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综合试卷

七年级语文综合试卷（七）

一、阅读《爱莲说》回答问题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1、文学常识

《爱莲说》选自《》。作者是（）时期著名哲学家周敦颐

2、解释加点词在文中的含义

蕃：濯：

亵玩：宜：

3、第一段中，作者如何运用了衬托手法衬托对莲的喜爱？

4、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描写莲的，分别找出对应的句子，

5、结尾三句话分别包含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二、现代文阅读（25分）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母亲的故事

叶延滨

母亲去世多年了,她名叫张淑容，出生在辽宁西丰的大富商家庭，“九一八”后，只身从东北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革命起点就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按组织部门的资历年限计算，人们都习惯称她“老红军大姐”。

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童年在我养蚕的日子里，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是蚕。看蚕吃桑是非常开心的事。盖上一层桑叶，蚕先伸出一星儿嘴，啃出一个缺口，露出一头，然后沙沙地啃出一大块地盘，当它们全爬在上面来了，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它们一个个昂起头，四处晃动，要吃。这副乞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不久便被各家养蚕的孩子摘光了，一到断了粮，我就眼泪汪汪。母亲冲我吵一句：“哭什么，没出息！”便骑上车，到院里有桑树的老师家里去讨。还不能总去给一家找麻烦，我养一季蚕，母亲要跑半座城，甚至违反我所在寄宿学校的规定，到学校给我送桑叶。

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大概因为养蚕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是有太多麻烦和太不容易了，也给在逆境中的母亲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

新中国建立初期，父母调入四川工作，后来母亲被降为成都市教育局的中教科长，

父母也离了婚。我和姐姐便要经常在城里母亲居住的将军衙门和父亲居住的光华村之间往返。那时，这条路线就是野外远足的乡村郊野路线。公共汽车只开到将军衙门西面一站的通惠门，再向西就出了城。我们平时和母亲住在城里，寒假和暑假才到光华村，住父亲处。老百姓往来行走，只有两种交通工具。独轮车也叫鸡公车，多运货物用，也坐人，人坐在车头，推车的人在后面推。这种车走得慢，但载重大，压得独轮叽叽咕咕叫，得了“鸡公车”的名字。另一种车就是人力车，成都人叫黄包车，坐起来比鸡公车舒适，两个车轮也大，拉车人一溜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难得坐它，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出租车。成都人称之为“包车”，可见不便宜。我们姐俩去父亲学校度假，母亲就要叫一辆黄包车。坐黄包车去光华村，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跑长途了，是件大事。母亲总是在街头认真挑选，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实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轻人。找到车子后，母亲总是再三叮嘱，然后记下车号和车夫号衣上的号码。才扬起手与我们告别，一直在街边望着我们远去。

那时，从城里到草堂再到光华村，很长的路，路上行人也少。砂土的马路，没有铺柏油，难得有汽车开过。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就会扬起满天尘土。汽车真少，汽车也没有汽油，驾驶舱旁挂着大炉子烧木炭，边跑边喘，一口气上不来就抛锚。

我对于家庭和幼儿园外面的“社会”最早接触的就是茶馆，是成都的老茶馆。老茶馆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场景，一张木桌，几把竹椅，便可开张迎客。

我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在茶馆里泡着，因为母亲坐茶馆。母亲坐茶馆是刚解放不久在成都当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的时候。她在延安时期就当过延安中学的老师，在我印象中，降职这一变故对于刚三十来岁的母亲，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灰暗。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名校的老师，周末常和老师们在茶馆里聚会聊天。每次三四位，一聊就半天。

想到老茶馆，是掂量母亲和这些老师的友谊，真是那句“君子之交淡若水”。据说成都的茶馆文化盛行，是与当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关系。清兵南征，一批满蒙子弟留在成都，他们生活的地区便是后来的“少城”，这些闲人，让成都变成消费之都，遍地饭馆茶馆让成都活色生香。刚进城的共产党不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还真的是很清廉。在我记忆中，不知跟着母亲进了多少次茶馆，但从没有和任何老师一起吃过饭。“下馆子”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没有人动这个念头。

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母亲从成都下放到西昌师范学校这个偏僻山区当一名教师，不久，我也从成都转学到西昌，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亲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编和某研究室的副处长，尽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过党籍处分，降了职。但下放一事，没有任何“新处分”的痕迹，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员的“带队领导”。其他被下放者到基层劳动了，她待在机关里闲得没事干，又不愿去监督巡视下放人员，于是就要求到学校当老师。有关方面同意了，她就来到了这所师范学校。到校后，她每月去领工资，发现自己比校长的多得多。她想，我来锻炼的，于是她交了两份申请，重新入党的申请和要求把工资降到低于校长水平的申请。入党的申请没批，工资很快降下来了。从此她在大凉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母亲的党籍问题得到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但她下放问题和降工资问题“无法弄明白”。这二十年来她的档案一直还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动下放和自动降级”二十年。

那时，这里真荒凉。学校没有围墙，野兽常在房前屋后蹿。然而比蛮荒更直接的是饥荒。我到这里后，正是全国的三年大饥荒。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的母亲，又在这里让我体会到许多难忘的事。

60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沿田埂小道，走上三个多小时。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地就留着它，留给周六回家的爱子。

那时候每天清晨，学校大食堂烧早饭的时候，烧柴草的灶孔下，堆着从灶里落下的柴草灰烬，灰烬中还有没有熄灭的红炭渣。下放到大凉山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母亲，就到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