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中国人的性格 消极避世
探索中国人性格和思维方式: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中国人》

《中国人》这本书,它是由中国作家林语堂所著,讲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他对于中国人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分析。
这本书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受到了一些争议。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深受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
首先,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包括了一种“典型的文化内向性”,这种内向性表现在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和对外部文化的抵制。
此外,中国人还有“典型的关系取向性”,他们更看重人际关系,注重建立稳定的社会网络,对于集体利益的考虑比个人利益更为重要。
其次,林语堂探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他认为,中国人倾向于将一切看作整体,注重平衡和调和,这与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
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注重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礼仪道德,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然而,林语堂也指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不断变迁,也带来了人们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是,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仍将持续地影响着中国人。
因此,如果从历史学家和人类社会学家的视角来看,林语堂的《中国人》是一本重要的著作。
它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人性格和思维方式的视角,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林语堂在《中国人》中不仅对中国人性格进行了分析,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等。
林语堂认为,中文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同于英语等其他语言,它更加注重隐喻、比喻和象征性的表达。
这种表达方式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人更加善于察言观色、抓住微妙的变化。
林语堂:中国人成时儒家,败时道家

林语堂:中国人成时儒家,败时道家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剖释得非常美妙。
下面这篇摘选自这本书中,他说,中国人成时儒家,败时道家。
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
它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它能神奇地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
孟子是一个伟大的超脱老猾者,他宣扬人类主要的愿望是吃喝与女人,或者说是滋养与繁殖。
已故黎元洪总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脱老猾者。
他宣布了中国政治哲学很受人欢迎的格言,也是解决所有中国的党派之争的良方:“有饭大家吃”,黎大总统还不知自己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
他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当今中国的历史,他的机智连他自己都未觉察到。
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左拉学派从生物角度解释人生对中国人来讲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释是对知识的追求,我们的解释则代表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
在中国,一个人无须学习如何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生来就如此。
黎元洪总统从未能以自己的思维能力著称于世,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本能地意识到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不过是饭碗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其他问题。
因此,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政治提出了这样一个我所知道的最为深刻的见解。
儒家的世界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观则是消极的,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则产生出我们称为中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麻木不仁与实利主义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这是只有老年人与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态度。
这种态度,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轻的种族不可能理解一样。
道家圣经《道德经》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这也许不无道理(这个老小孩在公元前6 世纪曾骑水牛去向世界告别,路过函谷关时人们请求他留下5000字的《道德经》以启蒙国人)。
林语堂眼中的中国人性格

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变成了一个无赖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完全不懂中国的外国人,要了解中国都不会那么容易。
但是,林语堂不同,他学贯中西,横跨东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中有着深厚而丰富的中西方生活背景,作为一个有着中国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观察中国与中国人,自然会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
那么中国人的性格在林语堂眼中究竟是怎样的呢?第一老成温厚。
他说“英语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
偶或生气、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已,而且完全知彼。
”(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6页。
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
)中国人做人处事,圆滑、稳重、内敛,富有耐力,善于察颜观色,迂回曲折,为人老成世故,讲究城府。
也就是说非常超脱老猾。
中国人为人处事,总体上是比较讲究稳妥稳健的。
这既是中国人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以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第57页)。
老成温厚,常常意味着用消极、镇静、等待的力量,而不是像年轻人那样用青春活力与激情浪漫来处事。
中国人每每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是积极地追求进取,从根本上去克服困难,而是用一句“退一步海阔天空”来自我麻醉,有时这样的做法也叫“丢一卒而胜全局”。
中国人的这种特质是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土壤分不开的。
中国人的成熟常常表现在家庭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外在事物的兴趣上。
一个成熟的中国年轻人,“由于他通常有一个大家庭要扶养,要帮助堂表兄妹在社会上立足,他可不能总做一个教员(如果从事教育的话),他要设法高升,当个校长什么的,于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员。
林语堂:中国人的性格 老成温厚

林语堂:中国人的性格老成温厚林语堂:我国人的性情老成温厚性情一词是典型的英语词汇。
在抱负的教育和品格培育中,除英国人外,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我国人这样注重性情的培育。
我国人好像对性情过于重视,以致于知道不到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还有任何其他东西。
这种陶铸性情的抱负形式,即对尘俗的愿望不存在任何非份的梦想,不卷进任何宗教侈谈的抱负形式,经过文学、戏曲、谚语,一向渗透到最基层的农人之中,给他们供给生计下去的理论依据。
英文中性情一词,意谓力气、勇气、有种。
偶或气愤、绝望,也仅仅看上去有些郁郁寡欢;而汉语中的性情一词则使咱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我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只彻底至交,而且彻底知彼。
宋代的哲学深信沉着能够压倒爱情,控制爱情,自认沉着因为了解自己也了解他人,所以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够调整自己、压倒对方,然后取得胜利。
儒家最重要的着作,也是一般儿童入学第一课的教材《大学》,为大学之道下的界说为获取明德,这个意思在英语简直是无法表达的,它的意思是指经过常识的习得开展培育一种领会的身手,而对日子和人道的老成的了解现在是而且一向是我国人抱负性情的底子,由此而生发其他各种性情特色,比方平和主义,知足常乐,慎重,耐力,这些都是我国人的杰出性情。
依据儒家的观念,性情的力气也便是理性的力气。
假如一个人经过思维的锻炼,培育出这些优秀质量,咱们就说他的性情得到开展了。
儒家的宿命论常常也有助于取得这些质量。
与人们一般所信任的相反,宿命论是平和与自足的重要来历。
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或许会起来对立一桩不合适的婚事,但假如她和未婚夫相会时的环境能使她坚信他们的结合是神的意旨,那么她马上会了解和领会,并快乐满足地去做一个妻子。
因为老公在她的眼中是冤家,而狭路相逢(如一个我国谚语所说),迟早会相遇的。
如此说来,他们尔后即可热烈地相爱,剧烈地争持,一起也总是知道神正在傍观,是神给他们带来这些费事。
假如咱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咱们大致能够看到如下特色:⑴稳健,⑵单纯,⑶酷爱天然,⑷忍受,⑸消沉避世,⑹超逸老猾,⑺多生多育,⑻勤劳,⑼节省,⑽酷爱家庭日子,⑾平和主义,⑿知足常乐,⒀幽默滑稽,⒁泥古不化,⒂耽于声色。
林语堂经典语录(15篇)

林语堂经典语录(15篇)林语堂经典语录11、目光放远一点,你就不伤心了。
2、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胃口怎么样。
3、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
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
──《金圣叹之生理学》4、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
仅有一件事是对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至道,可是却没有人了解至道为何物。
至道之为物也,无时不变,但又终归于原物而未曾有所改变。
——林语堂《京华烟云》5、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他怎样利用余暇时光就能够了——林语堂6、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
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至道,但是却没有人了解至道为何物。
至道之为物也,无时不变,但又终归于原物而未曾有所改变。
7、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8、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9、浅谈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比较10、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
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儿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性,才能持盈保泰。
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
——林语堂《京华烟云》11、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
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
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
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
12、为了打得好,我对自己施加了很多压力。
这的确使我迷失了打球的目的。
当我第一次签约时,有那么多媒体和那么多粉丝,我觉得我必须打好每一场球,这样大家才会高兴。
这是我一直面对的挣扎,因为我仍然是一个人,仍然生活在我的肉体中,但是我必须真正了解,我不是为球迷打球,不是为家人打球,甚至不是为我自己打球。
林语堂眼中中国人性格

林语堂眼中的中国人性格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完全不懂中国的外国人,要了解中国都不会那么容易。
但是,林语堂不同,他学贯中西,横跨东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中有着深厚而丰富的中西方生活背景,作为一个有着中国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观察中国与中国人,自然会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
那么中国人的性格在林语堂眼中究竟是怎样的呢?第一老成温厚。
他说“英语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
偶或生气、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已,而且完全知彼。
”(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6页。
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
)中国人做人处事,圆滑、稳重、内敛,富有耐力,善于察颜观色,迂回曲折,为人老成世故,讲究城府。
也就是说非常超脱老猾。
中国人为人处事,总体上是比较讲究稳妥稳健的。
这既是中国人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以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第57页)。
老成温厚,常常意味着用消极、镇静、等待的力量,而不是像年轻人那样,用青春活力与激情浪漫来处事。
中国人每每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是积极地追求进取,从根本上去克服困难,而是用一句“退一步海阔天空”来自我麻醉,有时这样的做法也叫“丢一卒而胜全局”。
中国人的这种特质,是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土壤分不开的。
中国人的成熟常常表现在家庭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外在事物的兴趣上。
一个成熟的中国年轻人,“由于他通常有一个大家庭要扶养,要帮助堂表兄妹在社会上立足,他可不能总做一个教员(如果从事教育的话),他要设法高升,当个校长什么的,于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员。
林语堂作品_林语堂散文集

林语堂作品_林语堂散文集
•林语堂:说北平
•林语堂:纪元旦
•林语堂:我的戒烟
•林语堂: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说避暑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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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语录。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想读书体会笔记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想读书体会笔记《吾国与吾民》读后感想读书体会笔记篇一:吾国与吾民读后感曹越匆匆读罢全书,林语堂先生的精神,不敢妄言已经全然领悟得当,只是人在读到一部伟大的作品时,总会引起强烈的共鸣,因此我便姑且谈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语堂先生作完本书,至今已有七十余年。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时期,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军阀与列强虎视眈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有学之士都在思索:中国,还有救么?中国未来的出路,又在何方?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语堂先生作《吾国与吾民》,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积弊及其道之间,体模式概括为“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或许先生在书中并未指出一条明路,而是留待后人去思考。
如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面伟大的旗帜,已经成为持续引领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道路和制度。
作为一名青少年学生,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认为其实答案很简单,借用语堂先生的说法,就是:吾国在吾民。
当人民对国家充满信心,当人民涌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就没有什么困难和障碍可以阻拦这个国家的崛起。
故言:千年风雨几时休,万里江山一杯酒。
怎是怎非怎多情,吾国吾民吾千秋。
中国历史,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心得体会吾国与吾民读后感《吾国与吾民》是一部值得我们珍重与留念的,她成书于民国我国民林语堂之手。
他站在历史与现实,矛盾与冲突的角度之上,深刻的对比与刻画了吾国吾民的国民特性以及此种特性之历史的文化的外域的深层次根源和现实考量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他的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是一个有着广袤国域的国家,他的文化差异明显;中国是一个有着众多民族的国家,他的文化丰富多样。
正是上述因素是其文化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交融着,互补着,并且较为和谐的演进着。
当然,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中华文化构成了《吾国与吾民》的基本内涵,也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基石。
当我们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下,我们显得有些沾沾自喜,我们似乎忘却了那沉淀而又厚重的历史遗产,那深深地植根于我国民之中的本能的难以踢出的民族劣根是否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亡呢?而那优秀的民魂是否得到大力弘扬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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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中国人的性格消极避世
如果说在遇事忍耐上中国人是举世无双的,那么在消极避世上中国人的名声就更大了。
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社
会环境的产物。
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
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
比了。
这种不同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
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吸引力。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
的结果。
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Taine)说过,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
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种美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种美德就会
被普遍鼓励,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
不大正常。
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
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
中国的
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
但是大约在25~30岁之间,他
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
等文化习性的养成。
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
所有
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
够呛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
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
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
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
人。
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
(中国一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日报,《申报》,以前曾以自己的编辑方针出名,并乐此不疲,即⑴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⑵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⑶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如“勤奋的重要”,“真理的价值”等等。
)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
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
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
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有其深刻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
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极避世之好,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精神、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
中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豪侠”,并总是和《水浒》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
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从而感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①一样。
于是,强者有参与精神,因为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①埃莉诺·格林(ElinorG1yn,1864~1943),英国女小说家。
这一点可由魏晋历史来充分说明。
当时文人们不参与国事,并因此受到人们赞赏,结果国势衰微,北部中国继而被北方骠悍的民族所征服。
魏晋的文人崇尚饮酒和“清谈”,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炼长生不老之丹。
这是自周汉以来中华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个时期,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顶点,导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亡他族的结局。
这种对消极避世的狂热追求,是不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又作何解释?历史明确无疑地揭示了问题的答案。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
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
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
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
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
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
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
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
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
另一些学士则乔装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随即又产生了竹林七贤。
刘伶,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常常数月不停地痛饮。
他坐车旅行,通常携一壶酒,一把铁锹,一个仆人。
出发前,刘即嘱咐仆人:“死,便埋我。
”人们对他很崇拜,并称之为“贤”。
当时所有的文人学士都倾向于要么过纯粹的田园生活,要么极端地耽于声色,要么极端地肤浅。
另一位大诗人阮咸与其侍女有不正当关系。
一日正在外与朋友饮宴,忽然听说妻子把这个侍女遣散了,他立刻向朋友借马去追赶那位侍女,追上后将她扶上马,带到酒宴上朋友们面前。
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们的钦佩。
人们敬佩他们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能解释“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狼藉的声名。
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
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
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