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

——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内容提要：本文依据作者本人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针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以韦伯的“价值中立”为名，要求在社会科学中消除“道德专制”、强调经验科学的“纯粹技术性”等观点和立场进行分析和批判。

作者认为，韦伯不但没有为经济学等经验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提供任何理论依据，相反，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始终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目标上的根本区别，强调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文化价值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

文章通过对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的理解，着重分析了经济学自然主义倾向中实际隐蔽着的“伪道德中立”。

关键词：客观性；价值判断；理想类型：“伪道德中立”罗卫东先生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性自觉：重返韦伯”（注1）一文化中提出了一个“道德专制”的问题。

许多年前，一些自然科学家就已经提出他们对“道德专制”的抗议，今天，经济学家又提出了同样的抗议。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类之中是否真的应该允许一批人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只要他们是以“科学”的名义？自然科学家称自己只是研究客观事实问题，不讨论价值问题，因而有资格免于道德追问。

经济学家们说他们的学科是“去道德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科学，只探讨达成给定目标的纯粹技术问题，不涉及价值问题。

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都源于一个假设：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只探讨具有“客观性”的现实实在问题。

据此，罗卫东先生援引韦伯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注2）一文作为依据提出：“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当务之急应该是消除道德专制的危险和廓清（社会科学）应有的功能边界。

”卫东先生的文章很有气势，也很直率。

但在我看来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我个人的感觉是源于卫东对韦伯作品的误读，另外还有些问题是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来梳理后才能显现出来。

本文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一一加以清理，只准备就韦伯作品（特别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本理解与罗卫东先生做个讨论。

一、什么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其实，读过韦伯原著的人立刻就会发现，罗卫东的文章似乎只涉及了韦伯“客观性”一文的第Ⅰ部分，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韦伯在开篇中就声明了：“无论是以编辑的名义做出的论断，还是给《文献》提出的任务，都与作者的个人观点无关。

”他自己“只对第Ⅱ部分的形式和内容负责”（Weber1949，49）。

其实，在文章的第Ⅰ部分中，并没有谈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什么的问题，而只是对“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做了严格区分，并重点说明不可能从经验知识中推论价值判断。

但是，这种区分不仅没有得出一个所谓经验科学具有自身“客观性”的结论，更没有推出经验科学可以不经受道德评判、可以以经验科学的名义“去道德化”；相反，正是这种区别才真正导致了“客观性”问题的出现。

所以，在这一部分结束时，为了响应第Ⅱ部分的主题韦伯才提出了“客观性”的问题，即在我们对“价值判断”和“经验知识”做出原则的区分时，我们实际上预先假设了存在一种绝对有效的知识，即关于经验社会实在的分析整理；但正是这个预设在“我们所要讨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有效真理的意义”上成了“我们的难题”（Weber.1949，63）。

这个“难题”源于我们意识到了预设与方法、概念之间的冲突；意识到了观点的经常变换以及概念的经常重新规定；意识到了分析的理论方式与历史方式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像韦伯文章中那位“绝望的维也纳考生”曾经悲伤地抱怨的，它构成了“两门经济学”（（Weber.1949，63）。

正在这个地方，在第Ⅰ部分结束的最后一段话中才真正道出了文章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性’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Weber.1949，63）然而，正是在韦伯要开始讨论问题的地方，罗卫东的视野终止了；或者说，罗卫东借韦伯名义得出的经验科学“去道德化”和消除“道德专制”的要求，在逻辑上却先于韦伯的发问。

从最概括的层面上说，第Ⅱ部分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科学的文化含义；一是韦伯方法论中最让人困惑的“理想类型”问题；但是这个部分中的第一个问题还是第Ⅰ部分的逻辑延续，在第Ⅱ部分中它只是为第二个问题，即“理想类型”问题做了一个铺垫，“客观性”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理想类型”。

当然，铺垫也很重要。

在最初建立社会学的过程中，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坚决拒绝了一门在他看来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学科──心理学。

孔德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的全部心理功能只有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才能得到恰当的研究。

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观察而忽视了反思和内省的实证主义立场，使得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对社会学产生了反感，认为一种只考虑外部经验而不考虑内在经验的社会学，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

所以，狄尔泰把他自己的研究称为“精神科学”。

但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却认为“精神”是一个危险的词，一方面它有可能被实体化为一种超自然的实在（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另一方面则可能成为心理主义（这一点正是针对狄尔泰）。

所以他使用“文化科学”（李凯尔特，1986）。

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在一个无穷无尽的现实联系中，通过选择来建立一个有限的对象领域。

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都需要用普遍概念来选择出对象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又允许这些普遍概念结合在一起。

所不同的只是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对象的共性或可重复性；而文化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则是个性或不可重复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凯尔特十分强调普遍概念的结合，即通过概念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个别的“复合体”。

而这正是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最初获得的理论启示。

在李凯尔特看来，正是由于概念的结合，所以，文化科学也可以有“共性”概念，只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共性”，文化科学的共性概念是被称为价值的“共相复合体”。

例如，历史学运用“共相复合体”使得那些在实现某些文化价值方面具有肯定或否定作用的事件被历史学家选择出来。

问题在于，“共相复合体”究竟是一种什么价值？文化科学是否可以受价值判断的污染？对此，李凯尔特区分了“价值评判”和“价值参照”：前者必须始终包含称赞和指责；后者则既不称赞也不指责。

这样，历史科学就不会仅仅因为参照“假设性”文化价值而失去其客观性。

对于历史学的客观性声称而言，困难在于实际的多元价值现状不可能把历史整理成一个整体。

但李凯尔特坚信，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最终依赖于这样的假定：他使自己的主题所诉诸的文化价值具有客观有效性（即普遍认同其参照价值）。

他认为，价值拥有一种超个人的有效性，因为这些价值从本质上说是非感性。

在这里，李凯尔特强调：这种“客观的”文化价值是“价值关联”的基础。

既然现实世界是无限可分的，即使我们集注意力于现实的某一特定因素，也会发现它仍然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就不可能对现实世界做出详尽、“客观”的科学描述。

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预设了从经验世界无穷无尽的相关复杂性中做出抽象，或者说选择。

注意：这里所说的选择，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有着无限相关复杂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由无限多的、却彼此毫无关联的现象堆积起来的世界。

这也就是说，通过选择而被我们舍弃的内容实际上是与被我们选择的对象有着无限复杂联系的内容，只不过我们的选择不可能穷尽这些复杂联系而只能将其从主观上割断，但这绝不意味着事实上就不存在这些联系。

因此，如前所述，任何形式的科学分析或科学知识体，不管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都意味着从现实世界的无限中作了选择。

问题只是在于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选择，而不是那么选择？李凯尔特已经告诉我们：自然科学寻求的是“规则重现的关联”，文化科学依照的是“价值关联”，换言之，文化科学的选择标准是“客观的文化价值”，但绝不是科学家的个人价值观！这就是“价值参照”或“价值关联”。

对此，狄尔泰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把他的材料诉诸外在于其主题的那些价值标准。

李凯尔特所寻求的非个人标准和习惯于从进行解释的历史学家用来赞扬或指责的那些个人价值观一样都是外在的东西。

他认为历史学家进行评价的基础是：从主题本身出发理解主题，特别是要识别出从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人际间价值（考虑这一点对麦金太尔的影响）。

那么，韦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这要从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性质说起（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无法在此展开，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话归纳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在价值多元和伦理式微的现代性状态下，社会科学将如何重置“意义”）。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就是“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独一无二的特性”。

也就是说理解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

因此，基于这一点，韦伯接受了李凯尔特的观点，“价值关联”仅仅是指对特殊的科学兴趣的哲学解释，这种兴趣不仅决定了对特定课题的“选择”，即，强调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必然会导致了对“经验有效性”（正当性）问题的重新认识，即，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经验材料总是与那些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它们的意义源于这些价值观（Weber.1949，110）。

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韦伯社会科学方法的最重要的基础：第一，价值取向先于并决定了研究对象的存在，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可以从“无预设”的经验科学中得出价值判断的观点，因为所谓经验研究实际上只是研究者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选择了绝对无穷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这种对象恰恰是因为参照了价值观念才具有了某种科学意义；“有限人类理智所能从事的对无限现实的所有分析，都建立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的基础上，即只有这种现实的有限部分能构成对象，只有这种有限部分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重要的’。

”（Weber.1949，72）第二，选择必然涉及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科学研究不存在“客观性”，而是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材料的“意义”根源于惟一使它值得认识的价值观，而不在于它本身；“一个事件，作为‘社会-经济’事件，其性质不是它‘客观地’具有的，而是受到我们认知旨趣、倾向的影响和限制，因为它产生于我们在给定情况下赋予特定事件的特定文化意义。

”（Weber.1949，64）最后，“对社会现象根本不可能做出绝对‘客观的’科学分析”（Weber.1949，72），用所谓把经验现实还原为“规律”的科学方法来“客观地”分析社会现象是没的意义的，关于“规律”的知识并不是文化科学研究目的，它最多也只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时我们心智所使用的各种辅助物之一。

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认识具体社会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无论是概念的创造还是概念的批判，都要服从于这个惟一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