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文化有过交流和接触。
这种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艺术文化等方面。
1. 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数百年。
从17世纪开始的第一批传教士便开始引进西方的哲学思想，主要为基督教思想和自然哲学。
这些思想在中国传播后逐渐深入人心，成为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础。
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 新近方式的思考方式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考方式和方法上。
西方哲学思想强调思考的合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具有哲学分析、思辨和逻辑推理的特点，这种思考方式不断推动并深化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1.2 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立西方哲学思想对于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更为系统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
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让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人类文明。
1.3 社会思潮的发展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新儒家思想，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分支，还塑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
2. 西方科技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近现代以来，西方科技文化也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在19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加速，其中西方的科技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2.1 科技文化的引进和推广19世纪末，随着西方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西方科技文化迅速流传到中国。
西方的科技文化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现代科技的内涵和优势，对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教育方面，西方科技文化让中国教育更加注重实证主义和科学性，让学生学习到更为精准的、符合现代化需求的知识和技能。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传教士是近代来中国的西方人中人数最多，最了解中国的一个群体。
传教士分布广泛，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繁华的通商口岸，都可以见到传教士的身影。
而且传教士通过教育，医疗，慈善等途径，与中国的各个阶层接触，卷入到了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来。
因而传教士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中国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观察，思考与分析，是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
中国在18世界的西方人眼中是保守的，是僵化的，是落伍的了，而耶稣会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印象，欧洲人之间流传中国人墨守成规，停滞不前的观点负有很大责任。
早在17世纪80年代，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就是停滞的。
（M.G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杨德山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97页）传教士来到中国，更加清楚直观的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与封闭，常用中世纪，半开化，半文明等等词来形容中国，早《中国总论》1847年的初版序中，形容中国是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是最文明的异教国家。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3页）对于传教士而言，十九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整体上还是没有走出中世纪的。
马礼逊1816年跟随使团来到中国，在他写给伦敦会的报告中称中国皇帝专制，宫廷是半开化的。
（《马礼逊回忆录》第125-126页）丁韪良最初到中国时，看到“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这暗示着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状态。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26页）。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是因为妄自尊大，骄傲得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个政策使中国人变得更加骄傲与无知。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中国，他们除了宣传天主教信仰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传教士的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传教士的活动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
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澳门、福建、河南等地，担任天主教的宣传工作，并与当地的士绅、官员建立了关系。
这些传教士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哲学、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认识到西方文化知识和科技的最新进展。
二、西方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
他们通过翻译、出版、演讲等方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宗教、思想以及药物等方面的知识。
其中最有名的翻译者是利玛窦，他将欧洲文学、哲学、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这些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增加了他们的学识，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三、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影响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知识和文化，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和汲取到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形成了独特的交融。
这种交流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面，还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四、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传承了天主教信仰，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他们传播的知识包括西方文学、艺术、音乐、药物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传教士们不仅带进了新思想，还传授了许多新技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当时他们传播的必然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李喜所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
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
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
1949历 史 研 究1998年第2期 年后,国内学者从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出发,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突出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掩盖和抹煞。
由於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
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中囯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曰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珐正常地阅读和写作。
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
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
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
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囯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
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囯人。
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珐。
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囯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liú传，影响了许多人。
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 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
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囯教育近代化的发端。
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
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跨足了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了许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传教士先后进入了中国。
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但是到了清代，西方传教士的数量和活动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清代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限制。
然而，随着清朝对西方的接触和开放，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
他们来到中国，除了传播基督教之外，还进行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第一类活动是传教。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
他们通过翻译或者学习中文，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的知识。
他们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和学校，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
有些传教士还学习了汉语和古代文献，以便更好地传播基督教。
第二类活动是医疗和救济。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医疗和救济。
在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的医疗条件都比较落后，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设备能够对当地人的健康状况起到很大的帮助。
很多传教士都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救济站，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和援助。
第三类活动是研究和教育。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研究和教育。
他们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献，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数据和信息。
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建立了学校和大学，推广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压制。
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们的医疗、教育和救助活动帮助了中国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他们学习中国的文献和研究中国史、文化等方面，也为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总之，西方传教士在清代中国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宗教、文化、医学、教育、社会等。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一、传教士汉学的概述传教士汉学，又称为传教士汉语研究，是指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至20世纪初，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对汉语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种学术活动。
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包括耶稣会士、东正教会士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学者。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也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汉学的兴起与当时的欧洲宗教扩张和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各国纷纷对外扩张，传教士作为传教的使者，开始关注并学习汉语。
掌握汉语有助于传播基督教信仰，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
传教士汉学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独特的跨文化交流现象。
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从汉字文献中寻找信息，如《圣经》等基督教文献；二是通过对汉字文献的翻译和注释来研究汉语语法、词汇和修辞等方面的问题。
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汉语研究的不足，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传教士主要关注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和注释工作；中期，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他们开始关注汉语的语言学、历史、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晚期，随着现代汉语研究方法的出现，传教士汉学逐渐摒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转向采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等现代汉语研究方法。
传教士汉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既体现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使命感，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动汉语研究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 定义和概念传教士汉学，是指由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汉学研究。
又称汉语学、中国学，是一门研究汉字、汉语及其文化背景的学科。
传教士汉学起源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当时欧洲的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试图将基督教传播到中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投身于汉学研究。
跨学科性：传教士汉学不仅涉及到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单一学科，还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有以下几个重要意义：
1.了解历史背景：学习近代外教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和脉络，包括中国与外国的交流与互动，以及外国传教士、教育家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认识外国传教士的贡献：近代中国外教史研究使我们能够客观评价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和贡献，他们为中国的教育、医疗、文化传播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了解教育改革与发展：学习近代外教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大学和教育机构，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并且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理念和学科知识。
4.拓宽国际视野：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提升自己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更广阔的世界观。
总之，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历史、认识外国传教士的贡献、了解教育改革与发展以及拓宽国际视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世纪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19世纪是中国医学现代化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医学在诊断、治疗、药物、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西医的引进19世纪初，西方医学开始进入中国。
这一时期，大量的传教士传播了西方医学理念和实践经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盐户赤道、李提摩太、马礼逊等人。
西方医学的引进，使中国医学开始接触到世界医学的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这对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新医学派系的兴起19世纪初，新医学派系开始崛起，其代表人物有朱云峰、吴应箕、陈景涛等。
新医学派系的成员，推崇西方医学的理念，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应该与西方医学相结合，共同推进医学的进步。
新医学派系的人物，开始倡导正式开设西式医院，并且淘汰那些药效不佳并且药物配方固定的传统药品。
三、传统医学的改革19世纪末，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推动下，中国的传统医学开始重视临床实践，强调药物研究和蒸馏技术，趋于现代化。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医学家开发了许多新药，并且开始使用天然植物来治疗疾病。
传统医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痛苦的改革和调整，但这些努力为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四、卫生制度的改革19世纪晚期，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卫生制度改革阶段。
在流行病爆发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推广预防医学和环境卫生的知识，倡导人们保持卫生，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中国的卫生制度改革，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效的保障了人口众多的中国的健康状况。
总之，19世纪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场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巨大变革。
通过西方医学的引进、新医学派系的兴起、传统医学的改革、卫生制度的完善，中国医学逐渐克服了传统医学的弊端，改进和创新了医学理论和实践，开创新的先河，为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的历史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科技等多个角度来探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不仅将伊斯兰教的信仰带到了中国，还带来了伊斯兰教文化和建筑艺术。
在唐朝，伊斯兰教传播得很快，逐渐建立起了许多清真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和云南的昭庆寺。
而基督教的传入则是在明朝末期，由欧洲传教士带来。
他们不仅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还把一些西方科学、社会学等新知识带到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同样深远。
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包容性强，教义阐述简单，强调个人独立，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元素有着紧密的联系。
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中国北方的回族和塔吉克族就是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传承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并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中。
基督教则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传教士把西方的一些新观念、新思想带到了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同时，基督教也注重对教徒的教育，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教育，更包括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这些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科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科技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中东地区，是中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文化自成体系，有着一套独特的科技体系，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伊斯兰教的数学成就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如伊斯兰数学家阿拉伯人阿尔-库华里在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并被中国古代数学家吸收和发展。
基督教在科技领域也有重要的贡献。
欧洲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如时钟、急救与医疗技术、航海技术等，这些科技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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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中国的现代化——由《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而引起的思考历史是由人推动的，而人又是由各种角色所扮演的。
每一种角色都发挥着其各自的作用，区别就在于作用或大或小、或促进或阻碍。
同时，每一角色的作用并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有其多重价值和影响。
这就要求作为后来人的我们以清晰和理性的头脑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中国人民为之做出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同时也毋庸置疑。
人民是一个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庞大群体，而那些相对少数的群体就显得较为引人注目了。
读了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不禁对“传教士”这个群体产生了些许兴趣。
如果把他们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去思考，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如果要给“传教士”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指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
大部分宗教都会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
因为宗教是不受海洋和疆域限制的。
世界三大宗教从公元一世纪起先后传入中国，最早是佛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后来是基督教。
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则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来到中国，频频活动，历时二百余年。
至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的布道者相继踏上中国大陆。
他们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
显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与早年传入中国的那些宗教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
有些国家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宗教统治本国人民，还把这种统治方式向国外延伸，从而把所谓的传教士变成了它们对外侵略的工具和爪牙。
这就像是一个跨国的传销集团，先是本国的一些人被洗脑，接着被洗过脑的人又虎视眈眈地去寻找下一批。
构成层层欺骗的网络结构，而最终受益的只能是处在最上层进行指挥的极少数人。
也许，中国的现代化始于何时只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固定的时间界限。
但可以肯定的是传教士这个群体在现代化开始之前、之后，以及进程之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发挥着一定的影响。
自从葡萄牙人同中国开始交通后，葡萄牙国王于1540年要求罗马教皇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次年，即派圣方济各·沙勿略东来。
他是最早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之后便接踵而来。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传教士进入中国，它一开始就与西方殖民势力血肉相连；同时，实践也证明，他们的东来是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推动的，是为早期殖民主义服务的。
为了进行这场征讨
中国的“精神战争”，传教士采取了利用儒家经典和介绍当时西方科学知识的手段。
利玛窦于1595年刊刻《天学实义》一书，第一次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
除此之外，在内地各省发展教徒时，容许入教者维持传统的“祭孔祀祖”的习俗。
传教士们还穿儒服、说汉话，以更多地排除传教的障碍。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华文化首先浸润了这些外来者，只是他们没有忘了自己是谁。
先被一种精神征服，再对其加工润色变成自己的东西，以便最后利用它去征服原有的精神，不得不说这是殖民主义高明的一招！传教士采用的另一手段，就是介绍西方科学以达到在宫廷立足和传教的目的。
他们陈列西方器物，并向皇帝进献，还介绍数学、地理、天文等方面的知识。
其意图在于引起人们的好奇，然后取得接近的机会去结交朋友，转而论证天主教教义，引人入教。
与此同时，像利玛窦这样具有较多宗教气质的传教士，还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向欧洲介绍，并编写字典和文法供欧洲人学习汉语之用。
继他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参与修历书为媒介传播天主教。
尽管当时传教士在传播科学知识时掺进了不少反科学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介绍了很多欧洲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到中国来。
归纳起来主要有天文学、兵工学、数学、地理学，以及建筑学、伦理学等等。
对于填补当时中国的缺门，扩大知识面，打破愚昧无知，丰富中国科学文化，做了不少贡献。
比如说，在利玛窦介绍世界地理之前，国人是不知有五大洲的；在康熙帝时，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恩等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工作，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测量中还发现了经度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不同，由此可以证明地球扁圆的科学事实。
而中国政府内部对西方科学持有两种态度：开明士大夫持学习并为我所用的态度，而顽固守旧派则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两种态度产生的截然相反的结果是，例如徐光启就成了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著有《农政全书》，并把《泰西水法》收入其中；而那些持盲目排外态度的，只能是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最终落后于时代的大潮。
传教士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别的。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国民的睁眼看世界，有利于打破迷信与无知。
同时，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传教士便成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开启了彼此更多的未知领域。
这些都逐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做了铺垫和准备。
除了科学知识层面，传教士还开办学堂，不仅免收学费，其他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全由学校供给，招生对象既有富家子弟，也有穷苦孩子甚至无家可归的乞丐。
还开办女校，招收女学生。
虽然主观目的是传教，但客观上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公平，以及打破对女性的传统束缚，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教会还从事慈善活动，包括发展医疗和慈幼事业，设立医院、诊所、孤儿院和聋哑学校等，以及进行救济事业，为灾区募捐，发放赈款、食物和搜集灾区情报等。
这些都有利于把西方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和西药等介绍到中国，也有利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为主线写的，从传教士参与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有机论述。
他们效劳于本国殖民利益，曾不断干涉中国内政。
例如明朝末年，许多宫廷人在传教士的公开支持下维持反清斗争的残局；西班牙也曾在传教士的怂恿下企图派远征军征服中国。
但是他们的干涉活动都没有取得成功。
康熙、雍正时都曾实行了禁教政策，反映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决心。
但清政府的禁教时紧时松，传教士仍有回旋的余地，这就为他们替侵略者搜集情报提供了契机。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前都是闭关锁国，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自居的。
传教士对应的另一重要政治活动，就是煽动殖民者以武力叩开中国大门。
鸦片战争时，在华基督传教士的基本信条是：只有基督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这就是他们鼓吹使用武力，甚至直接投入战争的逻辑。
传教还在温和阶段的时候，他们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未敢露出真面目。
而到后来干脆直接撕掉伪善的面具，凶相毕露，显出一副要吞掉中国的狰狞面孔。
他们不仅扮演着侵华的催化剂，还一边鼓动武力，一边用西方的“船坚炮利”劝说中国屈服。
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传教士也不忘发挥他们的作用。
此时，他们与近代中国已是不可分割的畸形关系了。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见穿着道袍内心却伪善的传教士都会心生憎恶。
但客观地说，在当时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侵略的大背景下，如果没有他们，又会有另一批人以另一种名目出现，同样充当刺探中国举动的工具。
世界本质上是一个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是历史的必然，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其中，封建中国也不例外。
要完成社会转型，要么自身发展，要么外来加速，二者通常都
是伴随进行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传教士对侵华战争的煽动和催化。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中国不知还要闭关多久，中国人民也不知还要经受多少年的封建专制。
正是他们的出现，才加速了末日王朝的衰落，但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和抗争史。
实践证明，多难兴邦，经过千锤百炼的中国现在更加强大。
所以与其对曾经给予我们痛苦的仇敌心怀憎恨，并想着如何报复，倒不如让自己在仇恨中解脱，在痛苦中重生，在苦难中升华。
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也愈演愈烈。
传教士这一特殊群体在催化战争的同时，也催化了中国的现代化。
这一历史事实也提醒着我们，应该对任何形式的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不要给任何颠覆留下可乘之机。
在这个高度开放的时代，我们应该积极吸收新知，更新自己的思想，并学习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被洗脑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