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生态建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生态建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巨勇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12年第02期
摘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和社人发展的基础。

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

关键词：民族地区；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一、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已初显成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长期以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很难在短期内使生态环境恶化得到有效的遏制，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再生功能、净化功能、循环功能及承载功能呈继续下降趋势。

这不仅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也使中部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危害，这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第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直接造成经济的巨大破坏。

民族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的开发活动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除占用和破坏大面积土地外，还导致大面积的土地塌陷、地面沉降，并引发水土流失、崩塌、滑坡、泥石流、地下水位下降等地质灾害；由于滥垦、滥伐、滥牧，湿地围垦、陡坡地开荒、河流上游毁林垦荒等，导致森林、湿地的蓄洪调洪能力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洪水灾害加大，另一方面抵御干旱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旱涝灾害加重。

由于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使森林树种趋于单一化，林龄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林地的抗干扰能力降低，森林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生态功能下降；过牧、樵采、过垦、滥挖使草地植被破坏严重，群落结构改变，质量与功能下降，鼠蟲害肆虐。

第二，农牧业生产受灾损失严重，产出下降。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环境承载力相对低下，农牧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加之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干旱、霜冻、雪灾、洪涝、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农牧业生产发展不稳定现象加深，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生态环境恶化使民族地区脱贫难度加大。

西部贫困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高原、山区、沙漠等地带。

生态恶化使贫困地区农牧业生产雪上加霜，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和草原载畜能力下降，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返贫率不断上升，生态难民逐年增加。

例如，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16个县中7个是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另有7个是省级扶贫重点县；共有牧业人口40.89万人，75.5%是贫困人口，其中因生态恶化导致贫困的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

第四，生态恶化与经济发展滞后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生态环境恶化毁坏了大量农田、草场，而人为的扩大垦荒和超载放牧加剧了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农田草场自然生产率下降，导致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低下。

由于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后无能力恢复治理。

这一累积恶性循环进一步削弱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一，民族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

民族地区所处的西部是我国的生态屏障，西部生态环境关系整个民族的生存质量和发展空间。

西部地区处于我国的江河源区及其上游地区、西北季风的发源地，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跨区域影响，是维持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地区。

1998年的长江洪水、2000年频发的沙尘暴和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黄河断流，这三大生态警报使全社会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乃是防灾兴利之本。

第二，生态环境是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的制约因素。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一是加剧了贫困程度。

目前西部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生态恶化和贫困问题呈双重恶性循环，贫困既是恶劣生态环境的结果，也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

二是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脆弱生态环境使区域开发治理成本较高。

三是生态破坏加剧自然灾害发生，日益频繁的旱灾、风灾、洪灾和地质灾害，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问时，还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措施。

产业结构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这种特色经济主要包括一些民族手工业、具有特殊生产工艺的制造业和土特产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建立在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基础上的旅游产业。

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注重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药业、食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体系，把环境的潜在价值变成现实效益。

三、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协调途径
第一，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各地资源禀赋状况出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综合治理区域的生态环境。

对生产基础薄弱、生态环境脆弱、长期掠夺式生产造成资源衰退和发展后劲不足的地区，从产业发展受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规律双重制约的客观实际出发，注重经济目标、生态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吻合，建立结构有序、功能最佳、良性循环的绿色生态经济系统。

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紧紧围绕不同区域地质、气候、土壤等自然特点，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进行科学的综合治理。

在治理措施上，实行生态措施与多种措施并举，以生态措施为主。

对于地点分散、地貌差异大、不宜统一整治的地区，合理规划，动员群众建设散而有效、小而有利的小型治理项目，从改善小气候，整治小流域做起，加强小流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对城镇地区，根据当前的人口、工业和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的国土规划，包括工业企业布局、污染治理布局等。

第二，实施国家生态建设项目。

退耕还林还草和水土保持工作要密切结合当地的降雨、水资源等生态条件，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原则上不依靠人工灌溉维持植被生长。

要逐步改造林种、林相单一的人工林，天然林应作为生态林进行重点保护，防护林应以复合林为主，畜牧业发展要以优先保护天然草场为前提，人工草场应限制在农牧交错带，坚决制止天然草场开垦。

科学划定农牧交错区、特别是界定西北干旱区农垦的北界，降低干旱区的垦殖指数；推广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结合当地特点，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展“五代一改”(即以煤、电、沼气、太阳能、液化气代柴，改灶节柴) ，减少薪材的种植量和采伐量。

第三，建立资源型产业群。

民族地区具有巨大的矿产、能源、陆地再生、国土及农产品资源。

对这些资源的开发不能单纯依靠增加投入、通过数量扩张实现数量大开发，它违背了市场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但是也不能通过关停并转一部分中小资源型企业、创办为数不多的资源型企业集团的方式实现高效大开发，因为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企业除个别中央直属企业外，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关停这部分企业就意味着断绝相当部分经济来源，规模效益可能上去了，但社会成本却上升更快，各方面难以接受；民族地区应当维持现有资源开发规模，以联合开发为体制形式，多极发展为目标，实现全面大开发，即以资源开发为中心，大力发展依托资源开发的新兴产业、新型产品，开辟新的市场。

重点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如甘肃甘南的蕨菜和临夏的民贸、新疆的哈密瓜和沙枣、青海的钾盐）、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如广西的桂林山水、云南的路南石林、新疆的天山天池、青海的青海湖和云贵的热带雨林等）等。

第四，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区域环境资源的利用水平。

建立鼓励科技创新的技术进步体制，形成科技推广的公共服务体系。

重点推进以土地、矿产、水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开发为主要内容的资源节约战略，包括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等。

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用投入产出率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取代和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促使整个工业侧重向资源节约型、低(轻) 污染型、质量效益型倾斜。

第五，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

连绵的森林与无边的草地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西部地区的特色，人们曾长期认为它们是天赐之物，可随意使用。

对其正确的认识应视它们为“资源性资产”。

在传统市场框架之内，此类资产的价值没有货币实现的渠道，应建立一种经济生产和交换体系，使它们的价值在市场得到实现。

但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着市场失灵的先天缺陷，这就使生态环境的价值难以在市场上得到公平交换。

西部民族地区环境形势较为严峻，应采用系统措施进行综合开发治理。

对民族地区来说，发展经济需开采资源。

国家对资源性资产的开发方针是“要充分考虑资源性资产的合理开发，有效利用，有偿使用，充分补偿，有利再生等资源开发利用的总原则”等。

为此，应以新思维做指导，在工程化和经营化农业、集中化和商品化畜牧业、精细化和品牌化加工业、多样化和清洁化能源业等关键领域内实施突破。

例如，农业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应以生态农业建设为核心进行综合开发，应用高新科学技术手段，施行作物种植——农副产品加工——市场营销——保健服务的一体化作业，大量生产适销对路的绿色食品，将传统农业变为特色商品农业。

再如，畜牧业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自治区地位非常重要，为此要深化畜牧业改革，实行定居放牧，限制超载畜牧，提高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保持草场生态良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简介：张巨勇（1971-），男，河北衡水人，管理学博士，教授。

研究方向：资源环境经济学。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L08BJY02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