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

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内容摘要：争夺钓鱼岛诸岛主权是日本为实现其世界军事政治大国梦和遏制中国强大的世界性战略目标的重要行动。

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我们都必须保卫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绝不能容许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这乃是国家利益的要求。

关键字：钓鱼岛关系国家日本外交战略问题经济一. 中日钓鱼岛诸岛争端的历史钓鱼岛诸岛由5个小岛屿及一些礁石组成，位于台湾东北基隆港120海里处，其中钓鱼岛最大，约5平方公里。

大量史料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开发钓鱼岛诸岛，它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然而，日本却占领了我国的钓鱼岛。

从钓鱼岛争端的历史缘起来看，钓鱼岛是日本在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乘势追击“窃占”的中国领土。

中日之间对此真正有所争议并形成第一次争端高潮的时间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

1968年联合国亚洲经济委员会通过对台湾海峡以北海底资源的勘测，发现包括钓鱼岛诸岛在内的广大东海海域蕴藏著十分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

这使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日本对这一地区发生了浓厚兴趣。

由此日本政府才在战后首次正式提出了对钓鱼岛诸岛的主权要求。

1969年5月，日本派出水警和工程队，登上钓鱼岛并设立了水泥标柱式“国标”，还欲盖弥彰地在岛上清除了中国人留下的痕迹。

1970年8月5日，日本有关机构通过法律，确认所谓“尖阁群岛”属于日本。

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种种措施加速钓鱼岛的“日本国土化”进程，不仅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还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往钓鱼岛，并非法在岛上修建了直升机机场，意在以既成事实的态势达成永远占领的目的。

二. 钓鱼岛诸岛的战略意义(一)钓鱼岛诸岛的经济价值根据《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一书的介绍，钓鱼列岛位于台湾的东北与日本冲绳的西南部之间的海域，其中钓鱼岛最大，为4.5平方千米，有淡水。

岛上并生长着一种叫海芙蓉的植物，是珍贵的中药用植物。

钓鱼岛上还栖息着大批海鸟。

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一个大渔场，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盛产飞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渔民捕鱼作业、避风过夜之地。

台湾、福建等地的渔民每年来此捕鱼，年收益超过2亿美元。

这么一个岛，自然很有几分诱人之处。

钓鱼岛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更主要的在于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钓鱼岛等岛屿的海底是新三纪的沉积盆地，是生成和蕴藏大量石油的一块宝地。

1969年5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的“埃默里报告”认为，“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诸岛附近为大油田所在地。

”估计蕴藏量为一兆美元。

我国科学家估计，钓鱼岛等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在737至1574亿桶之间。

在石油资源日益贫乏的今天，这些石油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日本政府心急如焚，借冲绳岛回归日本之际，宣布对钓鱼岛“重新”拥有主权。

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移交”的也就是所谓“管辖权”，而且这种移交是非法的。

直到1996年9月，美国政府发言人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

”但是对于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资源简直就是一块大肥肉。

偷换概念也好，强词夺理也好，总之不惜代价也要拿到手。

某些日本学者声称的所谓“法理依据”，只是世人皆知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早已遭到中国学者的严正驳斥。

(二)钓鱼岛诸岛的军事价值日本是一个岛国, 四面环海, 国土狭长,是一个无纵深的国家, 它在本土的防御中不能有效地建立起纵深防线, 因此在国家安全战略上侧重对周围广大海域的防守, 具有一定的防御扩张性。

钓鱼岛最高峰海拔362米, 设置雷达可监视方圆400~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换而言之, 可监视台湾北部, 以及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地。

若设置电波干扰塔, 或作为地对舰导弹阵地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也有重要的价值。

日本如果占据钓鱼岛, 其所谓“防卫范围”可从冲绳向西推远300多公里, 这将严重削弱台湾海峡军事功能的发挥, 对我国的安全构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三)钓鱼岛诸岛的政治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 日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受到诸多限制。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 日本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近年来, 日本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企图发展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日本纵容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制造事端, 就是蓄意制造亚太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以此作为扩充军备、增加军费的借口。

日本争夺钓鱼岛诸岛, 还有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阴谋。

存在钓鱼岛争端, 日本就更容易在国内外找到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理由, 利用日美军事同盟来遏制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

日本凭借美国的支持，强占我钓鱼岛诸岛, 就会使我国的军事力量难于跨出第一岛链(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一线), 危及中国的统一大业, 严重威胁中国的本土安全。

三．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反思中日关系四．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步自然就是要恢复在亚洲的主导大国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

后一个目标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尝试过。

中国向一些遥远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试图发挥它的影响。

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外交，没有量力而行。

邓小平时代推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为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威望的不断增长，必然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和阻碍。

其一就是从日本发源的“中国威胁论”。

即使中国不去招谁惹谁，中国的崛起也会使某些想永居霸主之位的国家寝食难安。

对于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些海疆问题的复杂，其关键就在于大国的操纵。

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了一厢情愿，反而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嚣张气焰。

五．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从1949到1972的二十多年的敌对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得到改善。

因此，从一开始，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不是完全自发和独立的，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试图借助日本来遏制苏联的扩张，注重的是政治，是所谓的“战略”。

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希望通过宽容和友好，能触动日本人的良知，认清睦邻关系的重要。

过去，主导日本政坛的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共同的战争记忆，使他们很难昧着良心说话。

但是，这种求之于一代人的思想的外交战略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外交战略和现实的外交利益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

正如一句常说的话，人是会变的。

拿钓鱼岛问题来说，实际上是中日关系改善中的一个最大障碍。

我们不去讨论中日正式建交前中国对钓鱼岛问题没有重视的原因。

至少我们通过思考，可以对建交时中国的外交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儒家“礼让三分”的传统的国家，在外交上还是没有摆脱内敛的人情传统。

其实，从中日建交时的大背景来看，至少谈不上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更为有利。

尼克松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

中国在当时的谈判中实际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当时的美国，正因为霸权扩张过度而陷入全面的收缩，它主动和中国改善关系完全是处于全球战略的需要。

而我们则事事“礼让三分”。

（二）中国作为一个重政治轻经济的国家，没有认识到片面追求一时的所谓战略盟友会给自身的实力地位带来长期的损害。

中国在很多时候有这种“大气”。

1972年9月，周恩来就对田中角荣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钓鱼岛）争论了。

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

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

”不管怎么解释，听起来总有点让人联想起满清外交的一些辞令。

（三）中国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外交传统的国家，外交方面过于粗疏和注重所谓“大局”。

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洪山指出，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搁置只是单方面的搁置。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日本极右派的猖獗是其一。

日本政府的纵容是其二。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搁置的非正规性。

迄今为止，搁置的基础只是双方领导人一二十年前达成共识，并没有任何条文明确规定双方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建立有效机制对于违反协定者进行必要的惩罚。

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中国自己制止了1978年4月中国渔民的卫岛运动。

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

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

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现在显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需要，那么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闹翻，对中国的利与弊如何呢？许多学者忧心忡忡的指出，现在日本的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

一旦爆发冲突，中国不一定可以取胜。

四．中国外交不能一味的忍让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不可能。

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大国威望。

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边疆主权问题时更加不能无所作为。

中国没有必要像六、七十年代那样四面出击，空耗国力，但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毫不犹豫的争取。

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做让步，只是让步必须是公平的、合理的。

就拿“搁置争议”这一点来说，中国可以说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容忍，可是如果有的国家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挑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可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宣示我们的决心。

因为单方面的长期搁置、任人控制会被意味自动放弃了主权要求。

我们总的推行的是温和的外交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的要求。

我们发展自身的国力永远是第一要务。

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确保我们权利的根本。

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

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

关键在于坚持这些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我们的外交中要多一些就事论事的策略。

我们期待并努力寻求中日的长期友好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的个案问题上，必须有坚决的维护自己主权与尊严的决心和行动。

为什么菲律宾肆无忌惮的屡次侵犯我国的南海权益？为什么我们建设国防的努力动辄被冠以“中国威胁论”的帽子，而别的国家扩军备战的努力却好象理所应当？中国是一个有地位、有力量的强国，她的决心和力量应该可以展现出来，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再进一步的进行思考，我们在边疆主权上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有关国家的外交战略就要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维持并发展和对方在经济、技术、文化上日益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发展政治上的合作与对话，这些都是可以同时坚持下去的。

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不是说马上就要断交、开战，那样的话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如果别的国家因为自己的片面主张而要以终止经济、技术交流相威胁的话，那我们不必示弱于人。

何况，中国手里还有很多的可以利用的进行反制的牌。

使用武力是万不得已的办法。

综上，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我们都必须保卫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绝不能容许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这乃是国家利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