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近年来，一种关于“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在国际上非常流行，这是由于他们认为中国国企在多个关键行业处于垄断地位，中国国企吸收了大量银行贷款，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挤压了民企生存空间，因此得出结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他们看来，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只是中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这种说法也一度影响了我，使我陷入迷茫，纠结于我们国家是否真像外媒所说的那样，早已脱离了自我坚信的发展方向。
然而在学习了《大道之行》这本书后，我得到了启发，再次坚定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不再被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所左右。
细心研究中国社会及经济制度，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一些西方国家声称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差甚远，但在阐释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监督，它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它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是变相的私人资本主义。
由此看来，中国确实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产生；其次，国家资本主义是最近几年才被炒起来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在国际经济学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指向也非常清楚，就是中国。
而这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崛起，来自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
一些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无非是看中国崛起心里不痛快，因此将中国的成就说成是资本主义。
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崛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与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关系。
下面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国家资本主义不具备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家资本主义”论者看来，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国有企业离不开国家政权的扶持，即使民营企业也高度依赖政府，因而可以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标准样式。
他们将中国众多的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是指生产资料主要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是指生产资料主要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集体所有和合作所有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是，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国家在关键的市场领域和市场环节保持足够的控制力和调节能力。
这与西方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国家予以总体协助和支持的经济模式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而国家资本主义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它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是变相的私人资本主义。
之所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意义在于将中国的体制改革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僵化定义中解放出来。
我们不应该死守两百年前社会主义的苍白定义，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对的调整和突破。
正是因为生产力/科技水平的发展程度还不够，所以真正的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下一代体制还没有出现，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与国家资本主义有一点类似之处。
对民族。官僚。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
对民族。
官僚。
中国。
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浅谈对几种资本主义的认识——民族、官僚、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尊重资本和财产为私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要求不同资本对不同资源发挥的各自作用和价值来推动社会发展的。
本文就将探讨四种资本主义，即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一。
民族资本主义（一）。
概念理解所谓民族资本主义是指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使用机器进行商品生产的，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者，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
由于它要求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矿企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以推动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符合民族利益和历史发展需要的。
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从经济地位上讲,民族资本是中小资本,而官僚资本是大资本;从对革命的态度来讲,民族资本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在经济上具有二重性。
（二）。
发展过程。
1、产生———19c60-70年代。
洋务运动时代的资本主义2、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1895-1912）。
清末民族资本主义3、“短暂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2-1919）。
北洋政府前期的资本主义4。
发展与挫折———国民政府时期的资本主义（1）国民政府前十年短暂发展（1927-1937）（2）抗战时期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1937-1945）（3）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陷入绝境（1945-1949）5、改造———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6、复活———八、九十年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个体私营经济（三）。
深远影响：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
政治上，它导致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为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国家资本主义论不符合中国实际
国家资本主义论不符合中国实际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控制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一种经济制度。
这种经济制度在某些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家资本主义论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很难适应中国多元化的社会现实。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历史上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
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加剧地方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
在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复杂，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中管理制度很难解决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
国家资本主义难以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
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大量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对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形成压制，导致市场活力不足。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模式。
国家资本主义会破坏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论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情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导致国家对资源的过度集中和过度分配，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需要更多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过多的国家干预。
国家资本主义论在中国的实行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成本。
国家资本主义往往需要大量的政府投资和补贴，导致政府的债务风险增加，从而可能导致经济风险和社会危机。
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压力。
中国的政府需要降低政府的经济负担，减少政府官员的规模，而不是加大政府的负担和压力。
如果中国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将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现实情况需要更多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种资本主义经济。
它的性质和作⽤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监督，它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对⽆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国家⾥，它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是变相的私⼈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实际上就是国有或半国有企业，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种⼿段。
新中国成⽴后，对资本主义⼯商业实⾏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改造资本主义⼯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
现阶段，我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上败于德军，⼯⼈和⼠兵通过武装的“⼆⽉⾰命”，迫使沙皇下台。
沙皇下台后，政权却被资产阶级的政党接管，建⽴了⼀个“民主的”过渡政府。
这个过渡政府⾮常松散、软弱，尽管⾯对整个国家因为战争导致的饥荒和⼤规模的失业现象，束⼿⽆策，⼀筹莫展，却还整天考虑着履⾏协约国条约，继续与德国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写了这篇⽂章，并提出应对之策：由国家实⾏监督、监察、统计和调节⽣产和流通，规定⽣产中劳动⼒的正确分配，爱惜民⼒，消除对民⼒的浪费，加以节省。
监督的主要办法是银⾏国有化，⼤型垄断公司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中、⼩⼯商业者实⾏合并，强迫⼈民联合于消费合作社。
同时列宁指出：强迫把⼯业合并到组合之中，是在德国早已实⾏了的，这是“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
针对⼀个特例，既战时最缺乏的⾷品⾯包⽽⾔，列宁专门指出德国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
此时离“⼗⽉⾰命”仅距⼀个⽉的时间。
在该⽂中，列宁还有如下最重要的⼀段话：“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上的这⼀级，即从这⼀级到社会主义那⼀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命”胜利后的第四年，既1921年4⽉，列宁⼜写了⼀篇重要的⽂章《论粮⾷税》，在这篇⽂章中，列宁指出当时苏联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1.原始的⼩农经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有所发展 （1927-1936） 背景：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 表现： 民族资本比重增加，国民 生产总值增长
抗战时期遭受打击 （1937-1945） 沦陷区： 日本野蛮经济掠夺 国统区： 官僚资本膨胀、民族 资本萎缩
背景： ①美国对华经济掠夺 ②官僚资本挤压 ③苛捐杂税与通货膨胀 影响：民族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影响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
1、阻碍： （资本、人才、市场、技术、观念、 先天不足 半‘半’社会环境、三座大山） 后天畸形（政局动荡、结构与地区分布失衡）
2、推动： ①列强的侵略
（冲击旧生产方式与观念、瓦解自然经济）
②政府政策的支持
③人民反帝热情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国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
中 国 资 本 主 义 的 发 展 历 程
初步发展(19世纪末) 短暂的春天 (辛亥革命-民国初期)
曲折发展(1927-1945) 萎缩(1945-1949)
背景： ①列强对华资本输出 ②政府放宽限制 表现： ①投资总额增加 ②商办企业数量增加 ③由沿海向内地扩展
影响： 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 史舞台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实业救国）
背景：①辛亥革命扫清障碍 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支持 ③反帝爱国运动推动 ④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一战） 表现：①轻工业发展较快 ②涌现出一批实业家（张謇） 特点： 昙花一现、短暂 力量弱小，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特征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直到十六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在苏湖地区的丝织工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结构开始出现转型。
对比当时的世界形势，中国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萌芽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表明此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同西方国家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走向资本主义。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没有选择中国，还是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一）古代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束缚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前期，它的实行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着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成为必然，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消极方面成了主要方面。
明朝统治者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
（二）社会阶级矛盾不凸显，推翻强大的封建势力没有动力源泉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官本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科举制度又为贫苦的农民阶级提供了公平的翻身机会，这并不同于西方贵族与平民身份的世袭，阶级之间完全没有流动的可能。
加之商人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国家又没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使得商人的钱财大部分还是流向封建统治者的手中，而商人也愿意花钱买官变身成为地主阶级，古代中国的阶级矛盾从未凸显过，推翻强大的封建势力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阶级基础。
（三）“闭关锁国”和“禁海”未赶上世界工业发展大潮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相继实行闭关锁国和禁海的政策，固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脱离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大潮，妄自尊大，拒接海外贸易往来。
最终导致了与世界经济发展脱轨，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开始发展本国经济来巩固强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并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
中国模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模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近年来，许多人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有些人认为中国正在实行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然而，我认为中国模式并不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阐述这个观点。
首先，国家资本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控制，而中国模式则更注重市场化改革和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过度干预。
与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既有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也充分尊重市场力量。
这种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减少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次，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所有和管理，而中国模式更强调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
中国积极推行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和自主经营，尊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市场变化。
政府主要由监管机构和服务机构组成，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市场准入、法律保护等方面的服务，鼓励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中国模式更加注重公平竞争和市场导向。
第三，中国模式强调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
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中国还提出了“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改善民生、减少贫困、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
相较之下，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忽略了环境和人民的利益，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
最后，可以通过比较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来证明其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合作的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推动全球经济稳定。
此外，中国还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样的行为表明中国模式不仅为自身的发展服务，也为全球共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中国模式更具包容性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与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模式注重市场化改革和开放，鼓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和发展，强调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职能，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在国际上倡导和平发展和全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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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引西方侧目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大国总体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让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计划来决定经济产出。
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扰乱了这种共识，看看太阳能大亨朱共山的崛起历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2007年，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主要材料多晶硅出现短缺，威胁到中国刚刚兴起的太阳能产业。
当时多晶硅价格飙升，2008年涨价到每公斤450美元，一年之内涨了10倍。
外国公司主导了多晶硅的生产，并把高成本转嫁给中国。
北京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把国内多晶硅供应的开发列为全国重点任务。
大量资金从国有企业和银行涌进多晶硅生产商，地方政府加快了新建工厂的审批流程。
在西方，多晶硅工厂要经过冗长的审批，得花数年时间才能建起来。
朱共山为建厂筹资10亿美元后，不到15个月即开工生产。
仅几年时间，他就打造了世界最大的多晶硅生产企业之一：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GCL-Poly Energy Holding Ltd.)。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以7.10亿美元购买了保利协鑫20%的股权。
今天中国生产着世界约四分之一的多晶硅，并控制着全球太阳能设备成品约一半的市场。
西方对中国的愤怒主要集中于北京的低汇率政策。
在上周末于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对这种政策大加抨击。
朱共山跃升世界前列让人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是详尽而多面的，并在多个领域对美国和其他大国构成了挑战。
中国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是让国有龙头企业和其他全国龙头企业大力获取先进技术，同时按有利于出口企业的方向管理汇率。
它利用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把廉价资金导入国内各个产业，并导入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石油和矿产是中国维持高速增长所需要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状态的产物。
它的领导人并不认为市场是优越的，他们认为，国家权力才是维持稳定和增长、进而维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关键。
它所表现出来的办事效率，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榜样，特别是在西方很多国家的公众对市场效力、政治家能力的信心出现动摇的时候。
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以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贸易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谈判。
她说，中国和俄罗斯等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强国崛起，正在削弱已经成熟的战后贸易体系。
巴尔舍夫斯基说，当这些经济体认定“所有新兴产业都应当由政府开创”的时候，那么私营部门就会面临不利的竞争处境。
西方的批评者说，中国的政策是一种重商主义，目的在于通过操纵贸易积累财富，依据是中国2.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美国和欧盟已多次针对北京的政策向世贸组织起诉，并采取其他贸易措施。
它们还不断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认为中国拒绝人民币更快升值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外资公司的高管已经开始公开抱怨。
7月份，在德国产业界人士与中国总理公开会面期间，西门子(Siemens AG)首席执行长罗旭德(Peter Loscher)和化工企业巴斯夫公司(BASF SE)董事长贺斌杰，针对外资公司要获得市场准入就得转移宝贵知识产权的措施，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的观念根植于洗刷以19世纪鸦片战争为开端的“百年国耻”的渴望。
这些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着重发展“自主创新”，也就是培养本土科技，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加以利用。
例如，中国高铁基于的就是从德国、法国和日本制造商引进的技术。
纽约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总裁布里默（Ian Bremmer）说，中国人已经向我们展示，如果他们有能力扼杀你的模式并夺走你的利润，那么他们就会付诸行动。
在其所着《自由市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一书中，布里默说中国所引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可能削弱美国的竞争优势。
然而目前来看，跨国公司并未从中国逃走，因为对那些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公司来说，中国仍是实现增长的重要来源。
中国的战略与日本在经济崛起时采用的政策类似，这些政策同样惹怒了美国。
但中国如此庞大的规模──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使其成为一个更可怕的威胁。
同时，由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愿意向外资企业开放其某些行业，对全球商界来说，中国成了一个远比当时的日本更重要的市场，这也给了中国政府相当大的筹码。
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承认这种负面冲击。
在9月于天津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夏季年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最近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议论“不完全是外国公司的误解，同我们政策不够明确也有关系。
”温家宝说，中国始终致力于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开放公平的良好环境。
政府在中国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部分改革岁月里，随着集体农庄的逐渐取消以及效率不高的国有工业企业纷纷关闭，政府的作用开始淡化了。
2001年中国加入WTO表明中国领导人为进一步实现市场自由化下了重注。
结果赌赢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
而政府的作用却再次强大起来。
许多分析师说，一大批行业仍然被国有企业所控制，外资企业的介入受到严格控，这导致自由化的脚步减慢了。
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银行、三大主要石油公司、三大电信运营商和主流媒体都是政府所有。
据中国财政部统计，2008年所有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约6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经济产出的133%。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法国，因实行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策，法国在主要西方经济体中成为国有经济成分占比最大的国家之一。
2008年，法国负责控制政府企业的机构拥有资产5,390亿欧元（合6,860亿美元），占法国经济规模的28%左右。
从煤矿到互联网，中国政府对诸多行业的参与越来越强，中国的市场经济拥护者因而创造了“国进民退”这个词，意思是政府前进、私有企业后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1月份的一份报告说，在包括俄罗斯在内被调查的29个国家中，中国经济的竞争度最低。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钱颍一曾说，过去这几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似乎在倒退，他对此十分担忧。
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使其在实现自身政策目标方面拥有了巨大力量。
这通常体现在宏大的五年规划中（有时是十五年规划）。
对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和波音公司（Boeing Co.）等依赖于中国市场的西方企业巨头来说，这些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遗留物对它们的业绩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是卡特彼勒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也是波音公司商务飞机除美国之外的最大买家。
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逐渐消除中国对昂贵的外国科技产品的依赖。
这一进程从1978年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就开始了，大量外资企业涌入中国，他们的技术也纷纷被引进来。
微软（Microsoft Corp.）和摩托罗拉（Motorola Inc.）等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职业经理人。
这一进程目前正在超速运行。
中国领导人2006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到2020年将中国变为一个科技大国。
该规划呼吁将全社会的研究开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3%提高至2.5%，增加近一倍。
其中绿色科技是重点发展领域。
旨在迅速提升中国绿色科技产业的“火炬计划”提出，为厂房建设提供低价土地、出口税减免以及甚至为企业家提供三年免费住房等政策吸引国内外的企业家到中国发展。
以邓训明为例，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是美国太阳能界的先锋人物，他的发明点亮了纽约时代广场(Times Square)上的首个太阳能广告牌。
邓训明的公司Xunlight Corp.一直受到美国财政资助，同时也受到那些热切希望美国能够赢得开发新能源技术竞赛的政治家所欢迎。
该公司接受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拨款、贷款和税收抵免等资金共超过5,0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之所以会提供这些资助，其目的之一是增加俄亥俄州托莱多的就业，托莱多是该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但两年前，邓训明在上海附近一个巨大的工业园区设立了分支机构，雇佣员工100名，在这里生产的薄膜太阳能电池板再出口到美国。
邓训明1985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学习。
邓训明说，他试图让自己在中国的经营保持“低调”。
Xunlight网站上没有提及其中国业务，邓训明在采访中拒绝对其中国工厂发表评论。
他说，中国今后会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但目前欧洲的市场相对更大，我们正集中精力关注欧美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在开发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规模最终有可能变得更大。
中国一方面在寻找新科技，另一方面让银行向国家致力培育的产业提供低息信贷。
中国政府将银行存款利率设定得低于国内经济和通胀增涨率，这意味着中国家庭实际上通过银行储蓄在为政府“宠幸”的产业进行补贴。
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ologies Co.)是一家私有企业，长期以来其海外扩张一直受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的支持。
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一笔五年期、100亿美元的信贷融资，并一如往常地将其贷给外国买家，以资助这些买家购买华为的产品。
华为过去五年收入上涨超过200%，成为全球顶尖的三大电信公司之一，与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Nokia Siemens Networks)和爱立信(Telefon AB LM Ericsson)并肩。
美国电信运营商Sprint Nextel Corp.前不久拒绝了华为及另外一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 Corp.)对一份数十亿美元合同的竞标，原因是美国担心这两家公司与中国军方有关联。
Sprint公司此举对于艰难挺进美国市场的华为来说是个挫折，同时也显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日益担心开始使中国蒙受损失。
美国市场是华为的一大主要市场。
此外，华为还面临来自欧洲的投诉，投诉认为华为有中国政府撑腰，这让它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但华为与中兴通讯均表示，其设备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并否认自己以不正当的方式受惠于中国政府的支持。
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国内。
一些企图利用国家政策在高科技领域进行突破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一个旨在复制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和高级微设备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微处理器特点的中国本土研制的微处理器项目，耗费了数年时间，而英特尔和高级为设备公司的产品依旧在不断发展。
还有一项中国研制的移动电话技术，尽管中国政府强迫其国内最大的电话公司采用了这项技术，但它在国外的销售尚未获得明显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