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1)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在战国时期，宰相主要是负责辅佐国君的重要职位。
当时宰相的选任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被称为“举贤”，而之后的选任宰相改为由国君根据他们的忠诚和能力来确定。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宰相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秦朝的宰相称为丞相，是秦始皇身边的最高长官。
丞相的权力非常大，他拥有决策政务和制定政策的权力，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军事和财政事务。
然而，秦始皇死后，由于秦朝政权的不稳定，丞相的权力逐渐被削弱，最终宰相一职失去了其政治上的重要性。
随着汉朝的建立，宰相的制度再度恢复。
西汉时期，宰相的称号改为丞相，宰相被任命为皇帝政务的重要顾问，负责政治决策和政治施政的工作。
丞相的职责包括监察百官，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处理国内外大事等。
此外，丞相还与皇帝进行每天的政务商议和各种会议，他的职权与皇帝几近平等。
到了隋唐时期，宰相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唐朝宰相是天下事务的第一责任人，拥有最高的权力。
宰相不仅具有权力，还拥有独特的特权，如专用府第和印信等等。
到了宋代，宋朝的宰相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
宋朝时期，宰相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削弱，宰相无法直接参与决策。
这是因为宋朝皇帝设立了机构，如枢密院和政务堂等，宰相的决策权被这些机构剥夺。
此外，宰相的任命和罢免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必须经过议政和上达道路等程序。
到了明清时期，宰相的权力进一步衰落。
明代首先废除了丞相这一制度，而设立了内阁，由首辅和各部尚书组成，成为最高行政机构。
明代的首辅虽然与宰相在职权上类似，但其权力受到更多的限制。
清代则进一步削弱了首辅的权力，皇帝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的集权，宰相的角色只是一个礼仪性的头衔。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从选任到任命，再到废除的过程。
随着历代封建政权的兴衰更替，宰相的地位和权力也随之变化。
总的来说，宰相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国家的重要决策者和政治顾问，对推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起源于秦朝。
宰相是国家政权中的最高官员，拥有极高的权力。
宰相制度的演变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秦朝、西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朝。
在秦朝，宰相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负责国家的政务和军事。
然而，由于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宰相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建立，宰相的地位逐渐丧失。
西汉时期，宰相的角色重新被强化。
西汉设立了丞相一职，丞相是皇帝的重要顾问，负责处理国家大事。
丞相具有太尉、司徒、司空等官职的掌握权，他在政务上具有相当大的权力，成为了皇帝的有力助手。
然而，在西汉后期，宰相的权力也逐渐下降，地方豪强的势力逐渐抬头，宰相的声望逐渐被削弱。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的地位再次得到加强。
在这个时候，由于政权的分裂，宰相成为各个政权统治的实质性大权。
宰相执掌国家政务，处理重要的军事和外交事务。
北魏时期设立的侍中一职，成为了宰相的次要助手，共同负责国家决策。
然而，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政权更迭频繁，宰相的地位也不断受到削弱。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变，宰相制度在唐朝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和巩固。
唐朝建立了官僚体制，设立了"宰相"和"宰相"两个重要职位。
宰相和宰相各负其责，在政务和军事上形成了相对分工的模式。
唐朝的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顶峰，宰相成为了皇帝的重要幕僚和左膀右臂。
然而，随着唐朝的瓦解，宰相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宰相的地位大幅度下降。
到了宋代，政治权力逐渐向中央集中，宰相的角色逐渐弱化。
到了明清时期，宰相制度几乎完全废除，权力被皇帝直接集中掌握。
总的来说，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表明，宰相的地位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宰相制度曾有过辉煌的时刻，但也遭遇了衰落和废除的命运。
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政务和军事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发展。
历代丞相制度的变迁
历代丞相制度的变迁引言历代中国的丞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一环。
丞相是朝廷的首席宰相，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历史的演进，丞相制度也经历了许多变迁。
本文将对历代丞相制度的变迁进行全面、详细、完整且深入地探讨。
起源和初期发展1.起源于秦朝：丞相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始于秦始皇时期。
2.郡国制度下的丞相：最初的丞相多由郡国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地方事务。
汉朝的丞相1.西汉初期的丞相制度：丞相的职位仍然由地方大夫担任，主要职责是辅佐皇帝处理朝政。
2.司马迁的丞相改革：司马迁上表建议设置三公九卿，对丞相制度做出了一定改革。
3.窦宪的丞相制度改革：窦宪进一步完善了丞相制度，将丞相职位从地方大夫中选拔，提高了丞相的地位和权力。
汉武帝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度1.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后改为大将军）。
2.九卿：太仆、太傅、太尉、司徒、司马、司空、太常、大理、御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丞相制度1.曹魏时期的丞相制度：曹魏时期设立了丞相职位，并加强了丞相的权力。
2.世袭丞相制度：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世袭丞相制度，许多丞相职位成为世家的世袭官职。
魏晋丞相的权力演变1.曹魏初期的丞相权力：丞相主要负责辅佐皇帝处理朝政，并参与决策。
2.曹魏后期丞相的权力削弱：曹魏时期丞相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削弱，丞相地位日益边缘化。
3.隋朝的重用丞相：隋朝重视丞相的作用，加强了丞相的权力，丞相成为权臣之一。
唐宋时期的丞相制度1.唐初的丞相制度：唐初设立了宰相职位，负责处理朝政，称为宰相。
2.唐贞观之治：武则天时期，丞相的权力达到顶峰，宰相龙图阁参军李吉甫开创了贞观之治。
3.宋朝的丞相制度：宋朝继承了唐朝的宰相制度，称为丞相，职责类似于唐朝。
4.宋朝丞相的兼任情况：宋朝丞相常常兼任其他重要职位，如枢密使、签书枢密院事等。
宋朝丞相制度的变革1.宋太宗时期的丞相制度改革：太宗下令丞相按次序值勤，加强了丞相的权力。
宰相制度
宰相制度一、宰相制度的历史演变《史记·陈丞相世家》“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新唐书·百官志》“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
”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历代各有名称。
宰相制度起源于商朝，“尹”，正也，王委之以正天下，职掌与“相”接近，地位显赫。
周朝辅佐周王的是太宰，总揽一切政务，是政府机构的首脑。
春秋时期各国有相，身份为卿，相权也即为卿权，属于宗法贵族政治的范畴，各国名称各异，秦为庶长，楚为令尹，晋、鲁、郑也都有上卿执政，这是卿权势力强大的表现。
战国时，七国之中，只有楚国沿用春秋官制，仍称令尹，其它各国都设置相位，丞相权力极大，《荀子·王霸篇》：“相者，论列为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吕氏春秋·举难篇》：“相也者，百官之长也。
”相的职位虽然显赫，但非世袭，没有封邑，而由国王任意任免。
当时有三种类型的相：布衣之相、作为高级外交官的相、贵族之相。
这个时候，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第一，秦汉时期的宰相制度——三公制秦：丞相，“丞者，承也；相，助也”，起源于战国时秦国，秦武王二年，置丞相，上承天子之命，下为百官之长。
秦始皇建立秦国后，成为正式的官称。
秦为一相制，唐朝杜佑《通典》：“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
置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
”三者不是并列的。
《汉书·百官表》云：丞相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是银印青绶，并且很明确地说：“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
”可见，御史大夫是卿，不是公。
俸禄也不同，秦丞相俸禄为万石，御史大夫为二千石，因此，秦宰相制度中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官职，但没有三公。
丞相职守“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协助皇帝处理军国政务，权力很大，“宰相之职，无所不统”，“事无大小，辄决于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1.【问题】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答案】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整理如下，供大家学习参考。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设宰相（宰辅）辅佐君主总理国家政务的制度。
它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的产物。
宰相是“百官之长”，是辅佐君主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
“宰”是主持之意；“相，助也”，原为“辅佐”、“襄助”之意，后引伸为辅助君主管理政事者。
最初称担任君主朝聘宴享者或代表君主出使外国者为傧相。
后来则称辅助君主总理政务的最高执政官为相。
形成与确立宰相一职是由商、周的家臣宰职演变而来。
商、周时期，实行以王为首的等级贵族联合专政政治制度，由巫史和公卿等贵族辅佐君王，担任君王的顾问，参与决策，协助管理国事，握有很大实权，但他们职位世袭，君王不能随意更换，难以支配。
于是，君王往往以掌管王室事务的宰臣为亲信。
他们是君王的家臣，地位较低，大部分出身于奴仆。
后来这些宰臣逐步超出原有的职掌而经常参与政务活动。
春秋以后，王室衰微，世卿世禄制日渐破败，诸侯国君斗争日益激烈。
一些国君为使国家富强和抑制贵族擅权，便起用地位较低的家臣和有才能的士大夫管理国家政务，取代世卿，如齐桓公任用出身低贱的管仲总理国政。
此后，春秋各国陆续设置相职，但各国相职的官称不一，楚国称“令尹”，宋国称“大尹”，吴国称“太宰”，齐国称“相”。
战国时，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体的形成，各大国普遍建立宰相制。
魏、韩、赵的相职均称“相邦”，楚国仍称“令尹”。
由于相职协助君主宰制万端，故战国时，“宰相”成为这类官职的通称。
秦国受三晋的影响，置相较晚，商鞅由魏入秦，始为左庶长，后升大良造，虽未称相，但其地位相当于三晋的相邦，史称“商鞅相秦”。
最早记载的秦相是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以张仪为相。
秦武王改置左、右丞相，以右相居首。
“丞”为辅佐之意，与“承”相通，又有承受之意。
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位尊势隆，但并非世袭，而由国王任免，不享有封邑。
秦统一六国后，仍分置左、右丞相，宦官担任的称“中丞相”。
传统政治中相权演变规律及原因探析
焦点透视437传统政治中相权演变规律及原因探析何云标（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西安市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摘要：在古代中国，君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此长彼消，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笔者详细分析了相权演变的基本过程，并对演变规律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皇帝本人的期望并极力推行之，同时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相权；演变规律；演变原因一、相权演变过程（一）秦朝三公的设置—宰相制度正式确立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社会的大变革，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但当时各国称呼并不统一，如宰相、丞相、相邦等。
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宰相之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正式创立宰相制度。
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秦朝初建，实行的是一相制，后来也曾置左、右二丞相。
御史大夫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负责掌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
太尉，负责全国军事，其地位与丞相一样。
（二）西汉“中朝”的建立—宰相制度的大调整汉承秦制。
汉高祖和汉惠帝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的萧何、曹参为丞相。
丞相的权力迅速膨胀，“掌丞天子， 助理万机”1。
当时的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掌握着朝廷的行政实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凸显，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原则是，皇权不断集中，而相权不断被分割。
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分割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
汉武帝时，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形成了“中朝”和“外朝”。
“中朝”也称“内朝”，主要由皇帝的亲信近臣组成，重要政事往往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
“中朝”逐渐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其实际职能逐渐退居到执行的地位。
这样就将丞相拥有的决策、行政两大权力分解开来，从而形成中枢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
（三）唐朝三省制的完善—宰相制度的成熟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后，国家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决策是否正确。
试述我国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试述我国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君主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则是不断变化的，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
综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宰相辅政制度的发展规律：（1）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围绕君主的权力这一根主轴进行的。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出令决断之权直接归君主独掌，辅政的工作仅限于秉承君主的旨意，贯彻君主的意图以助理万机。
由于全国事务纷繁，君主事实上是不可能事必亲躬，也不可能亲拟诏敕，亲传口谕，必须借助辅政部门来完成草制、传宣诏令、承传处理各方面送来的章奏，这些工作本来都是君主权力的体现，但操作在辅政人员手中，就难免出现篡窃君权的危机。
一是有野心的辅政可能会利用这些工作之便，虚君擅权；二是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辅政有充分的条件来搪塞职责，欺上瞒下。
这两种危险的存在，使一些君主寝食难安。
随着君主专制程度的不断提高，君主在牢牢控制出令决断权的同时，尽量把草拟诏救、传宣诏令、批阅奏章等重要工作交给自己的亲信，也就出现“臣仆用事”的现象。
（2）在宰辅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君主的权力的总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不断变化，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
皇帝不断从宰相手中削夺权力，宰相的权力由大变小，逐渐丧失原有的决策、议政权力，变为只有执行权力的普通机构。
秦汉时期的丞相权力还是比较大的，宰相原则上应该遵照皇帝的诏书和面谕办事。
皇帝的诏书由内廷机构转送到相府，宰相收到诏书后，应该核对此诏书是否符合法律、制度，尤其是祖制。
对符合者，便由宰相签署，交府员负责分发，或交付给有关政务部门，或转送地方政府去实施。
如果认为不符合制度或当前形势，则可以封驳，请皇帝再加考虑，甚至对皇帝进行谏诤。
宰相平时以章奏汇报政务，也可以在定期朝见皇帝时直接请示。
凡军国大政，高级官员的任免，都要请示皇帝批准，对皇帝认为应该商酌之事，宰相须按照指定的范围，主持大小不同的朝议或集议，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从宰相制度的兴废看，其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
其演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黄帝至西周时期为萌芽期。
在史书中，这个时期已有宰相名称如“相”、“百揆”、“宰”的记载。
这些职位实际已有辅助君王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尚未作为正式官称，所以也还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制国家，天子分封他的宗族成员后，天子与诸侯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天子只管辖王畿地区，诸侯国对天子没有交税的义务，中央的财政开支靠王畿地区提供，诸侯国仅仅上贡，交一些土特产品；再就是军事义务，遇有战争，天子能够借用诸侯国的军队，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
在西周以前那种政治形态下，不可能产生宰相制度，所谓国家实际上是大家族，天子就是大家族的首领，身边只需要少量家族重要成员和近亲协助处理事务即可，真正核心的行政运转体系在卿大夫那里，具体权力是在家臣手中，家臣是处理家族事务的总管。
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下，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很系统的中央管理体系，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宰相制度，但行政权力的萌芽和后来的中央政府的萌芽都能够追溯到这个时期的家臣制度。
春秋至秦为创立期。
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中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变化有：（1）世卿世禄体系被官僚体制冲击，形成了以官僚体制为主、世卿世禄为辅的政治体制。
（2）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冲击，乡里制度、郡县制开始建立，形成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并重的体制。
（3）中央集权开始形成。
因为政事繁多，国君一人难以应付，就出现了以宰相为首的朝官集团。
为适合这种政治体制变化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建立起各自的宰相制度。
各国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贤相名宰应运而生，活跃在周秦之际社会剧变的历史舞台上。
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正式创立，成为后世沿袭相承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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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1)史家论及汉代宰相制度变化，大凡都追溯到汉武帝在位之时，而归因于君权、相权之矛盾[1]。
事实是否如此我以为不然。
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与汉武帝谈论为政之道时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陈涉……偏袒大呼，天下从风……。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故贤主……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 [2]。
这里，徐乐重点在提醒武帝减轻赋税、徭役，以防止和消弭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吴楚之乱不过举为陪衬，至于君权、相权的矛盾则只字未提。
与徐乐同时上书、召见、封官的主父偃、严安，为武帝所划各策也同样没有涉及君权、相权关系。
如果主、相之间争夺权力，武帝确系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权，善于见风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对这个问题不置一词吗这就从反面证明，汉初七十年君权、相权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矛盾，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并未予以注意。
汉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问题。
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言，当时重点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
“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诸侯王莫不悲怨”［3］。
为此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
它们均以律、令形式，作为长久适用的规范、措施出现，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宰相制度的变化则不同。
汉武帝虽然处死过丞相，贬黜过御史大夫，却从未颁布过一条律令改革整个制度。
许多事实表明，自汉初以来，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权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权力。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曹参为相国，政尚清静无为，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让参子曹窋质问他为何所请事”“无《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惠帝、吕后时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
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辞职，文帝竟让陈平“专为一丞相”，此后西汉一直沿用不改［4］。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罢太尉官，属丞相”。
后代基本沿用［5］。
文帝曾命丞相灌婴率军八万五千击匈奴; 武帝曾命丞相刘屈氂率大军平定戾太子叛乱。
证明丞相掌握兵权，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欲封王信为侯，景帝犹疑不决说：“请得与丞相议之”。
《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于武帝时为丞相，“入奏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以上史实，用汉初以来君权、相权矛盾逐步尖锐，皇帝处心积虑想改革旧制，削弱相权的观点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来似乎有利于上述观点，可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属于相权过大，与君权冲突的性质。
其一是汉景帝与丞相周亚夫的矛盾。
据《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本来景帝很器重周亚夫，后来所以失和，原因有二：一是景帝废太子荣，周亚夫固争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二是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后” 周亚夫反对又未成，“因谢病”，被免相。
这两件事本属不同政见之争。
周亚夫力谏，并非相权膨胀，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对皇帝做出的重大决策进行谏铮的精神。
另一面，景帝否决周亚夫之议，也是君主专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许的。
如果两人都有度量，关系本不该受到影响。
然而不幸两人度量狭窄，周亚夫竟愤而“谢病”，景帝借口将他打击致死。
很明显，景帝所恼火的不是丞相权力的大小，而是周亚夫固执己见，触犯皇帝尊严。
正因如此，他虽打击周亚夫，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调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权力。
这固然也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权力之争却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汉武帝与丞相田蚡的矛盾。
此事见于《史记》卷—百七《武安侯列传》。
田蚡“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这是常被引用作为君权、相权矛盾尖锐的史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好儒术，与武帝气味相投。
虽因武帝祖母窦太后好黄老，一度免田蚡太尉职，但窦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为丞相。
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武帝对他“所言皆听”，甚至他贪得无厌，“请考工地益宅”时，也只说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库” 的气话了事，并不深究。
第二，田蚡作为丞相荐人为二千石官，从制度上说并未越权［6］。
由于此故，在所荐人中即便有个别的起家至二千石，也谈不上“权移主上”。
司马迁这么形容，大概是对田蚡奏事太久，荐人太多所用的一句夸张之词，不能理解得太实⑺。
第三，至于武帝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从上下文及后来二人关系分析，恐怕并非嫌田蚡权重，而是因为主相二人议事，田蚡“坐语移日”，武帝心情烦燥，而有上语。
如果嫌他权重，就不必“所言皆听”。
当时武帝二十多岁，即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让左右近臣与大臣辩论政事，否决过田蚡意见，则这时对田蚡不驳，应推定是建议符合其心意。
如果武帝最后两句话是针对“权移主上”而发，则此后应逐步限制田蚡权力；而田蚡看到武帝发火亦当收敛一些。
然而田蚡却进一步摆丞相威风，“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甚至“请考工地益宅”。
在与魏其侯窦婴、前中郎将灌夫有隙后，又向武帝控告灌夫，“请案”，而武帝竟回答“此丞相事，何请！”可证二人关系到这时为止还是融洽的。
史书记二人不和始于田蚡陷害窦婴、灌夫致死，所谓“上自婴、夫事时不直蚡”云云[8]，反证在此之前，包括荐人起家至二千石这事在内，武帝与田蚡尚没有什么隔阂。
以上三点，说明武帝与田蚡的上述矛盾并非所谓相权过大引起的，不能以此证实武帝存在削弱相权的思想。
此外，如汉文帝与周勃的矛盾，性质略同[9]。
那么汉代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何在我以为，在于汉初以来的宰相制度越来越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巩固汉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它作某些改革。
如所周知，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基本上是以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制订国策，只求遵守刘邦、萧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宫，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
对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办事就行，即使是武人也无妨。
从汉武帝开始，这种局面无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经过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
在他的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剧变，清静无为转为积极有为，对主要辅佐宰相之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怎么变呢是感到他们权力太大，加以削弱吗是认为他们出谋划策太多，“权移主上”，而故意搁置不用吗否！恰恰相反，是比汉初诸帝更迫切需要统治经验丰富的宰相多行使权力，多出谋划策，以赞襄自己大展宏图。
然而，当时的宰相制度却愈加不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
首先，按旧制主、相之间见面次数较少。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汉宣帝“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
厉精为治方五日一听事，贝y在此之前必在五日以上，或许是一月一朝或二朝［10］。
间隔时间如此之长，对于迫切需要听取“古今治道”［11］的武帝来说如何等得及其次，为弥补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见宰相议事，可是按旧制礼节隆重，“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还有谒者为之赞唱［12］。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汲黯为主爵都尉，“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
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
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
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
此事既说明武帝不喜烦琐礼节，甚至见丞相都不冠；另一面又说明礼制毕竟约束很大，武帝对丞相也只是“或时”不遵行，而且限于“燕见”和冠饰；一般情况下丞相朝见商议政事，必得一丝不苟。
因此，限于礼制武帝不会屡召宰相朝见。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 [13] < 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尽，不得不先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然后封列侯。
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为纨绔子弟，除个别人外，才干往往较差。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附申屠嘉列传》：自嘉死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
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
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后嗣为武帝丞相者还有；建陵侯卫绾，系以军功封侯，“醇谨无他”，因“不任职”免。
魏其侯窦婴，是外戚，虽有才干，但因得罪窦太后而被赶下台；后来又与田蚡不和受到排挤，至死未再进用。
武安侯田蚡也是外戚，因好儒术合武帝意，然“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思想偏于保守，政治上无所作为。
乐安侯李蔡，“为人在下中”。
原南窌侯公孙贺，“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
列卿的子弟石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14]。
这些人当丞相，用王国维的话便是“皆以中材备员”[15]。
一句话，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
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16]，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它们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武帝的决策。
基于以上情况，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摸索出以下办法来弥补旧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应对者达百余人。
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中“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
至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17]。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
证明武帝是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
《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与徐乐、严安在一起。
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爱才若渴之状跃然纸上。
《史记》卷一二六《东方朔列传》：东方朔上书公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
东方朔在大政方针上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明见解，然而武帝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意见。
这样一来，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
第二，为了把种种建议仔细研究，付诸实施，武帝进步从对策及上书人中“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待以不次之位”[18]。
象主父偃，甚至岁中四迁；有些则用为相当于后来中朝官的中大夫、侍中等官，“并在左右”，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 [19]。
这些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干，多智谋，可以给武帝制定内外政策提供宝贵意见。
另一面，为了共同研究和决策需要，或许原归丞相、御史两府保管的一部分资料也逐渐转归近臣尚书了[20] o同时这些“腹心之臣”因为常在左右，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召见，共商对策。
加上他们官位低，礼节简便，甚至可以“俳优畜之” [21] o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大决策上还可以让他们与宰相大臣辩论。
通过辩论，既可对双方建议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后决定取舍；同时如果这些近臣正确，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见也比较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