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中国近代的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抗争
中国近代的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抗争在近代，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土被割裂，百姓遭受巨大的痛苦和苦难。
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他们积极组织抗争，反抗帝国主义列强。
本文将探讨中国近代的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抗争。
一、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1860年，英国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
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和侵占，其中最为严重的有英、美、法、德、俄等国家。
这些列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使用了各种手段进行侵略，例如用武力威胁、欺瞒、分裂、掠夺等手段。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国的内在原因导致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
中国的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低下，社会制度僵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这些内在原因导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无法与西方列强相抗衡，只能被列强欺凌。
二、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中，中国遭受了各种类型的损害。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领土问题。
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109年间，中国被迫签订了近80个不平等条约，失去了庞大的领土和国家主权。
例如，早在1842年，中国政府就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而这被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之一；在1898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占领了北京，掠夺了北京的文物和国宝，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另一个惨痛的事件。
除此之外，帝国主义侵略还表现在经济上。
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投资和开采行为，大量获取了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积极进步的中国人开始了反抗运动。
三、民族抗争浪潮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几经沉痛折磨后，终于开始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这些民族抗争包括了各种形式，如政治斗争、武装斗争、文化救国等。
民族抗争达到高峰时期是在20世纪初，被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中国第一个民主政治实践的探索。
美国殖民地时期殖民主义与民主理念的冲突
美国殖民地时期殖民主义与民主理念的冲突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殖民主义与民主理念的冲突成为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议题。
殖民主义是指殖民地被殖民者统治、剥削和压迫的一种制度，而民主理念则主张人民应该拥有平等权利和参与决策的能力。
在这种对立中，美国人民开始逐渐追求独立和民主的权利。
一、殖民地时期的殖民主义殖民地时期，美国各地被欧洲国家殖民，这些国家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
以英国为例，他们将美洲视为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平台，殖民地成为了英国的资源来源和市场。
英国在殖民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殖民主义政策，其中包括严格的贸易限制、征收高额的税费以及限制殖民地发展产业的法令。
这些政策严重剥削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政治自主权。
英国政府给予殖民地自我治理的权力相当有限，殖民地的法律和政策均需经过英国政府的批准。
此外，英国政府在殖民地设立了行政机构，任命官员来统治和管理殖民地。
这些官员常常与本地人民的利益相悖，导致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抵抗。
二、殖民主义与民主理念的冲突殖民主义的存在与民主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主理念强调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参与政治决策，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
在殖民地居民中，如约翰·洛克和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们开始传播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呼唤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他们将“生而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并批判殖民地时期的剥削和压迫。
这些思想影响了殖民地人民，激发了他们对独立和真正民主的追求。
他们开始组织反抗运动、发表独立宣言，并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然而，在追求独立和民主的过程中，美国人民遇到了重重阻碍。
三、反抗与独立殖民地人民开始组织反抗运动，并力图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
最著名的反抗行动之一是波士顿茶叶党的抗议，殖民地居民抵制英国对茶叶的征税政策。
这些反抗行动往往激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引发了冲突和战争。
最终，殖民地人民为了争取独立，发动了美国革命，成立了大陆会议，制定了《独立宣言》。
美洲原住民与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冲突
美洲原住民与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冲突长久以来，美洲原住民与殖民地时期的欧洲殖民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文化冲突。
这场冲突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差异，更因为欧洲殖民者所代表的新世界观与美洲原住民传统的碰撞。
在这场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冲突中，美洲原住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不仅丧失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还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认同。
美洲原住民社会深植于土地和自然的信仰体系，视大自然为神圣的存在。
而殖民地时期的欧洲殖民者则带来了强烈的宗教信仰，试图传播基督教及其价值观。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欧洲殖民者试图通过传教、改变原住民宗教信仰方式等手段，使原住民接受新的信仰体系。
然而，这种强制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导致了更加剧烈的文化冲突。
原住民对土地和自然的敬畏，与欧洲殖民者的视角完全不同，因此难以理解对方的信仰。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语言和语言传承也是发生文化冲突的重要因素。
欧洲殖民者大多以自己的母语交流，而原住民各部落之间又存在着自己的语言差异，这使得交流成为了一大障碍。
欧洲殖民者试图强制让原住民学习并使用欧洲语言，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影响力。
然而，原住民对于自己的语言和语言传承非常重视，他们认为语言是文化和传统的核心。
因此，原住民对于欧洲殖民者的语言强迫感到不满，并坚守自己的语言和传统。
与此同时，殖民地时期的欧洲殖民者还试图通过教育和法律体系来改变原住民的文化习惯和社会结构。
他们认为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认为的“文明社会”相去甚远，因此，他们试图强制改变原住民的行为和社会结构。
殖民者引入了新的教育课程，试图灌输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抹杀原住民的文化认同。
此外，殖民者还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来剥夺原住民的土地和权益，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冲突。
美洲原住民通过抵抗和适应，寻找着保护和维护自己文化的途径。
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抵抗文化冲突，包括武装起义、文化保护和传承以及隐身保持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习惯。
尽管原住民社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和歧视，但一些部落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特色。
美洲原住民文化多样性与殖民主义的冲突
美洲原住民文化多样性与殖民主义的冲突在历史长河中，美洲大陆上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原住民文化。
然而，当殖民主义势力涌入这片土地时，原住民文化多样性与殖民主义之间产生了冲突。
本文将以不同角度分析这一冲突，并探讨其对原住民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一、文化破坏与同化殖民主义势力入侵美洲大陆后，以欧洲文化为标准尝试对原住民文化进行改变和同化。
这种同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住民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导致许多文化元素逐渐消失。
例如，西班牙殖民者对南美洲的印加文化进行了残酷镇压，摧毁了印加帝国的建筑和艺术品，迫使印加人放弃自己的语言和信仰，接受西班牙文化。
这样的同化政策使得原住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受到巨大威胁，部分文化甚至面临濒临灭绝的命运。
二、土地剥夺与资源掠夺殖民主义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往往将原住民族从他们的传统土地上驱逐出去。
这种土地剥夺不仅使得原住民族丧失了他们的生计来源，还破坏了原住民文化与土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例如，北美的印第安人经历了美洲历史上著名的“长征”，被强制迁移到不熟悉的土地上。
他们失去了与祖先相传的土地联系，丧失了狩猎、渔业和农业等对他们生活至关重要的资源。
这种土地剥夺导致了原住民文化的衰落，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逐渐消亡。
三、宗教信仰与价值观的冲突殖民者带来的新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与原住民的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存在冲突。
殖民者往往试图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取代原住民的信仰和价值观，这对原住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文化压力和认同危机。
例如，美洲大陆上的许多原住民信仰着以大自然为中心的宗教，强调与环境和谐相处。
然而，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教信仰对原住民宗教进行了强制替换。
这种宗教信仰的冲突导致了原住民文化的削弱和禁锢，迫使他们背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四、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尽管殖民主义对原住民文化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一些原住民族仍然在努力进行文化复兴和自我认同。
例如，加拿大原住民部落进行了积极的文化复兴运动，旨在恢复和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
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交织与较量
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交织与较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殖民主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殖民主义的兴起给世界各地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殖民地的被占领与殖民统治的建立。
然而，与殖民主义并立而生的是反抗、解放的民族运动，这种运动成为了殖民主义的核心挑战。
从历史上的种种案例可以看出，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既相互交织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殖民主义的背后是强权与掠夺的逻辑，殖民者们将自己视为文明与进步的代表，以此合理化对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
他们通过殖民地的控制来获取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殖民主义的逻辑及其实践，使得殖民地的人民长期处于奴役状态，失去了自主发展与自我决定的权利。
面对这种压迫，调整民族自尊心及民族觉醒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兴起。
民族解放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为了反抗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它追求的目标是恢复失去的独立、重建民族尊严与权利。
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抵抗运动、独立战争以及政治运动等。
这些运动不仅通过武装斗争，还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抗争。
例如，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印度的非暴力抗议以及非洲的解放战争等，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有影响力的民族解放运动。
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较量是一场对抗与对话的过程。
在殖民主义的侵略下，被压迫民族不仅经历了物质财富的剥夺，更失去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自身意识的摧毁。
因此，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不仅是反抗殖民主义的欺压，更重要的是恢复和重建强大的民族自尊心与团结。
这种对抗与对话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展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通过吸收和融合殖民地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从而为自身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与意识的基础。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都取得了成功。
在解放的过程中，各种困难与挑战不可避免地出现。
首先，殖民主义者往往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技术优势，这给在物质上相对薄弱的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历史殖民主义的传播与中国的民族抗争
世界历史殖民主义的传播与中国的民族抗争1. 引言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殖民主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它以西方列强为主导，席卷了整个世界。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而自豪的国家，也遭受了殖民主义的侵袭。
本文将探讨世界历史殖民主义的传播以及中国的民族抗争。
通过这些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并从中汲取智慧。
2. 殖民主义的传播2.1 探索与殖民15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凭借强大的探险和航海技术，开始向外拓展。
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率先发现并殖民了非洲、亚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
他们以所谓的“文明”为借口，强迫原住民接受他们的统治。
2.2 殖民地经济殖民主义的扩张往往伴随着经济掠夺。
西方列强在殖民地建立了经济体系，迫使殖民地生产原材料供应母国工业，并对殖民地商品实行不平等的贸易政策。
这严重剥削了殖民地的资源，导致了贫困和不平等的现象。
2.3 文化侵略殖民主义不仅限于经济掠夺，它还带来了文化的侵略。
西方列强通过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传播到殖民地，试图改变当地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殖民地的文化被忽视和压制，对当地的民族认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3. 中国的民族抗争3.1 清朝时期的反侵略斗争在清朝时期，中国的抗争始终存在。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民族斗争和反抗活动使得清朝政权面临巨大的压力。
这些抗争活动代表了中国民族的意志和勇气。
3.2 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民族抗争的重要里程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权，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
3.3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侵略。
中国百姓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斗争，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解放战争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战斗，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4. 结论世界历史殖民主义的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受害者，曾经历了殖民主义的痛苦。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与变革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与变革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列强对于非洲、亚洲、美洲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统治与殖民扩张。
这一时期，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与变革。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些冲突与变革，探讨其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
一、经济冲突与变革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与变革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欧洲列强通过殖民统治，剥削被殖民地的资源，使得殖民地的经济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引发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冲突与变革。
首先，在经济领域，殖民地的原材料被欧洲列强大规模地掠夺，这导致了殖民地出现资源匮乏和贫困的问题。
例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遭受了棉花和茶叶等农产品的大量输出，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人民开始反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统治。
其次，欧洲列强通过殖民统治，建立起了庞大的贸易网络。
然而，这种贸易网络并非完全公平，而是主要服务于列强自身的利益。
殖民地人民开始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开始要求平等与正义。
这种争取权益的呼声，推动了殖民地经济的变革。
由此可见，经济冲突与变革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对于被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政治冲突与变革在政治领域，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与变革主要体现在统治形式与权力争夺上。
首先，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进行了反抗。
他们开始要求民族独立，争取自主权。
例如，印度的甘地领导了非暴力的独立运动，最终使得印度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
这种政治冲突与变革，推动了殖民地政治体制的转变。
其次，欧洲列强之间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冲突与变革。
例如，19世纪末的柏林会议，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势力分割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动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变革。
三、文化冲突与变革在文化领域，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与变革主要体现在宗教、语言、教育等方面。
首先，殖民地人民在面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信仰。
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分析论文
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分析论文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对待自身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两种理解模式。
在殖民主义观念下，强国将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当做尚未开化的、未获救赎的对象，应当通过殖民地政治制度、文化传播、经济开发等手段对其进行强化治理。
而民族主义则主张异化的民族需要通过自力更生、发扬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自尊等方式实现民族意识的自觉和自主，从而逐渐摆脱外来或异族的影响。
本文的目的旨在归纳与分析在同一社会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并存，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矛盾与社会冲突。
具体而言，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个是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的长期压制与影响，另一个是民族主义相对殖民主义的自主实践与反抗。
一、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制与传承殖民主义一般作为被人类社会历史所认可的一种统治方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外部力量通过社会、经济等长时间的掌控与干预而影响被殖民民族的自主权与发展能力。
这种影响既包括制度继承、政治管制、文化传播、民族形象塑造等多方面。
因此，在殖民主义的长期影响下，殖民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大量外来文化的烙印。
具体来说，在殖民时代，外来政权往往通过各种法令、政策来加切实控制被殖民国家的文化、教育、宗教、习俗等等。
这些法令不仅限制了本土文化的自发形成和发展，更是在许多方面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宗教信仰上挤压本土文化的个性，使得原本自然而然生长的本土文化受到了错误的、强制性的改变。
此外，殖民主义国家进一步控制民族经济方式的强烈的愿望，也是使用殖民主义手段的一部分。
发展自然资源、农业、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控制，往往会夺取殖民国家的经济命脉与未来生活方式的决策权。
由于殖民传统的深刻影响，后来的民族运动往往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的外来文化影响，而是只有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寻找到一些独特的“泛民族”特征。
作为一个例子，现今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通常被视为是受到殖民传统影响而形成的。
换而言之，民族文化中的许多特征往往都是将少数民族从长期的外来文化影响中挽救出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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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内容提要】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而成为政治空间。
在初期因禁止华人入园而引发公园运动,形成了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深刻民族集体记忆,而且公园中的殖民主义纪念建筑进一步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自己在建造公园时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强调教育功能,从公园名称、空间布局和建筑到公园功能都体现出民族主义精神。
公园问题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发展轨迹。
【摘要题】社会·经济【关键词】近代公园/殖民主义/集体记忆/民族主义【正文】三、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租界公园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空间特征以及国人关于“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历史记忆,使得中国人在引进公园时就已经将其作为某种象征而加以建构。
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兴起后产生了国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成为政府进行意识形态整合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
中华民国建立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对教育的管制日益严格,不仅对体制内教育进行了控制,而且加大力度发展社会教育,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控制,通过潜在的形式实施政府的影响。
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方面对国民的重新塑造,是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
在近代殖民主义入侵背景下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空间的公园,此时由政府纳入国家市政建设体系之中,逐步成为社会教育的新空间,由于公园曾经承载着沉痛的民族集体记忆,因此,民国时期的公园又转化为传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观念,塑造着新型国民。
公园作为空间存在首先基于其具有物理特性。
尽管公园曾带给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创伤,但中国人仍然一定程度上将公园与“文明”等同看待,甚至将其视为文明的象征。
清末新政时,清廷将兴建公园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公园数量迅速增加。
(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还有士绅认为,地方自治应该将兴建公园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内容,建“公花园”,“以活泼人民之精神”,启迪“社会之知识”,(注:参见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八十三课·地方自治之缺点》,上海易制堂本1907年版。
)公园成为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空间场所。
民国建立后,各地市政建设更将公园列为标志性项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青岛、成都、武汉、杭州、西安、苏州、无锡、济南、太原等城市都有数个乃至十个以上公园,甚至一般县城都有公园:湖北枝城有卢园;广东乐昌有昌山公园;四川三台有中山公园;贵州贵阳有贵阳公园;云南马关也有中山公园。
(注:参见:《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一集第一编《江苏省》、第三编《安徽省》,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印,1936年;王子观:《宜都卢园——中山公园》,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枝城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乐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乐昌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三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8页;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张全琛供稿、范朝茂整理:《马关中山公园今昔》,政协云南省马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
)不仅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公园大量出现,而且江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着切肤之痛的方志敏也于1930年建立苏区第一个公园——葛源列宁公园。
[61]民国时期,公园已成为城镇比较普及的娱乐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引进公园时在建筑风格与空间布局上与西式公园迥然相异,这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设计者主观上强调民族特色。
与西方公园主要以花草为主有所不同,中国人所建公园一般都有古典式的亭台、楼阁、荷池、花坞等,有的还辅以假山,保持了中国传统园林的格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
而且,公园建筑风格亦独具民族特色,园内亭台、楼阁也都是古典式建筑,最典型者当推北京中央公园。
该公园原为明、清两朝的社稷坛,而发起改建者朱启钤又极推崇中国古典建筑学,所以,公园按照中国园林的格局布置。
不仅原有的社稷坛、拜殿(即今中山堂)和墙垣仍保持原来面貌,而且新建的房屋、石坊、长廊、水榭、亭台、荷池、植物均体现出民族特色。
[62]全国许多公园也大体如此,到30年代,中国建筑界掀起文化复兴思潮,各地传统建筑增多,与西式建筑相抗衡,如青岛若愚公园建成古典式中间高两边低的三开间飞檐入门牌坊, 完全是中国传统风格。
[63]()民族主义体现于公园建筑所呈现的文化精神之中。
在西方,公园是相对独立、单一的休闲娱乐场所,但由于中国人在公园问题上受到殖民主义戕害的集体记忆深刻,因此,经过长达半个世纪与殖民主义的斗争及公园本土化运动后,公园成为教育大众、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
中国公园建设者最初的目标就是“发人兴趣,助长精神,俾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缔造种种事业,而国家因之强盛”。
[64](—41)此后,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更明确将公园定位为社会教育空间,以培养民众“三民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德,“陶冶民众情感”。
[65]()因此,公园成为社会教育的场所,在地方志中也被列入“教育志·社会教育”目下,如湖南《民国醴陵县志》。
[66]为宣传国家观念、振兴国货,许多公园内建立国货陈列所,如天津最早华人建的公园就已设有国货陈列所,(注:参见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二《食宿游览》,文明书局1911年版,第12页。
)而后,南京第一公园、太原中山公园等亦设有国货陈列馆,其目的是引导人们使用国货,激励民族经济的振兴。
[67]()[68](—150)福建省台江县南公园内也有国货陈列馆,并在馆旁列“请用国货”石碑。
[69]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各地当局及士绅都利用公园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在公园内建立纪念碑、纪念亭,这些纪念性建筑成为民国时期公园的主要空间布置。
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原来德国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内,并改为“协约战胜纪念碑”,“以便众览,亦雪国耻之意也”。
[70]()1926年9月5日,英舰炮轰四川万县惨案发生后,万县遂将建设中的公园命名为“九五公园”,并在园内建“九五图书馆”,[71]以告诫人们不忘国耻。
而当1931年收回威海卫租界后,国民政府即在鲸园花园建“收回威海卫纪念塔”。
[72]()1933年,江苏宿迁在马陵公园内建杨公亭,以纪念该县固守台湾、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
[73]抗战期间,公园内建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纪念性建筑更具普遍性。
1940年,国民党陆军兽医学校驻贵州安顺县,因为当地“既无公园可供游憩,又无其他高尚娱乐”,于是学校为当地建“七七”公园,园中建“七七亭”、“卢沟桥”等建筑,以“发人深省,唤起敌忾同仇”。
[74]江西赣州公园内1940年建成“抗日战亡将士纪念碑”。
[75]这样的空间布置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园内,公园成为宣传抗战、传输民族主义的重要空间。
就各国民族主义发展史而言,民族主义意识产生于与“他者”的交往及冲突中,是与国际意识紧密结合的,只有明确本国与“他者”的关系,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国民政府为让民众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将南京原来的玄武湖公园改为“五洲公园”,湖上五个小洲分别被改名为亚、欧、美、澳、非五大洲。
[76]()这种命名完全是为促成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
更为典型的是早在1925年建成的北京京兆公园。
该园完全将民族主义意识空间化,园中建有世界园,并设中国地图,对联为:“要有国家思想,须具世界眼光”,横批是“莫忘国耻”,还建有世界模型,标明我国所失国土,另写“竞争生存”几个大字。
民国时期市政建设者设计公园的目的是为了“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甚至在体育场也附有对联:“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气;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
[71](—34)此外,许多公园内建有培养民族文化认同的古物陈列所、博物馆,提高民族素质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甚至还有国术馆。
(注:参见拙文《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XX年第5期。
)公园成为塑造新型国民的重要教育空间,以开启民智、强国强种、塑造文明国民。
它表明中国作为弱势国家向西方“文明国家”的一种反弹,中国人也能建立“文明”的公园,进而建立文明的民族与国家。
中国公园这样的空间完全不是具有娱乐休闲特质的一般空间,而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77]()民国时期,中国公园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即中山公园遍布全国各地,具有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中山”符号渗透于公园空间。
众所周知,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建构民族主义理论,他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成为民族主义精神领袖。
早在孙中山逝世刚三天,即有部分个人及多个团体建议建立中山公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陈滨伯建议在沪建中山公园的意见书,既是为纪念孙中山,但更重要的是“外人园游睹迹,亦知萎靡之中国,尚有独立之精神在也”,正因为如此,中山公园一定要“建诸华界,即吾人所谓国土……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习”。
[78]显然,上海民众对于建立中山公园既有纪念孙中山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与西式公园相抗衡、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由此,中山公园成为表达民族主义的空间。
与中国近代公园的普及进程同步,民国公园建设运动俨然是中山公园建设运动。
据笔者对各省市县民国时期出版的地方志、旅游指南和当代地方志、各市县文史资料进行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建成的中山公园约243座,偏远地区云南、贵州、宁夏都有中山公园。
值得强调的是,“中山”作为公园名称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在抗战爆发后更加凸显,不少中山公园建于抗战期间,并成为当地抗日宣传活动的主要场所,如福建永安、广东乳源、湖南长沙等地数十座中山公园均建于抗战期间,(注:参见李锦泰:《永安中山公园》,政协福建省永安市委员会文史研究会:《永安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乳源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乳源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苏时松:《青少年宫现址的历史沿革》,《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
)浙江淳安县1938年兴建中山公园,建成后浙江省主席在该中山公园作抗日形势报告,举办抗日防空演习等活动。
[79]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多地方庆祝活动也在中山公园内举行,如江苏江阴人民在中山公园内举行庆祝仪式,武汉中山公园内举行接受日军投降的受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