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竞争福利效应分析

国际税收竞争的福利效应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加速融合，国际间资本的流淌性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对资本、技术等流淌性生产要素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此相适应，国际税收竞争不断加剧。然而，国际税收竞争是否有害，迄今为止，不管是在理论研究依旧政策制定上，始终是世界各国争论的焦点。探究国际税收竞争的真实福利效应关于一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税收政策选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及其扩展

西方税收竞争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Tiebout模型，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实践相适应，税收竞争理论快速进展，成为公共经济学的重要课题，特不是新国际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相继以不同的分析框架加入到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中，极大地丰富了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成果。从西方税收竞争理论的进展脉络来看，不同的理论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和政策主张，然而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应是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及其扩

展研究，其结论也是目前主张国际税收竞争有害论以及实施国际税收协调的差不多依据。

Oates于1972年得出了政府间税收竞争行为会损害经济效率的结论。他认为，税收竞争的结果是使地点公共物品的产出低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有效水平。

继Oates对税收竞争的讨论之后，经济学家们大概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Oates的思想构建规范的税收竞争模型。其中较早的包括Mieszkowski和Zodrow(1986)以及Wilson(1 986)。Mieszkowski 和Zodrow(1986)的模型被理论界称为“差不多的”(basic)、“经典的”(classic)或”标准的”(standard)税收竞争模型。此后的大部分研究都以该模型为起点，在不同的方向进行扩展。

标准税收竞争模型考察了在简化的条件下，资本流淌对资本课税的阻碍。其假设要紧包括：世界可供资本量固定不变；有众多在人口、经济规模、人均资本量等方面完全相同的小区域参与税收竞争；各区域仅对资本从源课税；除资本税外政府无其他收入来源；政府选择税率所依据的惟一目标是国民福利最大化。

标准税收竞争模型认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零资本流淌)，每个国家运用本国的资本，政府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将税率设置在“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等于私人支出的边际效用”的最优水平(即帕累托最优税率)。当资本能够流淌时，各国竞相削减税率，竞争世界固定量的资本，直到税率下降到”底部”(race to the bottom)，即，次优的低水平税率，这时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大于私人支出的边际效用。“对称”税收竞争均衡时，与“零资本流淌”情况相同，每个国家仍然动用原有数量的资本，但却以次优的低水平税率，提供次优水平的公共产品。

据此，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结论是：资本流淌会导致次优的低资本税率以及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假如所有区域都在税收竞争均衡的水平上同等地提高税率，将会增加公共物品的提供，并进而提高所有区域的福利。税收协调带来的税率增加将是帕累托改进。此后，Razin和Sadka(1991)进一步提出，国际间完全的资本流淌会导致对资本所得的税率下降为零。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内，许多致力于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通过逐步放松假设，对标准

税收竞争模型从不同方向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如Wildasin(1998)修正了标准税收竞争模型，考察了有限数量的国家能够通过税收政策阻碍世界资本税后回报的情况；几类研究放松了”对称”假设，研究了非对称税收竞争模型；Bucovetsky和Wilson(1991)等人放松了“资本课税是政府惟一收入来源”假设，将劳动力作为第二个税基加入到模型中，考察税负分布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资本流淌性的增强，税负会更多地转移到劳动力上。

如上所述，标准税收竞争模型是建立在严格假设基础上的，其结论在现实中是否适用，还有待于对现实的进一步考察。

二、国际税收竞争条件下的税率变动分析

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及其后续的扩展研究认为，“税收竞争”有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税收竞争所带来的“财政外部性”。即，一国政府采取的增加本国居民福利的措施会导致其他国家居民福利的下降。例如，一国为吸引资本流入而降低对流淌资本的税率会以其他国家受损为代价，导致其他国家税基缩小，税收收入减少。

逐步放松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假设条件则会发觉，现实中一方面一些因素会对税收竞争带来的财政外部性的强度进行校正，从而减弱或延缓税率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一些因素会使一国政府能够对资本课征更高的税率而不引发资本外流，从而使国际税收竞争约束下的税率变动呈现出复杂的趋势。

(一)对财政外部性强度的修正

1．世界资本量可变。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假设世界资本量固定不变。假如同意世界资本量可变，由于对资本的课税会潜在地阻碍家庭储蓄，那么一国提高税率所引发的资本外流将低于假设资本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从而降低税收竞争导致的财政外部性。

2．大国假设及不对称竞争。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假设税收竞争在众多完全相同的小区域之间进行，因而对所有区域，世界税后资本回报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假如假设税收竞争发生在有限数量的大区域之间，这些大区域大到足以阻碍均衡的税后资本回报，税收竞争的财政外部性将会进一步被削弱。

在大国假设下，一方面税率增加引致的资本外流会减少世界税后资本回报，从而减少资本外流，降低资本对税率的弹性。另一方面，当税率增加导致资本外流以及相应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下降时，居民的储蓄收入会随着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而下降，从而进一步减少资本外流。因此，在大国假设下，资本对国内税率变动的弹性小于小国假设。而在大国与小国之间进行的不对称竞争中，由于大国资本对税率的弹性较小，公共支出的边际成本更低，因而相对小国而言会选择更高的税率。

3．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实施。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基于一国对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的所得难以监控，居民税收管辖权难以有效实施的考虑，假设竞争各国仅对资本从源课税。然而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所得税基于资本输出中性原则仍然实施居民税收管辖权，同时采纳对境外所得已纳税款进行税收抵免的方法消除双重征税。这意味着到境外投资的纳税人不论投资地点在哪，其税负最终取决于母国的税率，除非东道国的税率高于母国税率。可见，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低税国对资本的吸引力。

(二)不完全竞争与规模酬劳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