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问题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1972年，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指的是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41年后，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传统的传播模式被颠覆，议程设置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本文从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环境受众参与一、“议程设置”的理论背景“议程设置”概念源于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
在该书中，李普曼将柏拉图“洞穴人”的思想引申，认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图像的基础”。
①在此基础上，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受众所认识的世界是由媒介参与构建的虚拟世界，这肯定了媒介影响受众的力量。
然而，“议程设置”仍是一个模糊的、还未成型的概念，但早期思想已经萌芽。
在40多年以后，1963年伯纳德·科恩出版了《报纸与外交政治》一书，该书的一些论述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成型打下了基础。
书中提到：“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②这一论述堪称早期议程设置思想的经典表述，并几乎被所有涉及议程设置理论的论著所引证。
但科恩的论述还仅仅停留在假设层面，正式提出“议程设置”这一具体概念并予以证实的，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
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媒体的报道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并在1972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这一成果的问世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诞生。
该理论最基本的观点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
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对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公众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
本文旨在探讨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分析新媒体环境对议程设置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本文首先将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简要回顾，阐述其起源、发展和基本内涵。
然后，结合国外新媒体环境的实际情况，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包括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化、议程设置方式的互动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复杂化等。
接着，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
本文将对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其研究意义、研究局限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为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同时也为我国的议程设置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新媒体环境概述新媒体环境的崛起，标志着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博客、微博、网络论坛、视频分享网站等，以其独特的传播特性，如交互性、即时性、个性化等，改变了传统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方式和效果。
新媒体环境不仅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极大地丰富了信息内容，使得公众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分享信息。
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而是向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
公众、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影响公众的关注和认知。
同时，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也更加复杂和动态，信息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力难以预测和控制。
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技术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创新和变革，也影响着议程设置的方式和效果。
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置研究
4、改变行为倾向：最终，属性议程设置还可以通过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 和判断，改变他们的行为倾向和行为选择。
在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置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新的 特点和问题。首先，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开放性使得属性议程设置更加复杂和困难。 传统媒体时代，属性议程设置者通常是专业的传媒机构，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新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使得属性议程设置的主体变得多元化， 也增加了属性和议程之间的关联度和复杂性。
其次，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过载问题也给属性议程设置带来了挑战。海量信息 使得受众难以分辨和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从而影响了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
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置的特点和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加强媒体素养教育：提高公众对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特点和规律的认 识，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能力，从而避免被错误或虚假信息所误导。
1、引导公众：通过大量报道某些属性，提高公众对这些属性的度和敏感度， 从而影响他们的认知和判断。
2、构建特定形象：通过选择特定的属性进行报道，为相关主体构建特定的 形象和身份，从而影响公众对其的认知和态度。
3、强化或弱化特定观点：通过突出或隐匿某些属性，可以强化或弱化特定 观点和立场，从而影响公众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在这个案例中，政府通过属性议程设置引导公众突发事件的原因、损失和应 对措施等关键属性，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属性议程设置还有助于加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提高了政府 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总之，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置的作用仍然重要，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 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通过加强教育、专业素养和监管机制等措施，进一步 提高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和质量。未来的研究也应该新媒体环境下属性议程设置 的演变规律、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等问题，为提高信息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新媒体环境下西安城市形象的议程设置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西安城市形象的议程设置研究□张娜摘要：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塑造和传播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发展战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议程设置理论从20世纪提出至今，经过不断完善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内涵。
本文从议程设置理论出发，以西安城市形象为例，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建构城市形象的策略，力求在新媒体时代的浪潮下，推进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个人议程深度融合，向中国和世界展现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西安城市形象。
关键词：议程设置；城市形象；新媒体；西安城市形象，指的是人们对城市形成的主观印象，是在亲身经历、人际传播、大众传媒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关于城市的整体印象。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打造一个立体化、个性化的城市形象是在城市竞争中出奇制胜的关键法宝。
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在其《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中指出：“新闻媒介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起着中心作用。
”①根据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观点，公众关于城市形象的建构是不同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
西安是中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安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19）》显示，在城市文化品牌的竞争中，西安排名第7。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新媒体的崛起，西安的城市形象从传统的“十三朝古都”转变成新晋的“网红城市”。
本文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对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影响，探索提升城市形象的创新路径。
一、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
李普曼在书中写道：“作为超越我们直接经验认识广阔世界的窗户，新闻媒介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地图。
”②1972年，麦库斯姆和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研究——以网红papi酱为例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研究——以网红papi酱为例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
在这个时代，媒体不再是单向传播的工具，而是一个互动的平台，人们可以在上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取海量的信息。
同时，这个平台也给广告、推销等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在这个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是指通过对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政治决策等因素进行分析，探寻社会上的共识性话题以及新闻报道中的话题制定机制的一种理论体系。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是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它通过媒介的选择、内容呈现、优先排序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从而进而影响政治决策。
而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模式已经被完全颠覆。
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民主性质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影响力也从传统媒体向个人媒体转化。
网红Papi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受欢迎，她的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她的短视频中涉及的话题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成为社会共识性话题，从而得到更多的媒体报道和政治关注。
这也证明了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媒体也能够对公共议程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内容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使媒体无法像过去那样掌控信息流。
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选择性意识非常强，他们会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被媒体硬性安排的话题。
在这种环境下，议程设置更多地变成了一个对话和博弈的过程，而不再是单向的命令。
除此之外，新媒体环境下的各项数码技术也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更好地把握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快地利用这些话题影响公共决策。
总的来说，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单一的控制者到多种形式的影响力，从单向的命令到双向的博弈，从纯粹的媒体力量到媒体与技术的结合，这些变化都对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形成和议程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一、本文概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介如社交媒体、自媒体等逐渐崛起，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不仅涉及到媒体对议程的设置，还涉及到公众对议程的参与与互动。
因此，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舆论引导与信息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二、议程设置理论概述1、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议程设置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
该理论主张，大众传媒通过选择性地报道和强调某些议题，能够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进而塑造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和态度。
换言之，大众传媒不仅能够告诉人们“怎么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想什么”。
自提出以来，议程设置理论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新媒介环境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崛起，议程设置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而在新媒介环境下，公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
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议程设置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在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大众传媒，而是扩展到了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意见领袖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议程设置的方式也从单一的信息传递转变为互动式的、多渠道的传播；议程设置的效果也从简单的议程转移转变为对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多层次影响。
因此，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需要关注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探索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环境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也需要结合新媒体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观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自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传播学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理论转向及发展对策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理论转向及发展对策作者：狄欣然来源：《今传媒》2024年第07期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由媒介主导到受众主导、由重视内容分析到重视受众分析的现代化转向。
本文通过阐述传统媒体时期和新媒体时期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现代化转向进行梳理，总结议程设置的主要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现实启示及发展对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时代；理论转向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7-0032-04一、引言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提出，强调媒体对人们认知与判断的影响。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介技术和平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形式，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已经转变为互动式多向传播，信息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议程设置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对公共议题的影响，还涵盖了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的影响。
随着网络媒体的广泛运用，议程设置理论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理解该理论、正确看待其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Theory）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20世纪20年代，政治家瓦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头脑图像和身外世界”的观点，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1972年，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对“议程设置”的概念作出了系统阐释，即大众传播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也就是说，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注意”和“兴趣”，而对这种“注意”和“兴趣”的安排构成了“议程”[1]。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且不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新媒体语境下的的议程设置理论
新媒体语境下的的议程设置理论关键词：新媒体语境，议程设置功能，议程设置理论面临的新挑战“议程设置功能”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此文中，他们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
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近年来，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其最大特点是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一体，具有典型的“全民传播”（Mass-participated Communication）的特点，这是任何传统媒体都无法比拟的。
基于数字化平台的新媒体，其在信息传播中具有高度的互动性、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信息平台的开放性和信息传播的多媒体化等特征。
新媒体的出现使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播的个人化。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为大众提供了平等的发言平台，任何用户都可以自由发布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使人类进入了“个人传播”时代。
这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话语的分配，使得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
信息控制的难度加大，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所具有的特征，使得其媒介生态、传播图景、舆论态势等是政府很难控制的。
媒介竞争的加剧，新媒体所特有的互动、参与等优势，使其在媒介竞争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位置。
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呈现出新特点----受众自我议程设置的构建。
在传统媒体中，传播者永远是那些少数掌握媒介传播的人，他们往往是阶层的上层领导或者是掌握经济主导地位的人。
而网络媒体是一种“弱控制媒体”，在网络传播的，传播者是多元的，传播渠道是开放的，这些都弱化了媒介为公众设置议程的效果。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网民自己的议事日程很少受网络的限制。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过程的比较研究
参考内容
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种环 境的改变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旨在探讨新媒体环境 下议程设置的新趋势、影响及应对策略。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议程设置理论在传统媒体环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 然而，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这一理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环境 下的议程设置具有全球化、多元化、实时性等特点，使得公众获取和参与议题 讨论的渠道更加丰富。
然而，新媒体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虚假信息的传播问题。由于新媒体的信 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虚假信息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此外，个人隐私问 题也备受。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的个人信息容易被泄露和滥用，这给个人隐私 保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4、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在努力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一方面，传统媒 体应发挥自身优势，以优质的内容吸引受众。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和报道，为 受众提供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新闻信息。同时，传统媒体要注重提高报道的质量 和时效性，以满足受众对真实、客观信息的需求。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新媒体时代新闻议程设置转变的影 响因素；研究新媒体时代新闻议程设置转变的社会效果；探索新媒体时代传统 媒体机构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并发挥自身优势；以及研究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高 公众的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
谢谢观看
此外，新媒体的交互性使得新闻议程的设置更加注重与用户的互动，提高了用 户的参与度。最后，新闻议程的设置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新媒体的个性化推荐 算法使得每个人看到的新闻议程都可能不同，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的新闻议程设置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方 面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机构需要适应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发挥自 身优势，提高新闻传播效果。政府也需要加强监管，确保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 播符合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新媒体时代下的公共议程设置与传播
新媒体时代下的公共议程设置与传播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公众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新媒体时代，公共议程的设置和传播成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本文将探讨新媒体时代下公共议程的特点，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设置和传播。
一、新媒体时代的公共议程特点1. 多样性和广泛性：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样化，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公众可以自由地获取和发布信息。
这使得公共议程的形成更加广泛，覆盖面更广。
2. 即时性和快速性：新媒体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公众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到最新的消息和事件。
公共议程可以根据即时的关注度进行调整和更新。
3. 互动性和参与性：新媒体时代，公众可以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参与公共议程的讨论和传播。
公众的意见和参与促进了公共议程的开放性和民主性。
二、公共议程的设置1.明确议题：公共议程的设置需要明确确定关注的议题。
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或事件，制定相应的议程，并充分考虑公众的需求和关注点。
2.调研分析：进行调研和分析，了解公众的关注度和态度。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社交媒体监测等方式获取数据，进一步明确公共议程。
3.专家咨询：借助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公共议程进行评估和指导。
专家的力量可以提供专业的分析和判断，为公共议程的制定提供支持。
4.民意参与：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和需求，可以通过开展公众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引导公众参与议程的制定和决策过程。
三、公共议程的传播1.多渠道传播：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广泛的议程传播。
通过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形式进行信息发布，提高议程的曝光度。
2.信息筛选：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变得尤为重要。
传播者应当确保传递给公众的信息准确、客观，并具备一定的可信度。
3.定向传播：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
可以通过分析目标受众的特点和行为，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提高议程传播的精准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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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问题研究作者：吉宁来源：《今传媒》2013年第06期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但议程设置理论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提出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传播模式。
议程设置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其理论和模式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新变化，本文就其在新环境下的变化进行研究剖析。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微博；舆论领袖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21-02一、议程设置理论的现实问题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中重要的功能，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的，它是用来说明媒介的一种特殊的作用，即建构能引起公共讨论和关注的话题的能力。
议程设置的强调大众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为媒介提供的议程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情首先采取行动[1]。
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对于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它主要是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忽视或者不认同个体的信息传播能力，认为个体不可能进行议题的设置，把新闻媒体与媒介简单的等同。
但在进入到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网络新闻、电子邮件、微博的广泛应用，作为个体的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大大的强化，整个世界的新闻传播活动发生了剧变，这使我们需要对于在传统媒体下产生的议程设置理论进行再研究。
传统议程设置理论源自一个核心假设，即议题首先显现于大众媒介，然后向公众转移和扩散，并经过大众媒介的引导不断强化，促成媒介议题转化为公众议题[2]。
传统的媒体在传播信息中是单向的、封闭的，媒介将信息通过封闭的渠道传递给受众，这种信息的传递缺乏来自受众的反馈。
而传统的媒介控制被控制在国家机器或者利益集团的手中，它们控制着信息的流入和流出，使得普通的个体无法在媒介之外获得信息。
而在网络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旧有的信息传播模式被彻底颠覆，整个信息传播形式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自媒体的时代，个体都拥有了比之以往更大的权力。
相对于传统的媒介，网络媒体一个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交互性，信息实现了双向流动，每一个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出者，以往那种媒介组织控制信息流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
在此情况下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和模式应该出现了某种修正？在新媒体环境下它的特点与运作是怎样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二、网络传播环境下议程设置问题分析（一）微博传播下的议程设置1.微博传播的议程设置特点和流程网络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旧有的传播模式，对于经典议程设置理论产生了冲击，我们试以目前最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微博为研究对象，对于这个问题加以分析研究。
微博作为近些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信息分享、传播的平台，具有着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突出特点。
首先一条微博的信息量上限是140个字，类似于新闻中的消息轻便短小，能够实现即时的“碎片化、即时性”的传播。
其次，微博真正实现了草根化，每一个信息的传播的传播主体就是受众个体，传统的媒介组织开始让位。
最后，微博的信息传播的类型是多样的，它囊括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这几种最基本的传播类型。
微博的这种鲜明的特征，也使得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各个主体对于议题的设置成为了可能，微博的出现使得设置议程的权利逐渐的离散化，权力被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普通的个体受众手中。
微博的出现彻底打通了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联系。
议程是多元行为主体在特定时期严肃关注的主题或问题清单，而议程设置正是将所有可能的问题集合缩小到他们实际聚焦关注的问题集合[3]。
在一般情况下：信息或者事件刺激到了某一个体，个体从中挑选到自认为重要的事件或者信息，将信息或者事件通过微博平台进行传播和共享，并对于事件或信息展开广泛的讨论，最终形成一定的议程，形成意见共识。
我们通过微博平台看到的议程设置的流程是开放的、不断修订的过程，而且在网络的环境下，以往的把控信息流动的把关人的作用正在被边缘化甚至消失。
在传统的媒介中，信息的选择的流动都是掌握在专业的新闻采编者手中，他们就是信息流动的把关人，整个议程的设置都是封闭的、非开放的，所实行的标准和传播的理由实际上都是有新闻从业者自己决定的，而且这种的议程设置明显缺乏一种与大众之间的交流机制和对于议程选择和设置的反馈机制，在这一点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十分的明显。
在微博平台上，由于存在着数量巨大构成复杂的的个体，对于每一个议题的看法并不一样，通过开放的交流渠道广泛发表意见，使得传播的议题形成一种复杂多元的形态，很有可能把议程引向不可预测的方向。
这也是微博在进行议程设置的一种突出的特点。
2.舆论领袖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极为特殊的议程设置的主体，那就是拥有大量粉丝的、微博信息被大量评论转发的实名或匿名微博账号，他们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舆论领袖”。
能通过实名认证的用户，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不仅粉丝数量多，而且具有权威性、可靠性，能够赢得粉丝的信赖[4]，在微博传播的情境下可以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他们自己作为信息源，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传递信息，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与网民和其他舆论领袖相互关注，层层转发，使得传递的信息影响力不断累加，进而使这种话题达到一种公众的议程，最终推动公众行动。
所以舆论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传统媒体的存在，行使传统媒体的权利，进行社会动员和舆论监督等。
在2011年年初，有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可以视为舆论领袖通过微博发动的第一次社会动员，这是在微博平台上进行议程设置的典型案例。
但是，在研究中笔者认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微博的出现促使了对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再研究。
但是在微博平台的实践层面上，虽然进行议程设置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离散化趋势，却仍然紧紧地掌握拥有着大量粉丝的舆论领袖手中，普通的受众难以对议题进行有效地设置促使其成为公众议题。
微博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只让是议题设置的权利由传统媒体向网络中虚拟的舆论领袖的转移。
（二）微博对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影响一方面是议题的选择，由于微博具有的比之于传统媒体的巨大传播优势，它所带来的巨大的传播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传统的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的时候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来自网络的声音。
传统媒体的单向的、封闭的议程设置模式已经很难获得大众的认可。
微博的出现，使得传统媒体的本身的权威性遭到了巨大打击，微博成为了传统媒体之外的独立的第二信息源。
而且由于它的草根性，大量的可以用户个体可以在微博上提供数量巨大的信息，这为微博上的数量众多广泛的用户选择议程进行传播提供了可能。
微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传统媒体的信息获取的渠道，给传统媒体提供了数量众多的信息。
传统媒体完全可以从数量众多的微博信息中寻找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而且微博的话题基本是当下民众最关心的话题，这样的选题很容易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拓宽了渠道，不再从传统的爆料人或者记者自己的跑新闻，转身选择了网络，从网络上选择有用的有价值的议题，传统媒体可以根据网络上议题有目的的跟进报道，进行议程的设置。
另一方方面是议程设置方式的改变。
面对着来自以微博为主题的网络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劣势是十分明显的，它的传播的载体局限于报刊、广播和电视，它的目标受众量小。
而在这些方面，微博具有的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许多的传统媒体开始以往的策略，积极地向微博等网络媒体靠拢，积极参与网络上的议程设置或者直接跟随最近的网络议题进行互动。
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例，2013年元旦《人民日报》称自己的发行量达到了300万份，但是中国著名影星姚晨的微博粉丝有3200多万（截止2013年1月），一条微博的发送所产生的影响和聚集效应不是《人民日报》能达到的。
如果大众传媒试图进行议程的设置，在微博上的信息传递明显有着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所以，《人民日报》自2012年7月起在新浪开设自己的微博账号，使得《人民日报》能够有效地积极地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和社会信息的传播。
作为拥有36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人民日报》可以通过网络的力量选择和制造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议题，通过微博平台进行议程的有效地设置。
同样在2011年年初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首先是由于建嵘等人在网络上发起了行动，获得网络公众的广泛回应和实际行动，进而获得传统媒体的关注实现了联动合作。
所以在现在这种传播情形下，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已经不自觉地在议程设置实践中相互借鉴、互为所用和各取所需。
三、结语微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以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的的议程设置理论。
在传统议程设置理论中是新闻媒体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向受众传播重要的信息。
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尤其是如今微博跻身于大众传媒领域，普通的大众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设置议题，进行传播获得影响。
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威性，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的作用开始淡化甚至消失。
微博的出现使得议题设置的权力彻底的转移了，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网络世界的中的虚拟的舆论领袖受众，但是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实际上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拓展，议题设置的权利还是掌握在少数群体手中。
面对着来自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剧烈冲击，传统大众媒体的议题设置的各个层面出现了很大变化，表现出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议题设置实践层面上的的合流。
在当今情况下，议程设置的理论还会出现诸多嬗变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1] 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 吴闻莺.微博议程设置研究的路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8）.[3]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0）.[4] 张萌，于芬芬.微博意见领袖对网络舆论的影响[J].新闻世界，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