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美军队指挥管理体系的联系和区别
浅析美军联合指挥控制系统发展与启示
浅析美军联合指挥控制系统发展与启示摘要：在紧张恶劣的信息化作战条件下，指挥控制系统界面自身问题容易造成指挥员认知负荷过载，影响指挥员的认知效率，造成指挥决策失误。
针对此问题，文中首先阐述了认知负荷理论的内涵，总结了认知负荷理论在人机界面领域的应用；然后，基于认知负荷理论，分析了指挥控制系统界面认知负荷的来源及类型特点；最后，根据指挥控制系统界面认知负荷的均衡机制，提出了减少认知负荷的均衡策略，为开展指挥控制系统界面的认知负荷评价及优化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认知负荷；指挥控制系统；人机界面；均衡引言指挥控制是联合作战的核心，是决定部队组织形式和作战样式的逻辑线。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军指挥控制体系历经“军种独立”、“平台中心”、“网络中心”三个阶段，引领美军联合作战实现从“军种联合”向“跨域协同”的变革。
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发生重大调整，为应对未来大国高端对抗，美军认为必须在各军种和各作战域开展一体化协同作战，通过跨域无缝的指挥控制产生高效的进攻和防御效果。
为此，2019年美军提出建设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能力，旨在把各军种指挥控制系统连接成一体化指控网络，在所有作战域之间实现迅速、无缝的信息交流。
2020年，美军从作战条令、系统研制、技术开发和演习试验等各个层面积极推进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能力建设，并取得多项突破。
一、美军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发展背景美军认为，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在未来作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应对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均势对手，美军需要一种跨军种和作战域的高效信息共享与分析决策能力，支持联合全域作战。
美军认为目前使用的指挥控制手段已经丧失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难以实现战场态势感知数据的跨域集成。
美军当前的跨域态势感知能力依赖于数量相对较少的昂贵高科技专用系统，不支持在所有作战域充分地交互和数据融合，各军种之间缺乏简便安全的数据共享机制。
2)难以实现跨军种的一体化指挥控制。
美军联合作战才旨挥机构及其运作
美军联合作战才旨挥机构及其运作美军联合作战才旨挥机构及其运作美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始建于1947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调整改革，现在部门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善，运转比较顺畅。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主要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下称“参联会”)、战区／职能联合司令部(下称“联合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前两者为常设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后者视需要临时建立。
本文仅探讨常设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及其运作。
一、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军参联会由参联会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陆战队司令组成。
参联会主席由军队高级将领担任，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
参联会其他成员是各军种中军衔最高的现役军人，一方面他们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在某些特定问题上的军事顾问，另一方面他们又负责本军种的行政管理，对本军种部长负责。
按照惯例，军种副参谋长在大多数日常事务中代行参谋长职责；军种参谋长作为参联会成员的职责优先于所有其他职责。
参联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平时向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提出关于军队建设、国防发展项目与预算、采购需求评估、联合作战条令、联合训练政策等方面的建议；在战时协助国家指挥当局对美国武装力量实施战略指挥，监督各联合司令部的军事活动。
联合参谋部是参联会的常设机构，由参联会主席全权领导。
联合参谋部对作战部队没有指挥权，其职责仅限于向参联会提供建议和协助参联会主席履行其职责。
联合参谋部的编制员额为1781人，其中军人1367人，占77％；文职414人，占23％。
在1367名军人中，军官1063人，占78％，士兵304人，占22％；陆军486人，占35．6％；海军335人，占24．5％；空军451人，占33％；陆战队95人，占6．9％。
由此可见，联合参谋部在人员组成上陆、海、空三军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联合参谋部包括联合参谋部主任办公室、管理部、人力人事部、情报部、作战部、后勤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作战计划与联合部队发展部、指挥／控制／通信与计算机系统部、部队结构／资源与评估部和10个职能委员会。
中外军队建设理念比较及中国军队的应对策略
中外军队建设理念比较及中国军队的应对策略作者：王泯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1年第09期【摘要】本文在对中外军队建设理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应对之策。
要抓住军队装备建设的机遇；大力提高军事指挥员素质；实现军队从建设理念到训练指挥的全面“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中外军队；建设理念；比较；应对策略一、中外军队建设理念比较1、从指挥体制上来看世界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分两种基本类型，即军令、军政分开型和军令、军政合一型。
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国家采用的是军令、军政分开型军事领导指挥体制，我国采用的是军令、军政合一型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
二者各有利弊。
（1）军令、军政分开型领导指挥体制。
主要优点：一是机构职能专一。
军政系统能够长期稳定地抓好本军种建设；军令系统的指挥员主要研究作战问题，精力相对集中。
二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
军令系统由于只设作战、情报、通信等与作战指挥比较密切的部门，机构精干、制约因素少。
主要缺点：一是责权不够统一。
二是存在平战体制转换过程中的适应问题。
（2）军令、军政合一型领导指挥体制。
主要优点：一是指挥者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指挥员与指挥对象之间比较熟悉，容易建立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
二是便于实现责权的统一。
利于统筹部队的平时建设与战时运用问题。
主要缺点是指挥人员既要应付大量的日常战备、训练、管理等工作，又要研究带兵打仗问题，增加了指挥人员的负担，容易使指挥人员陷入繁琐的事务，而无暇研究作战指挥问题。
（3）辩证地看待两种指挥体制的利弊。
领导指挥体制涉及面非常广泛，其建立和发展受到国家政治制度、国家军事战略、军队体制编制、军事技术水平、指挥人员素质和人员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军令、军政合一型与军政、军令分开型的领导指挥体制看起来差别很大，其实都能找到对应的职能部门。
美国之所以采用军令、军政分开型的领导指挥体制，与其“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不无关系。
从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军令、军政分开型的领导指挥体制是适合美军的实际情况的。
【资料】美国陆军作战指挥层次及行政管理结构
【资料】美国陆军作战指挥层次及行政管理结构美国陆军作战指挥层次及行政管理结构美国陆军作战指挥层次及行政管理结构一、陆军司令部结构陆军有三种类型的司令部：陆军司令部（Army Commands），陆军军种司令部（ASCC）和直属单位（DRU）。
陆军司令部主要负责通过各种规程执行《美国法典》第10卷（武装力量）中诸多规定的各种职能。
组成有：美国陆军部队司令部－U.S. Army Forces Command，司令为上将；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例司令部－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司令为上将；美国陆军器材司令部－U.S. Army Materiel Command，司令为上将。
陆军军种司令部，是战区司令部的陆军组成部分，作为主要的执行机构而设置。
战区司令官可以根据需要将一个ASCC指定为联合部队的地面部队司令部或则作为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组成有：美国非洲集团军/南欧特遣部队（U.S. Army Africa/Southern European Task Force），与新组建的美国非洲司令部对口，集团军司令为少将；美国欧洲集团军/第7集团军（U.S. Army Europe/7th U.S. Army），与美国欧洲司令部对口，集团军司令为上将；美国中央集团军/第3集团军（U.S. Army Central/3rd U.S. Army），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口，集团军司令为中将；美国北方集团军/第5集团军（U.S. Army North/5th U.S. Army），与美国北方司令部对口，集团军司令为中将；美国南方集团军/第6集团军（U.S. Army South/6th U.S. Army），与美国南方司令部对口，集团军司令为少将；美国太平洋集团军（U.S. Army Pacific），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对口，集团军司令为中将；第8集团军（8th U.S. Army）与驻韩美军对口，集团军司令为中将；第1集团军（1st U.S. Army），隶属于美国陆军部队司令部，它不是ASCC，而是肩负陆军预备役人员战时动员与集训使命，集团军司令为中将；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U.S. Army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口，司令为中将；地面军事部署与分配司令部（Military Surface Deployment and Distribution Command），隶属于美国陆军器材司令部，与美国运输司令部对口，司令为少将；美国陆军空间与导弹防御司令部/陆军战略司令部（U.S. Army Space and Missile Defense Command/Army Forces Strategic Command），与美国战略司令部对口，司令为中将。
美军作战指挥体系发展演变
美国海军阵容庞大。
按美国人自己的划分，美海军主要由海军部、海军作战部队和岸上机构组成。
海军部设在华盛顿，是海军的主要行政领导机构。
它包括海军部长办公室、海军作战部、陆战队总司令部、海军部各直属局，战时还包括海岸警卫队司令部。
海军作战部队包括作战舰队、海上部队、舰队陆战队和其他部队。
岸上机构是除作战部队和海军部之外的其他海军机构的总称，主要包括海军军区、海军基地、海军航空基地等。
1774年美国独立后，先后设立了陆军部和海军部。
按法律规定，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分别是总统在陆军和海军中的代表，而且两位部长必须由文官担任，其本意是防止出现军人独裁。
但是产生了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出身文官的部长对军事知之不多或对军事一窍不通，肯定会对军事行动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次美英战争（1812年～1815年）美国饱尝了其恶果。
为协助陆军部长指挥军队，设立了由陆军部各局头头组成的参谋部，实际上对战争的指导根本起不上作用。
战争结束后，美国试图建立一个集中的指挥体系，1821年陆军部长任命了一位军官出任陆军总司令。
这样陆军部长从参谋部获得技术方面的建议，同时通过陆军总司令来指挥军事行动。
理论上，陆军部长的职权要高于陆军总司令。
但在实践中产生了问题:陆军总司令能真正指挥陆军吗？如果实施指挥，陆军部长往哪里摆？这就等于篡夺了“陆军部长作为总统的指挥代表的职权”。
如果不实施指挥，这个职位则形同虚设且显得累赘多余，其结果给原本集中统一的指挥体系带来了麻烦。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纵使陆军部长与陆军总司令有摩擦，但问题不大;战时，如果两者就指挥权限发生杯葛，相互掣肘，那么军事行动肯定会受到影响。
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这种情况。
1846年～1848年的美墨战争，陆军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各自有一套作战方案，各自指挥能控制的军队，令当时的波尔克总统不知道通过谁来发布命令。
这样拖延了战争的进程。
部长和总司令的职权不明，也使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
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
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在军事领域中，一个高效的组织与指挥体系是确保军队运作顺畅，取得胜利的关键。
这种体系不仅包括军队的组织结构和层级关系，还包括指挥官的选拔和培训、指挥方法以及信息传递等各个方面。
本文将依次讨论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的重要性、组织结构与层级关系、指挥官选拔和培训、指挥方法以及信息传递等几个方面。
1. 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的重要性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高效的体系能够确保军队内部各个部门和单位的协同作战，提高作战效能。
同时，合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指挥层级可以确保决策的准确和快速传达，提高指挥效果。
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作战的结果和士兵的生命安全。
2. 组织结构与层级关系军队的组织结构是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的基础。
通常，军队的组织结构分为军级、师级、旅级、团级等不同层次，每个层次都有相应的指挥官负责指挥。
这种层级关系的设计使得指挥官可以分工负责、依靠下级单位的协助来实现整体的战略目标。
3. 指挥官选拔和培训指挥官的选拔和培训是确保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优秀的重要环节。
指挥官需要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
选拔阶段通常通过严格的考核和选拔流程，对候选人进行综合评估，以确保他们具备胜任指挥工作的能力。
培训阶段将注重提高指挥官的军事素养和战争理论知识，使其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做出正确的决策。
4. 指挥方法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中的指挥方法是指挥官在实际作战中运用的战术和策略。
指挥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战场环境、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程度以及任务的复杂性等因素。
例如，在对称战争中，指挥官通常采用集中指挥的方法，以确保充分发挥各个部队的战斗力。
而在非对称战争中，指挥官会更加注重分散指挥，以避免成为敌方的主要打击目标。
5. 信息传递信息传递在军队组织与指挥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指挥官需要及时获取各类情报和指示，以便做出准确的决策。
信息的传递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手段实现，如利用通信设备、侦查部队等。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特点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特点美军指挥体制是根据本国军事传统、指挥技术手段和海外军事行动环境建立的。
研究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特点，我们发现，这种指挥体制立足于全球作战，立足于军种的联合作战，着眼于提高作战效益，能够较好地发挥各军种的最大潜能。
归纳起来，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根据作战环镜和任务，不断改进指挥体制从独立战争到美西战争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美军的作战行动大都在美洲大陆进行，作战指挥往往以陆军指挥为主。
美西战争以后，美国迈开了海外扩张的步伐，为了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指挥机构的作战效率，美军建立了战区司令部，对海外美军部队（包括海军和陆军）进行总体控制和指挥，并设立专门的陆海军委员会对陆、海军行动进行协调。
一战以后，美军空中和海军力量空前发展，这在客观上增强了美军联合作战能力，也加速了战区联合指挥机构的诞生。
二战中，战争需求强化了美军的联合作战观念，使平时各立山头的军种部队不得不坐在一起，制定联合作战计划，以提高作战效率。
二战以后，欧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陡增，与此相适应，美太平洋、大西洋、欧洲总部就相继建立起来，欧亚地区的指挥机构趋于完善。
冷战以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和美军作战任务的调整，美军指挥体制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
（二）体制的设置着眼于统一指挥统一指挥是美军联合作战的基本原则，美军《联合作战纲要》规定，“无论达成何种目标，都要寻求指挥和行动上的统一”。
为了达到统一指挥的目的，美军着重强化了联合指挥机构的职能。
首先，在机构设置方面，突出了联合指挥机构的构建。
在顶层，国家指挥当局对陆、海、空三军实施统一指挥，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各责任区，建立战区司令部，负责本战区内所有部队的作战和联合训练活动；在战区以下，又设立下属联合司令部，必要时还组建联合特遣部队，这些编制小，机构设置灵活的联合司令部，同样具备联合作战指挥的功能，从而确保了各级的统一行动。
其次，强化各级司令部的指挥权限。
（一）美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美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发展的三个阶段美军搭建“全域作战”的高技术指控平台（一）美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发展的三个阶段美军将军事电子信息系统看成是多功能系统的组合。
美联合指挥控制系统的发展源于20世纪50年代各军种单一功能指挥控制系统(C2)的建设，到20世纪末，在 C2、C3、C4、C4I以及C4ISR等系统发展的基础上，经历了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网络赋能指挥能力(NECC)计划的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处于提高阶段。
1、第一初始阶段，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
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研制开始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1968年正式装备。
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具有支持高级军事机构在常规和核战争条件下的指挥控制功能，实现战略级协同能力和集成战略导弹预警及控制能力。
但是该指挥控制系统关注的重点是战略层次，没有重视战役战术力量联合作战的指挥控制，无法实现战略、战役和战术级部队作战协同。
美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独立建设的战役战术级指挥控制系统缺乏统一的整体设计，自成体系，不能互连、互通、互操作，不能有效地支持联合作战行动，作战效果不够理想。
美军于1992年提出研制“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用来取代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
2、第二发展阶段，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
美军于1992年提出研制“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用来取代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
20世纪50年代美军率先建设的指挥自动化被称为 C2（指挥与控制）系统。
20世纪60年代，美军在系统中加上“通信”，形成C3（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
1977年，美军认为“ 情报”是指挥自动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并与 C3系统相结合，形成 C3I（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系统。
后来，由于计算机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指挥自动化又加上“计算机”，变成C4I（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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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美军队指挥管理体系的联系和区别
目前，世界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即军令、军政分开型与军令、军政合一型。
所谓军令、军政分开型领导指挥体制，是指指挥机关和行政机关在一定层次上分开设置并各自形成不同的组织系统的一种领导指挥体制；所谓军令、军政合一型领导指挥体制，是指指挥机关和行政机关自上而下均合并设置在同一组织系统之内的一种领导指挥体制。
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采用的是军令、军政分开型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我国采用的是军令、军政合一型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
由于受近年来美军辉煌战绩的影响，加以对我军领导指挥体制运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切身感受，部分同志便认为军令、军政分开型领导指挥体制优于军令、军政合一型领导指挥体制。
那么，究竟是军政、军令分开优?还是军政、军令合一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
一、两种体制，各有利弊
上述领导指挥体制的两种类型，各有其优缺点。
军令、军政分开型领导指挥体制。
主要优点：一是机构职能专一。
军政系统能够长期稳定地抓好本军种建设，建立充分的人力与物资贮备，为战争作好准备；军令系统的指挥员主要研究作战问题，进行作战谋划，精力相对集中。
二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
军令系统由于只设作战、情报、通信等与作战指挥密切相关的部门，因而机构比较精干、指挥制约因素少。
其主要缺点：一是责权不够统一。
行政领导机构平时要抓部队训练、战场建设、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等工作，这些工作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密切相关，但其并不参与部队的作战指挥，责与权之间
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
二是存在平战体制的转换问题。
军令、军政分开型领导指挥体制，军令系统与军政系统均为独立的分系统，战时需要由平时领导体制转换为战时指挥体制，部队存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适应问题。
军令、军政合一型领导指挥体制。
主要优点：一是指挥者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由于平时负责部队建设的行政首长，战时将是该部队的指挥员，因而，指挥员与指挥对象之间彼此比较熟悉、相互信任(赖)，战时容易建立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
二是便于实现责权的统一。
军令、军政合一型领导指挥体制遵循了“谁建设，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上级既要对部队平时各项建设负责，又要对战时作战结果负责，因而利于其统一筹划部队的平时建设与战时运用问题。
其主要缺点是指挥人员既要应付大量的日常战备、训练、管理等工作，又要研究带兵打仗的问题，这一方面增加了指挥人员的负担，对指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指挥人员整天陷入繁琐的事务中而无暇研究作战指挥问题。
二、形式不同，职能相近
尽管从机构设置的角度，军令、军政合一型与军政、军令分开型的领导指挥体制看似差别很大，但其实相互间都能找到对应的职能部门。
就我国而言，中央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国家军事机关，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
中央军委之下，设有四总部。
其中，总参谋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组织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全军的政治工作；总后勤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军的后勤工作；总装备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军武器装备建设工作。
与之相应，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均设有四大部。
在司令部中，同样设有作战、军训等部门，而作战部门也是集中研究作战问题、组织战役层次
的演习等，类似于美国军事领导指挥体制中军令系统担负的职能。
至于美国军政系统担负的工作，我军则由其他部门共同完成。
从指挥关系来看，两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譬如，美军对于后勤方面的事务(美军后勤的基本任务是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在战场上为部队提供其需要的一切)，“和平时期，总司令官负有与各项法规、军种部与军种的方针、预算考虑以及当地情况相互一致的职责”；“在危机或战争期间，总司令官的权力和职责顺理成章地扩大到可以使用他的司令部所属的所有部队的设施与补给品”；“总司令官对诸如基地调整、部队驻扎等影响作战能力和持久能力的本战区内各军种的后勤计划有批准权”。
这里，总司令官是指美军各联合总部司令。
同样，就我军而言，作为首长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也负有向政治部、后勤部、装备技术部、装备修理部传达首长有关军事工作的命令、指示，通报情况，指导其军事建设，指挥其军事行动，指导后勤保障和装备技术保障等职责。
再者美军各军种参谋长通常具有所谓的“双重身份”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他们参与作战指挥、监督作战行动；而作为军种的参谋长，他们又在军种的管理方面向军种部部长负责。
应该说，他们也是集军令、军政功能于一身的各军种的最高指挥官。
三、环境不一，效果迥异
领导指挥体制涉及面非常广泛，其建立和发展受到国家政治制度、国家军事战略、军队体制编制、军事技术水平、指挥人员素质和人员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美国之所以采用军令、军政分开型的领导指挥体制，与其“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不无关系。
事实上，在1958年以前，美国最高军事行政领导与作战指挥
机构也是合一的，其指挥程序是总统——国防部长——三军种部长、参谋长——各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
然而，作战和军队管理实践使美军感到，该体制增加了军种部文职部长一级对作战的指挥权，这一方面增加了作战指挥层次，另一方面，造成文职与军职人员之间职责混淆，其既不利于平时应付紧急情况，又不利于战时实施有效的作战指挥。
因而为改变这种状况，同时加强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指挥权威，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将三军主要作战部队，在不脱离原军种建制的情况下编入各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实行作战和行政分离的体制。
此后，在坚持文官掌握军权的原则下，美国一直采用行政领导与作战指挥分离的双轨制。
应该指出的是，从近半个世纪的运作过程来看，军令、军政分开型的领导指挥体制是适合美军的实际情况的。
但就我国而言，则另当别论，因为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未享受过该种体制带来的益处。
据考证，早在宋朝初期，赵匡胤为消除前代将帅拥兵自重之弊端，采取了许多措施。
其中之一便是大批委派文臣充任中央和地方武职，实行以文治武。
其二是中央建立枢密院、三衙和帅臣相互制约的领导指挥体制，三分兵权。
其中，枢密院为朝廷中央最高的军事行政机关，它可以调兵但并不直接指挥军队；军队指挥权归三衙，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但三衙可以指挥兵却不能调动兵；帅臣是由朝廷委任的统兵将帅，行率三衙之兵征战和镇戌之责。
凡有战事，统帅由皇帝临时委派，三衙之兵由枢密院奉敕调集，实际上兵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可见，美国现行的“文官控制军队”、军政军令分开等做法与赵匡胤建立的一套军事制度极其类似。
但不幸的是，北宋军队在金军面前却是不堪一击。
与此相对照，曾国藩建立湘军时，实行兵必
自招，将必自选，训练、指挥自主，规章、制度自定，粮秣、薪饷自筹等制度，可谓高度的军政、军令合一，但却获得极大的成功，军队战斗力非常强。
事实上，尽管两种体制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出发点和归宿应该说是一致的，都是保障国家统治阶级或政治集团高度集中地控制军权，平时对军事建设和各个领域的战备活动，实施有效的领导，战时对各种武装组织的作战和各个领域支持战争的活动实行统一的指挥。
因此，在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孤芳自赏，也不应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