醇如酒的地域风味。如“深山里家庭富裕不富裕，标志不像关中人看门楼的高低，不像陕北人看窗花的粗细，他们是最实在的，以吃为主，看谁家的地窑里有没有存三年，二年的甘榨老酒，看谁家的墙壁上有没有一扇半扇盐腌火燎的熏肉”。这里“风情敦厚”，“对于外边生人来到门口，必是让烟让茶让吃让住。”这里盖新房“脊雕五禽六兽，檐涂虫鸟花鱼”；这里的人虚岁36岁过“门坎年”，要系红腰带消灾免祸。这些有关乡风俚俗的描写，展示了古朴尚存的民风，充满了生动的气韵。

贾平凹既写地域文化民俗，又不乏时代精神的观照，他在《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天狗》，《浮躁》，《高老庄》等作品中，透视民俗事象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属性，并放在时代变革的整体情境中，具体考察它的利弊，优劣，由此展示出这块古地濒临变革之际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二、生命活动立体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贾平凹不是停留在对民俗事象的描摹上，而是聚焦民俗文化的主体——人，并把人的生命活动立体化，追求着人的心灵及生命的阳光，在民俗文化的母体内进行文学的重塑与思考。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生命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所表现的生命，人作为开放性，发展性的生命体，自从创生以来，就有突破自己，发展自己企望生命永恒不息的倾向，人的生命活动建立在生存活动基础之上，民俗文化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心灵，其审美本质的真正指向是“本真”——生活的真，自然的真，生命的真。生命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审视，观照的对象，贾平凹崇尚作为原动力的生命本身，透过民俗文化中的生命活动，勘探人生之谜，撑起艺术的魔杖，叩问人生，叩问宇宙，体悟文化深层的人生玄机。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只把小说文本看作民俗现象的拼贴，而忽视生命活动这一审美价值中的内核，就不可理解民俗这一“活化石”，与其创作的血缘关系。

人的生命内涵是多层次的，形成一个开放性系统。对人的个体来说，从摇篮到墓地，意味着生命的开始与终结。贾平凹真实地展示了民俗文化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具体现象，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探寻生命的奥秘。《瘪家沟》的开篇把人的生命环境化为生殖意象的细致描绘，体现了对生命本体重视。“瘪神庙的香火盛世极盛，几乎在胭脂河上下，大凡夫妻想要孩子，都来朝拜祈祷”，《鸡窝洼人家》中的“求儿洞”，也热闹非凡。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生命密码”，如《浮躁》中金狗出世的奇异情景，《高老庄》里人种的退化。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不断深化着对人自身的认识，有关民俗事象的描写不只是渲染着固有文化的社会生活氛围，而是与人的生命形式，生命状态，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人是民俗之魂，与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的既是民俗事象，也是审美现象。人生各个阶段的礼仪，如生子仪礼:孩子生下以后，在门上挂一撮白线，也有挂红布，外人便知道这家刚有了小孩儿，按风俗，外人是不能进入产房的，如《古堡》中，云云添了儿子，小梅在门闩上挂白线。但有些地方妇女是可以进去的，她们往往聚在一起，品评孩子的相貌，给产妇说些吉利话儿。认干亲仪礼：认干亲有的是因为孩子生辰不对，就像《故里》中的赵怡，生二月，有犯，若想一生平安，必认干亲。或觉孩子命苦，为讨吉利，而认干亲。像《鸡窝洼的人家》中，麦绒认为儿子长在单亲家庭，没有得到父爱，命太苦，遂让儿子认了回回。认干亲时，多为大人抱孩子一大早出门，最先碰到什么，不管是人，还是狗，是猪，甚至碾子，棒槌等物件，都要认为干爹。如果认的是人，就要求对方为孩子取名。如果是其它物件，就以此物为名。《土门》里，魏小小抱儿子出门碰到狗阿冰，就认狗为干爹，并取名魏狗。《秦腔》里，瞎瞎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认的干爹是一头瞎猪，就叫了瞎猪，慢慢叫成了瞎瞎。也有的地方，认为要给孩子认一个体面，或者忠厚本分，有好名声的大人，方可保孩子一生平安。《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