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级税收负担与征管绩效_基于主体税种的研究_常世旺

中国省级税收负担与征管绩效:基于主体税种的研究常世旺　李齐云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税收负担计量模型以探究中国省级税收负担变化的主导动因,并对税收征管绩效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省级税收负担的影响出现分化。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及城市化因素虽然增加了税基但并未推升省级税收负担;而进出口贸易、通货膨胀分别与省级税收负担呈正相关性和负相关性。

政治因素即预算内收入分权对总体税负和各税种税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征管绩效看,全国平均税收努力指数为0.996,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和中部地区次之,但两者相差不大。

其中,增值税税收努力指数最高。

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转移支付的关系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即所谓的转移支付依赖或替代效应并不明显。

关键词:税收负担　征管绩效　税收努力指数作者简介:常世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250100;李齐云,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50100。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1)05-0024-07一、引　言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省级税收负担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地区间税负差异逐渐拉大。

1997年省级宏观税负①最高的为北京市(28.22%),最低的为江西省(6.29%),31个省、市及自治区宏观税负标准偏差为5.33%;而2008年省级宏观税负最高的仍为北京市,高达50.50%,最低的为西藏自治区,仅为7.46%,省级宏观税负标准偏差扩大到9.91%,地区间税负差异呈现拉大趋势。

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在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2008年上述四税占GDP比重的省级离散度分别为0.492、0.743、1.282和0.778,省级税负差异显而易见。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主导了地区间税负的差异呢?早在1966年,Harley(1966)研究发现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开放度、人均收入和市场化水平依次在税收收入水平变动中起到主导作用。

Barro (1979)、M ankiw(1987)、A lesina等(1992,1993)以及H ettich和Winer(1999)认为,经济增长是引致税收收入变化的第一因素。

此后,对于税收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大体分为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大类。

在经济因素方面,真实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开放度等因素的变化会导致税收收入水平的变动(Tosun,2006;My les,2008;Johansson,2008;吕炜,2004)。

而政治因素对税收水平的影响集中在集权与分权方面(Roubini和Sachs,1989;De H aan和Sturm,1997)。

此外,一些研究表明:政府质量与税率间存在正相关性(T anzi和Davo odi,2000;Bar reto和Alm, 2003);但人口与税收收入间的关系并不明确(Papapertrou,2000;Tosun,2004)。

关于税收征管绩效的衡量,一般通过税收努力指数这一指标衡量,评估政府征税能力(Shin,1969;刘合斌,2009)。

从国内外关于税收水平影响因素和征管绩效研究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多集中于税收总体水平①计算省级宏观税负指标中的税收收入来自历年《中国税务年鉴》,指税务部门组织的各项税收收入,不含关税和农业税、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地区生产总值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当年价格。

或某一税收收入水平决定因素与征管绩效的探讨,缺乏各主体税之间影响因素和税收努力程度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立足于主体税种收入影响因素与征管绩效的差异分析,验证了经济和政治因素对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不同作用效应及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测算出31个省市自治区主体税种的税收努力指数。

二、税收收入水平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基于对Heller(1975)、Leuthold(1991)和Ghura(1998)模型的拓展,本文假定省级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为:U=U(G D P-T,G,D;S)(1)其中,U G DP-T0;U G0;U D0;U S0。

G D P-T为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即G D P-税收收入T;G为省级政府总支出;D为省级非税收入;S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

模型中变量均为人均指标。

省级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为:T+D+S=G(2)假定税收收入占GDP比重(TGD P )为最优税收收入占GDP比重(TGDP)＊、可税税基(B)、经济环境(E)以及税收征管水平(A)的函数。

即:T/G D P=f(T/G DP)＊,B,E,A(3)则最优税收收入取决于约束条件(2)下的省级地方政府效用(1)的最大化。

将省级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设为二次函数形式,即:U=α1(G D P-T-Y S)-α22(G D P-T-Y S)2+α3(G-G S)-α42(G-G S)2-α5D-α62D2-α7S-α82S2(4)其中,α为正数,Y S和G S分别为收入和政府支出的最低水平,且分别为收入的线性函数,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推导求得:T GDP ＊=α3α6-(α1+α2y0)(α4+α6)+α4α6y0+α4α5α2(α4+α6)+α4α61GDP-α4α6α2(α4+α6)+α4α6SGDP+α2(α4+α6)(1-y1)+α4α6g1(5)由于α 0,所以TGD P＊与SG D P负相关,与1G D P相关性不明。

合并(3)和(5)整理可得:TGD P=f(1G DP,SG D P,B,E,A)(6)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结合前人研究,本文将影响税收收入水平的变量确定为可税税基(B);宏观经济环境(E);税收征管水平(A)及政治环境(P)。

省际间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差异对税收收入具有决定性影响,具体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第一产业比重和进出口占GDP比重。

Tanzi和Zee(2000)指出,较高的农业比重总是与较低的个人所得税收入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增值税。

与农业不同,进出口贸易一直是传统的主要税基之一。

贸易部门货币化程度高,易于征税。

因此,贸易部门比重越高,税收收入水平越高。

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通货膨胀率对税收收入有较大影响。

Tanzi(1989)认为,通货膨胀从三个渠道侵蚀税收收入:一是税收征管存在时滞。

如宏观税负为30%,年通胀率为40%,当征税时滞为2个月时,将使实际税负降低1.6个百分点;而时滞为6个月时,将降低4.6个百分点。

二是从价税的税率并不随通胀率进行及时调整,当物价上升时,税收收入会减少。

三是通胀还会带来汇率贬值,但汇率并不会根据通胀率进行及时调整,这样出口商品价格的调整就存在时滞,从而减少税收收入。

在税收征管方面,城市化进程将影响税收征管。

城市化进程会导致土地和不动产价格上涨,进而增加财产税。

人口密度的增加一方面会因集聚效应而增加流转税,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征税成本。

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增强纳税意识,进而降低征税成本。

在政治环境方面,财政分权或许是最重要因素。

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在预算内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但支出责任并未明显减少,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筹集财政收入,从而导致税收负担上升。

三、中国省级税收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将实证模型设定为:TRY it(TTRY it,VATRY,BTRY,PITRY,CITRT)=β0+β1(AGV/GDP)it+β2(X+M/GDP)it +β3(LnRIN)it+β4(RGDP)it+β5(RCI TY)it+β6(FDR)it+μi+εit其中,TRY:税收收入占G D P比重;TTRY:税收总收入①占GDP比重;VA TRY:增值税占GDP比重;B TRY:营业税占GDP比重;PI TRY: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CI TRY企业所得税占GDP比重;AGV/G D P: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M/G D P:开放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LnR I N:以1997年为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自然对数;RGDP:GDP增长率;RCI TY: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FDR:预算内收入分权;μi为个体效应,反映个体之间的差异;εit为误差项。

i=1,2,3…31,即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t=1,2,3…11,即1997-2007年的11年。

数据来源为1997-2008年《中国税务年鉴》、2008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信息网。

(一)模型回归本文通过H ausman检验对固定效应方法和随机效应方法进行选择,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于矩阵V b-V B是非正定的,故拒绝随机效应,在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控制时间虚拟变量和个体效应的同时使用稳健标准差进行修正,结果见表1。

(二)结果分析GDP增长率(RGD P)与总体税负、个人所得税税负及企业所得税税负呈负相关,这说明经济发展越快,总体税负越轻;而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AGV/G D P)在各回归方程中除与营业税比重(BTRY)系数为负外,其他系数均为正,并且都显著,即随农业增加值比重的不断下降,宏观税收负担也趋于降低并且对税制结构有较大的影响。

上述结果多少与我们的直觉相悖,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增加了税基但并未推升省级宏观税负。

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累退性。

1997-2007年31个省级地区的流转三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为73.4%,其中比重最高的为西藏自治区(86.2%),最低的为云南省(53.3%)。

而增值税和消费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营业税则具有略微的累进性,间接税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累退性(刘怡、聂海峰,2004),结果导致GDP增长率与税收负担呈负相关。

二是产业间税负不均衡。

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升级,从附加值来看,三次产业依次升高。

但2008年度全国税收资料普查数据显示,增值税行业税负(31%)明显高于营业税行业(19.7%),而营业税行业的增值率比增值税行业的增值率高13.5个百分点,增值能力高近一倍,这意味着增值率高的行业税负较轻、增值率低的行业税负较①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车辆购置税、屠宰税、烟叶税、筵席税。

重。

三是GDP 增长率与所得税税负呈负相关,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余的同步增长。

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工薪所得,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导致GDP 增长率与个人所得税税负负相关;而企业外延式扩张发展模式仅拉升了GDP 增长率,并未增加盈余,导致GDP 增长率与企业所得税税负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