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_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_上官酒瑞

2011年第5期（总第196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5，2011Serial．No．196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上官酒瑞1，2（1．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200233；2．山西大学，太原030006）摘要：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

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它们的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

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关键词：中国政治信任；人格信任；制度信任中图分类号：D0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 （2011）05－0068－05收稿日期：2011－06－2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转型与重构：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0YJC810038）作者简介：上官酒瑞（1977—），男，山西阳城人，讲师，博士，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一、政治信任及其基本形态政治关系的现实状态可概括为三种：冲突态、竞争态与合作态［1］。

从经验上来看，由于缺乏信任而产生的政治冲突司空见惯，但它不是人类趋向的良善生活；政治合作必须以彼此信任为前提，因此，合作政治通常是一种信任态。

尽管竞争是现代“政治市场”的主流，但富有成效的竞争必须以参与诸方对竞争规则的信任和遵循为前提，否则竞争就会演化为冲突。

如果将政治视为一种博弈，那么缺少信任与合作必将是一场零和游戏，人类可能因此永远无法走出“囚徒困境”。

所以说，和谐有序的政治生活必定是浸润着信任的公共生活。

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政治领域中的信任本质上指向政治（公共）权力，是一种政治信任。

在历史上，政治权力无论“在神”、“在君”，还是“在民”，都必须赢得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其差异只在于，传统政治权力和现代公共权力获取政治信任之逻辑与基础不同。

从内涵来看，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

其中，谁信任———施信者，信任谁———受信者，为何信任———信任环境，如何信任———信任表达，这四方面是政治信任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构成了政治信任的认知框架。

作为嵌入社会形态的政治心理现象，政治信任的各结构在不同历史坐标与时空格局中都会呈现出差异性。

基于这些差异，政治信任在实际运行中获得的不同程式或体现的整体样态，就是政治信任形态。

在历时态上，用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区分为传统、过渡与现代三种形态。

通常而论，传统政治信任是与传统社会及政治系统中施信者、受信者、信任环境和信任表达的结构状态密切相关的信任形态；现代政治信任则决定于现代社会及政治系统中施信者、受信者、信任环境和信任表达的结构状态。

Cleary 和Stokes 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分析架构［2］。

其中，人格信任是传统政治信任的内核，民众对政治权力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行动者的政治人格；制度信任是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公共权力运行的确定性与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过渡形态通常呈现为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交织状态。

由此可认为，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两者的权重构成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形态的根本分野。

如果说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现代化的复合过程，那么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就是政治信任的现代化。

或者说，随着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政治信任各结构要素开始由传统向现代演进，作为其内核的人格信任日益式微，制度信任渐次成熟。

当政治信任内核完成了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换，政治信任就从传统形态历经过渡形态走向了现代形态。

在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形态的成长遵循了政治信任发展的一般程式。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可将中国政治信任结构形态的演进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与改革开放前整体性社会相契合的是一种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政治人格信任；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信任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过渡形态。

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成长的基本图式。

二、整体社会与传统政治人格信任政治信任在本质上指向公共权力，不同权力配置及运行状况构成不同的政治模式，进而孕育出不同的政治信任结构和形态。

关于政治模式的认知存在诸多视角，不过，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范式分析政治模式及其与政治信任的关系比较恰当。

因为任何形态的政治信任都揭示了民众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支持与被支持关系，都涉及公民与政府两种变量，宽泛地讲，是社会和国家两个领域。

不过，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简单套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考察政治模式，可能会失之偏颇而存在缺陷。

或者说，撇开共产党这一重要政治因素便无力形成中国政治模式的恰当解释。

尽管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具有结构的对称和功能的交叠，可把党作为政治力量归入国家体系，但党还通过组织网络广泛地分布和渗透于社会体系。

换言之，党是一个横跨国家与社会两个领域的政治结构。

而且，党在整个政治系统中又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无以替代的功能。

因此，考察中国政治模式时，国家—社会二分法就现实地转换为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角关系。

还原为历史可知，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建设是在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从一开始就对国家权力有着内在诉求，要求国家权力主导并迅速将国家推向现代化。

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常见逻辑。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建立国家并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因而对国家权力的诉求就直接转化为对党的领导的诉求。

共产党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在实践中通过体制内外两种领导方式对国家体系进行了改造，通过党员和庞大的组织网络对社会体系进行了改造［3］。

如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迅速建立，并构造了中国式的整体性社会。

整体性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于普通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体化模式或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而是一种特殊的模式。

政治信任理论表明，政治权力栖息之地，便是民众政治信任或不信任的指向之处。

在中国式的整体性社会条件下，党越是强化领导和控制，就越能积聚权力，民众的政治期待和信任就越指向政党。

政党及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和运行者，就成为民众政治托付、支持和期待的对象，甚至是唯一指向。

由此形成的政治信任形态在特定时空中可能发挥强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绩效、建构政治秩序等功能，但政党集中领导和管理所孕育的政党信任，甚至是对领袖的盲目信任，有着诸多与现代政治信任相悖谬的特征，是一种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

它体现为如下的运行程式：第一，从运行内核看，广大民众把对政治制度、过程和组织的信任几乎完全置换为对政治领袖、特别是领袖个人的人格化信任，甚至发展为一种政治盲信、迷信或愚信。

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统治权威基础的类型学划分，政治系统中主要存在制度化和人格化两种权力结构。

比较而言，制度化结构属于现代政治系统的要核，而人格化结构是传统政治系统的主导，其中的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附着于人际关系，受到特定政治人格而非法定政治职位的规定。

通常而论，政治人格信任正是以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人格化结构的泛涨和制度化结构缺位或“废置”为基础的。

国内学者胡伟指出：“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中体制化结构重于人格化结构，而在中国，由于社会条件与政治文化的不同，人格化权力结构的影响通常更为重要，在对中国政府过程进行考察时，需要特别注意人格化的权力因素。

”［4］这种认识是深刻的。

应当说，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是多样的。

其中，由宪政体制所规定或派生的权力结构属于制度化结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等都由宪法所规定；共产党组织虽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规定，但也得到宪法认可，由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所决定。

与此不同，人格化结构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人际关系和政治角色的政治素质与政治人格。

当然，两种权力结构并非完全排斥，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形成一种互动格局。

中国宪政体制和制度化结构并非可有可无，如20世纪50年代的体制化力量就相对强一些，对人格权力起到过一定的规范和限制作用。

但问题是，实际政治运行中的人格化结构渗透于政治领域的各个层次与方位，经常占据主导地位，大面积挤压了制度化结构，甚至每一亚体系或次体系中都是如此。

人格化结构如此泛涨所带来的问题被邓小平称为“家长制作风”。

人格化结构的彰显直接规定着民众对政府体系的评价和托付指向那个实际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行动者及其人格；制度化结构的不健全或被挤压则意味着政治系统制度化水平的缺失。

两相对照，造成政治权力的随意性、偶然性和神秘性，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未来预期（信任）很难仰赖于制度结构而产生，只能凭借人格化结构而形成。

第二，从发展历程看，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领袖信任和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个人崇拜两个阶段。

政治人格信任指向那些具有超凡魅力、英雄气质、非凡品质的所谓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

虽然在中共领导集体内，群星璀璨之政治人物众多，但像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却不多，其魅力可主要概括为个人品质和革命贡献两方面。

在理论上，领袖崇拜可分为两种：自发式和灌输式。

中国公众对毛泽东的崇拜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的崇拜源于人心向往，属于自发式的。

而且就中国这样经历了长期动荡的超大社会来说，这种崇拜对国家整合、制度创建和政权巩固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崇拜，则体现了灌输式和自发式的结合，其中灌输式崇拜占主导地位。

如果说人格信任或领袖崇拜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某些进步意义，那么当其走向极端时则蕴藏了极大的政治危机，对政治进步起到了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导致政治形态发生了严重病变。

与人格信任或政治愚忠全面“复兴”相伴的是制度信任的彻底“坏死”。

这表现为人民民主政治价值的彻底废弃、各级各类政治组织的全线瘫痪、政治过程与公共政策的严重扭曲，制度信任由此彻底丧失了其价值、组织和政策基础。

第三，从生成逻辑看，以文化和意识形态运动为主导机制，而非经济绩效和制度理性。

中共执政后的一段时期内，通过一系列政治建设，特别是1954年宪法的颁布和实施，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些现代性的制度设置与价值理念。

同时，执政党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绩效。

加之党取得的革命业绩和其他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激发了广大民众的信任情感，新生政权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得到极大巩固。

但改革开放前中共及政府获得的政治信任更多地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按照人的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重新定义了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