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述略宋朝卖官也与前朝一样，事实上可区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今分别予以简单介绍和论述。

一、进纳授官一、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後，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

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

[1]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

”[2]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5说：“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

至于鬻爵虽间举行，皆为权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与补上造之请，非备边不许也。

出粟五千馀石，赐第班行之请，非补之则不许也。

或以赈水旱，或以备籴本，无非为权宜之制。

诚以鬻爵之法，虽所以济人事之不及，非所以体天道之至公。

故随举随罢，终不以为经久之策。

淳熙（宋孝宗）之君曰：‘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

’则其不得已之意为可知矣。

元祐之臣曰：‘纳粟不如资荫，资荫不如进士。

’则其轻重之意从可知矣。

”宋朝设置卖官制度，虽有进纳授官、[3]进纳补官、[4]进纳出身、[5]进纳买官、[6]进纳官、[7]进纳官人、[8]进纳出身人、[9]进纳人、[10]进纳、[11]纳粟、[12]纳粟补官、[13]纳粟授官、[14]纳粟得官、[15]入赀补官、[16]纳赀授官、[17]献助补官、[18]献纳补官[19]等各种名称，含义稍有差异，实际上则是一回事，只作为“权宜之制”。

《宋史》卷158《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

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

”可知当时尚没有把进纳作为一种入仕门径。

另据《宋会要》职官55之29，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卖官，是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

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三班）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

”[20]此处的“有物力户”较易解释，即是富民，“职员”估计即是“衙前职员”之简称，是指富民当衙前者。

[21]其它如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殿直属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学、大理评事、别驾、太祝属低等文官。

“与出身”则是特授科举出身，等同于对科举末等者的恩赐，而非正式及第者。

据後引的记载看来，应是科举的科目之一的同学究出身。

此後的进纳授官也大致授低官。

如《宋会要》职官55之30－32载宋真宗景德时，规定在沿边送纳军储的“酬奖”，列表如下：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卖官仍分文、武两类，文官中的主簿、县尉到大理寺丞都属寄禄官，而非实职差遣。

其中官位最高的文官大理寺丞和武官东头、西头供奉官，只相当于元丰改制後的从八品宣德郎（宣教郎）和从义郎、秉义郎。

除了粮食之外，卖官尚有多种钱财和方式。

如宋仁宗康定时，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庆、鄜、泾三州城，“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借职，十万工〕与奉职”。

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

[22]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规定在河北、京东、京西和开封府：“许诸色人进纳秆草，等第与恩泽。

杂秆〔草〕每束湿重五十斤。

一万五千束与本州助教，二万束与司马，二万五千束与长史，三万束与别驾，四万束与太庙斋郎，四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五万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六万束与（三班）奉职。

秆草每束湿重一十五斤。

二万束与摄助教，三万束与州助教，四万束与司马，五万束与长史，六万束与别驾，七万五千束与太庙斋郎，八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九万五千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

”[23]这是进纳饲草的实例。

“试衔”即“试衔官”。

[24]如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

[25]胡宿《文恭集》卷18就保留了两份制词，一为“进纳梢草空名助教制”，二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户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

当时的将仕郎属文散官，而非元丰改制後之寄禄官。

北宋末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无能的宋廷企图奉献金银，而求金人退兵。

城中“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有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

宋钦宗“御寳批李隶与成忠郎，葛关与保义郎。

凡此同日数百户，以劝来者”。

[26]这是进纳金银卖官的实例。

然而增加了数百名进纳人，却仍无补于皇朝的灭亡。

南宋初，又规定“四川进纳人依例，每铁钱二文，折铜钱一文，每铁钱一贯，折川钱引一道”，[27]依铜、铁钱与纸币钱引的比值入赀。

北宋末到南宋初，因财政异常拮据，又先後规定并降低了进纳货币的卖官价，当时由于在元丰改官制之後，故官名与北宋前期、中期有异。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的定价如下：宋高宗绍兴末，有“右奉直大夫叶灼男右迪功郎叶均，献钱一万二千贯，循右文林郎”。

[29]奉直大夫已是正六品的文官，当时用“右”字代表非进士出身，其子叶均可能是荫补出身的迪功郎，献钱数与上引表中相合，而超升四阶，为右文林郎。

另有“将仕郎戴公度献助军钱万缗，诏以为右从事郎”，[30]超升三阶。

已故名将杨政“妻崇国夫人南氏献助钱引十五万道，二子杨厦、杨庥特补成忠郎”。

[31]这是入赀四川纸币钱引，而补武官。

此类都是官员入赀後升官的实例。

与进纳关系颇大者是和籴。

宋朝的两税收入完全不足以保证庞大的军粮供应，需要另外和籴粮草。

和籴粮草使用的籴本，最初是使用钱币、茶、盐、麻布、香药、象牙、犀角之类，後来财政愈来愈困难，于是官告、度牒之类也充籴本。

如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空名试将作监，不理选限敕告，助教敕各十五，赐夔州路转运司，募人入钱米于南川县等以给边”。

[32]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

[33]又“诏赐坊场钱五万缗，监主簿告、斋郎牒、州助教敕总三十三，为钱五万缗”，付京东西路“籴军粮”。

[34]此类告、牒、敕的价格都在一千贯以上。

南宋初，户部规定“湖南籴米一十万石”，其“籴本四十四万贯”中包括“助教敕三万二千贯，迪功郎告四万八千贯”。

[35]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毎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

[36]向民间摊派和籴负担，已不可能是完全让民间自愿买官。

早在宋仁宗对西夏战事中，欧阳修就说：“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

”[37]宋神宗初，范纯仁上奏说：“荆湖北路监司令民进纳授官，有人户家财不能满数者，须令三、四户同共进纳。

内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钱，太为侥幸。

同纳者无名被敛，徒抱怨嗟。

”[38]南宋初，财政窘急，不仅卖官，也卖实职差遣。

宰相范宗尹“令使臣笔贴定价，出卖差遣”。

[39]他给小武官使臣辈出定价，让他们在参加铨选，分配实职时购买差遣，以增加财政收入。

“州县劝诱鬻爵，不问贫富，一例科配，劝诱不行，亦不申禀”。

[40]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上奏建议：“州县卖官告，除大姓全户承买外，如纠定众户，凑数请买之人，虽已均敷，若未送纳，并截日住罢。

”[41]时称右相张浚“出卖官诰，重困江、浙”，规定“每州劝诱及三十万缗以上，知、通、县令、当职官各减二年磨勘，及二十万缗，减半推赏”。

“明知其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赏以减半。

如无锡县令刘寛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

[4 2]故低级文官杨炜上书参知政事李光说：“频年以来，换度牒，鬻官爵，出卖户帖，豫借和买，头会箕敛，衰世掊克之法，畧已尽行，剥肤椎髓，无所不至，膏血无馀，不知何从出乎？”[43]绍兴末宋金再战，洪适上奏说：“戎车旣动，支费倍増，赋入有限，生财极难。

纳粟入官旨挥，今巳半年，县邑至有计苗一石，敛钱一千，以资贴上户者。

”[44]强迫上户买官，而又以“计苗一石，敛钱一千”的方式，由其它人户“资贴”买官的上户。

宋孝宗时，王师愈说，“无见钱以为籴本，或给官告、度牒”，“令州县变转现钱，不免强敷之于民”。

[4 5]如何“强敷之于民”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强制卖官，无疑在民间造成颇大的骚扰。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抚州岁起米纲，守臣移易水脚之费，抑进纳富民部餫”。

[46]强制进纳人运输米纲。

南宋晚期，纸币楮券严重贬值，如“进纳迪功郎十七界（东南会子）十万贯”。

[47]文天祥在中举的《御试策》中说：“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48]当时强迫“豪家巨室”“献助”，也对他们为害甚烈。

南宋末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向浙西富豪买田。

由于官府根本无力支付钱财，故“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郎）、将仕（郎）、校尉、承信（郎）、承节（郎）、安人、孺人告身。

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

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

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

[49]如安人和孺人的外命妇封号也予以出售，倒是一项新发明。

这与和籴时将官位向民间强制出售，如出一辙。

二、进纳人的阶级成份和进纳法：宋代能出钱买官者一般是“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

[50]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无非是乡村户中的地主、坊郭户中的富商等。

刘攽《江南田家》诗讽刺说：“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

朝廷虽多贤，正许赀为郎。

”[51]如“宿州临涣县柳子镇市户进纳斛斗人朱亿”属镇坊郭富户，因“能输积，以助有司”，“赒恤阻饥”，其弟朱傑“褒赐一官”，为“本州助教”。

[52]在北宋一些金石题名中有“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市户、承信郎杨名”。

[53]他们无疑都是进纳人。

又如《夷坚支癸》卷6《尹大将仕》说：“秀州广平桥尹大郎将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虽无田庄，而浮财颇裕。

”他没有田产，大约是单纯由商人进纳入仕，而得将仕郎。

从宋孝宗到宋宁宗时的记录看，进纳人或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进士”，也有官员纳粟而升官。

[54]在强调科举出身的时代，就士大夫辈看来，“鬻爵多财，士类所不齿”，[55]对进纳人采取各种限制和裁抑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

故欧阳修说：“窃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盖是国家权宜不得巳之事。

苟遇军须阙乏，不欲科率人民，权许兼并之家进纳，诱以官爵，盖备一时缓急之用。

”[56]宋仁宗庆历时，李觏致范仲淹信中说：“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

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

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後，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

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