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工机构的问题及解决

【内容提要】上海出现了中国大陆首批的专业社工，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实际的社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社工——案主”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问题，仅仅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是无法解决的。本文用社会网络这套经济社会学的解释范式来分析社会工作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明确了社会网络对社会工作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对我国社会工作中社会网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尝试地提出一些社会网络建构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网络本土化

十六大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而中国的社工队伍如何建设？社工本土化的问题就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国内有很多文章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进行探讨，但一般从社工的理念、方法出发，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少从“社工——案主”这个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一般是试图设计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的基本工作模式。本文认为在社工的工作关系中，“社工——案主”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其关系的良性发展是社工成功本土化的重要方面。那么，上海专业社工存在哪些实际问题？如何实现社工的本土化？怎样构建社工及案主的社会网络？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希望通过社会网络理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

一、社会网络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分析——经济社会学的一种解释范式，正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社会网络这套分析方法和技术，在实际的社会工作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是密不可分的，有的学者甚至将两者等同。要明确社会网络，首先要清楚社会资本的概念。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地位获得中的社会资本分为两类，一是“摄取的社会资本”，即嵌入于社会网络中，能为个体所获取的社会资本，亦称为社会网络资源，二是“动员的社会资本”，即地位获得过程中实际利用的社会资本，亦称为社会关系资源。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而这种可以名之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信任的关系，由互惠规范而生。达沃指出社会网络这一概念应包括四个纬度：结构纬度（structure）、资源(resource)、规范(normative)与动态过程(dynamics)。结构纬度反映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形式、强度及网络大小。资源纬度指人们可从关系中获得满足其需要的东西，通常区分为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规范则由规定网络内或网络之间行动的行为规则、

要求与禁忌等，如责任、义务、互惠。动态过程涉及社会网络如何在一定脉络下因时而变以及个人如何操控其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强调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互惠关系的建立。在这一方面，专门与人打交道的社会工作发挥了充分的优势。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它以科学专业的助人技巧为手段，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通过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的工作方法来达到助人的目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普通性的助人活动，它需要很多专业理念和技巧，如同感、尊重、真诚等等。社会网络与社会工作通过人这个主体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网络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认为上海社工社会认可度低以及社工本身没有职业认同感、荣誉感，归根结底是因为专业社工的社会网络、案主的社会网络不健全。上海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工及案主的社会资本的缺乏（社会网络不健全），因此，构建社会网络对于解决案主问题，提高社工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现社工本土化的重要方面。专业社工如果拥有强大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好地解决案主的问题；案主如果能拥有强大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嵌入到社会当中，实现自助，避免再社会化的发生。

二、我国社会工作中社会网络现状分析

（一）案主的社会网络小而窄，同质性大，与社工的关系是弱关系

上海青少年社工服务的对象是16-25周岁三失（失业、失学、失管）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都是需要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其自己形成的网络是小而窄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网络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个体并没有真正嵌入到社会网络中，而是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社工所服务的对象本质上是弱势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他们的社会网络同质性大，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而且案主本身的社会网络是不健全的，社会网络微小的变化就可以改变案主社会资源的占有量。一个人所得到的来自非政府的帮助受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的影响。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受两个因素制约：第一，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及数量；第二，与他有某种关系的社会成员拥有的他所需要的东西的多少及其向他支付的可能性。不同的人对社会资源的在乎程度是不同的，主要看其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而社工所服务的案主在这两方面都处于劣势。整体来看，社工与案主的关系是弱关系，这也验证了格拉诺维特指出的“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的，由于弱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的作用，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社工就充当这种桥梁的作用，将案主与信息、资源联系起来。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社工与案主间仅是业缘关系，案主通过弱关系获取资源的多与少还取决于社工人员的业务素质。

（二）社工存在的理论诉求不合理，与案主关系的建立带有“强制性”

就上海社会工作产生的原因来看，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流动人口很大。其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犯罪低龄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上海快速稳定的发展。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上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社会工作是解决这些问题众多尝试中最有效的一种。上海专业的青少年社工的出现是基于“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一目的，其工作也是基于这一目的而展开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曾说：“公共福利一定不能像海滩救援工作一样，仅仅打捞起遇难者的尸骸。它的重点一定要逐渐指向预防和康复。”但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而不是案主的立场。社会工作的理念强调一切以案主的需要为出发点，从这一点上来说，上海专业社工存在的理论诉求就是不合理的。“预防和减少犯罪”已经将案主贴上了标签，也确定了专业社工的工作对象。基于这种目的产生的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网络也就不可能一切以案主的需要为中心，这是与社会工作理念相矛盾的，这种社会网络也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案主对“政府角色”的社工存有戒心，没有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社工以救助者的身份甚至政府慰问员的角色出现，这样的关系很难产生信任，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工作关系的维持。而且中国人遇到困难时，一般先自己想办法，“求人不如求己”，实在解决不了的，再救助于亲人、朋友，很少求助于外人。这一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就是最好的诠释。另一方面，帮助案主只是社工“例行公事”，没有互惠的效果。社工与案主的互惠交换很少，案主通过社工获得很多资源，如就业信息、技能培训、信心等，但社工从案主那里得到的或许是感激与成就感。缺少了信任和互惠，“社工——案主”的社会网络是很脆弱的，会随着个案或团体工作的结束而瓦解。对于青少年社工和案主而言，互动的次数很少，一般半年举行一次团体活动（包括八小节），社工与案主感情力量的维持主要基于工作的需要，社工工作的原则也不允许社工人员对案主加入太多的私人感情。社工与案主之间是工作关系，一旦个案或团体工作结束，他们之间已形成的网络关系也就结束，除非“社工——案主”的关系再一次建立。

（三）社工机构管理复杂，社工的网络不健全

上海现在有六所专有的社工机构：潍坊街道社会工作站、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东方医院医务社工部、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站、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社工的机构比较复杂，政府介入太多，导致职责不分明，如徐汇区社区青少年工作站，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下属组织，但同时受徐汇区团区委的指导监督。当遇到事情时，就不知向哪个单位汇报解决，影响工作的效率和实际效果，应该加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社工机构有半行政性和半专业性的特征。像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基本上从事着实际的社会工作，他们是我国当前社会工作的主体，专业的社工所从事的工作与这些部门的职能与交叉甚至重叠的地方。

资源纬度方面，社工利用社会资源方面还不充分。或许社工得到社会的认可还需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社工要与很多组织、单位接触以利用社会资源帮助案主解决困难。但就目前来看，上海社工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很弱的，主要原因是社工的地位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其他同级部门对社工的工作并没有足够重视，社工只能通过政府或原有的社会网络来开展工作。社工点设在各个街道，社工日常工作的开展需要街道居委会的支持与帮助。对于居委会来说，这是额外的工作，往往以一种勉强的态度应付。社工若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