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
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
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
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
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
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２〕。
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
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
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
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３〕，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
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
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
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４〕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５〕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６〕的实际描写”。
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
”（黄震遐：《陇海线上》）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７〕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
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
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
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８〕了的缘故。
三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
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９〕，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１０〕元帅，真正的黄色种。
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１１〕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黄祸来了！黄祸来了！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１２〕，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１３〕，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
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
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１４〕，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
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五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
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
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
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
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浪涛在脚下吼叫，热血在心头燃烧，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
《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凭着我们一股勇气，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
《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踢开了弱者的心，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
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
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
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有坚卓的志愿，有沸腾的热血，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快起来准备去战，快起来奋斗，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
同上。
）天在啸，地在震，人在冲，兽在吼，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
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１５〕，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
这是宋人的笔记〔１６〕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
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
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
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
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
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
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１７〕，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
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
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
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
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学史命运
■ ‘ 义＂ 史 ‘ 文的 命 学文 运 民 文 族 学 主 漫 学
但 是，为什 么一般的 中国现代文学 史，对 于这个 现 象却 “ 视而不见 ”呢 ？在笔者看来 ，这显然 与左翼
对于 “ 民族 主义 文学 ”的批评有关 。从 时间上来讲 ， 左 翼 对 “民族 主 义 文 艺 ”批 判 密 度 最 大 的 时候 是 １３ 年 的下半年 ，从 １ ３ 年至１ ３ 年初 ，批判 的频率 ９１ ９２ ９３ 明显 降了下来 ，到 了１３ 年 ，则几乎听不到左翼的声 ９４
周 云鹏
周云鹏 ，长沙理 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博 士，主要 从 事 中国现代 文学研 究。
摘要 ： “ 民族主义文学”主要是指上世纪３年代出现的一种提倡 “ ０ 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潮，但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这
一
流派的发展 轨迹着 墨不多。本 文拟从文 学史 的角度 ，通过分 析左 翼文学 与 “ 民族 主义文学” 的论争探 讨 “ 民族 主义文
音 了。出现这种现象 ，从一定程度 上可 以反映 出左翼
生存的处境变化 。大量 的材料证 明，左翼在１ ３ 年 以 ９４ 后 的活动 明显处于地下状态 。 这样 的状况很可 能给
国文艺社的 《 文艺月刊》、线路社的 《 橄榄月刊》 、 流露文 艺社 的 《 流露 月刊》等都与民族主义文艺有一 定的干 系。其 中前锋社发表 的 “ 言 ”及 其创作在文 宣 坛上 引起 了 自由主义作家和左 翼阵营的广 泛关注 ，并 引发 了２ 世纪 ３ 年代 影 响很 大 的关于 左 翼与 “自由 Ｏ ０ 人 ”、 “ 第三种人 ”的论争 以及左 翼对前 期 “ 民族主 义文艺运动 ”的批判 。
陶渊明隐逸诗与王孟隐逸诗之比较
道路、隐逸思想。更有利于深刻认识他们各自不同的隐逸诗作 的具体情趣、手法、风格等。
陶渊明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 ＊隐逸诗”的崩峰。他既是隐士．又是诗人。他写了大量的歌咏隐 逸．描写田园生活．反映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他曾 写过二十首总题为《饮酒》的组诗，题为饮酒，其实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其中第五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都称得上 是他的代表作。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 尔？心远地白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 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巳忘言。”全诗有一种远离尘嚣、融人 冉然的理趣。王安石极叹赏此诗．说。结庐”四句自诗人以来无 之（见《南溅诗话》）。接下来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 千古佳句．苏轼对此做了高度评价“悠然见南山”是“境与意会． 教可喜也”．而改为。望”字，则“一篇｜｝孛气索然也”。究其原因．正 如近代美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有有我之境，有无 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 花》），‘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用暮’＋有我之境也。‘采菊 东篙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 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 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以比较“见”与“望”，其区别 就在于前者为。无我之境”而后者为“有我之境”。所以套用王国 维的话就是著一“见”字．而境界全ｍ。除此以外。“采菊”这个生 活细节．充分体现了诗人鄙视流俗．傲然处世的生活态度。陶渊 明爱菊．就像陆游爱梅．周敦颐爱莲一样，都是有所寄托的，菊 花卓然挺立．凌霜不凋的精神．正是陶渊明安贫乐道、不畏权贵 精神的真实写照。正如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借黔娄之妻所言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历史事件与国难记忆:报纸媒介中的“九一八事变”——以1931年《申报》“抗战报刊散文”为中心
2021 年第 4 期
也是近代中国发行最久，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报纸之
情叙述故土的沦丧与同胞的悲惨，呈现“流亡文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申报》 于 9 月 21 日“时
学”之态。朱復均的 《沈阳被占前后》，记录了沈
评”中对此事迅速做出反应，然后，《申报》 文学
阳被占前后人民的惨死与逃离：歌舞厅中小提琴的
抗精神、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更是将民族的血
文章多了起来。10 月 2 日明写的 《宣传》 一文记述
气、不屈的精神传播开去。
了宣传队宣传日军之暴行，在车上遇到一对老人，
车脱险，苟为日兵瞥见，则拖曳而下，先施以鞭
来惊定追记》，还是 《暴日蚕食沈阳之惨状》，“见
挞，继持利刃剖析之，车站积尸遍地，示众三日，
证”了历史，“见证”了战争，可以感受到人性的
则以麻袋载运离沈。③
残酷、现场的惨烈与真实的力量。
百年国难，民族危亡。《申报》 上民众的苦
痛、日军的残酷是“印痕”最深的历史。抗日战争
《申报》 刊载了大量的“抗战报刊散文”，记述了历史的灾难事件和国人的抗争呐喊。通过对
1931 年 《申报》 中抗战“报刊散文”的钩沉整理，发现其记录了民众的苦痛、日军的残暴；
唤起了国人的警醒、反抗的激愤；坚定了战斗的意志、必胜的信念。梳理文献，回顾历史，
《申报》“抗战报刊散文”显示出特殊的事件叙述方式和历史记忆功能。
根拔起”，从而使他们的感情显得非常容易冲动和
可见日军残暴至极，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肆意杀
悲伤。从东北故土逃亡的作家，满怀悲痛与控诉之
害毫无人性可言。日军残暴的统治下市井萧条，民
主义文学时，曾指出波兰诗人由于被从“故土上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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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满目荒凉之态，见者都为之泣数行下。④
现代文学第8章30年代文艺思潮与运动综述
第一，“五四”时代所有的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消失，代之而起 的是文学主潮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政治化。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 的传播和初步运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其后二三十年间的文坛 面貌。 第三，在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及其他 多种倾向的文学与左翼文学共存共竞，共同丰富着30年代的文学 创作。
五、30年代的文艺思想斗争
⑴批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左联”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
和批判。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茅盾《“民族主义文艺” 现形》、 《<黄人之血>及其他》 ；瞿秋白的《屠夫文 学》、《狗样的英雄》、《青年的九月》等文，从不 同角度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反动性。
第五，自觉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 学运动的联系。
四、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立
⑶成立意义：
“左联”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 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标志着党对文艺事业的直接 领导，明确了文艺同革命的密切联系，经“左联”盟员们 的共同努力，从“左联”成立到1936年初自行解散，左翼 文艺运动取得重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左联与 其他左翼文化团体一起挫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使 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在3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光辉的一页。
“文艺自由论辩”的中心则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1910－2004）和自称“第
三种人”的苏汶(杜衡，1907－1964)。他们的文艺观 的核心，是要求文艺脱离政治，主张创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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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主杂文鲁迅杂文集] 鲁迅杂文集【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早期杂文集是？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
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
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
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
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
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
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
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
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
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
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
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鲁迅杂文赏析
杂文：鲁迅的主要文化和文学业绩鲁迅的杂文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形成期（1918—1925）：从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到1925年“女师大风潮”发生期间所写的杂文可归为这一时期，大都收入在《热风》和《坟》两个杂文集中。
这时期的杂文多是针对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思想观念而作的，特点是就一些分散的题材解剖或针砭带有高度普遍性的思想观念。
如《我之节烈观》论述中国贞节观念的荒谬，《娜拉走后怎样》论述妇女解放的问题，《现在的屠杀者》、《暴君的臣民》等则是对旧的思想观念的剖析和对新的思想观念的申诉。
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带有明显的形成期特征。
《热风》中的杂文更接近“感”，热情充沛，直抒胸臆，《坟》中的杂文更接近“论”，以细密的逻辑层层递进，说理充分。
以后鲁迅的杂文将这两种倾向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二、发展期（1925—1927）：从“女师大风潮”发生后至1927年国民党在一系列血腥屠杀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前所创作的杂文可归入这一时期，多数收录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这两个杂文集中。
这时期鲁迅杂文的显著特征是，除了继续前一时期的一般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以外，更多的杂文是围绕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而写的，并且有了像章士钊、陈西滢等比较集中的目标。
鲁迅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由此也引起了新文化阵营内部不少人的反对。
在艺术上，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开始出现了如“叭儿狗”这一类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意象。
另一特点是形式的多样化。
在形成期，鲁迅主要运用的是较完整的论说性杂文以及热情充沛、短小精悍的随感录，而在这一时期，《无花的蔷薇》、《论费厄泼赖》、《青年必读书》、《忽然想到》等都各有特色，更自由地运用各种形式而又有杂文文体统一的特征。
三、成熟期（1927以后）：这一时期的主要杂文集有《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二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系列。
第十六章 30年代散文
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 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的后裔还 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 然而秦桧，严嵩……的后人呢？……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 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 就在雍正年间罢，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 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 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 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 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 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 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 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 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 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 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 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 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 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 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 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 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 不断的斗争。
（二）后期（1927-1936） 杂文集：《而已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 《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代表篇目：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文学与出汗》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言论自由的界限》《沉滓的泛起》 《论第三种人》《小品文的危机》 《为了忘却的记念》
文学考研 中篇：中国现代文学年表
中篇：中国现代文学年表三十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1928年1月郭沫若《英雄树》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
同月由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组成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刊号发表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
同月创造社后期重要理论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发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
2月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发表于《文化批判》第2号。
3月《新月》月刊创刊，发表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及梁实秋《文学的纪律》同月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于《太阳月刊》第3期。
同月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于《语丝》第4卷第1l期，回答创造社的攻击，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6月梁实秋《文学与革命》发表于《新月》第l卷第4期。
同月鲁迅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发表于《奔流》（鲁迅、郁达夫主编）创刊号。
7月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
8月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发表于《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10月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12月《文艺理论小丛书》开始出版，包括苏联弗里契及日本左翼作家论著共6册，由鲁迅、陈望道等翻译。
1929年5月茅盾《读〈倪焕之>〉发表于《文学周报》第8卷第20号。
同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开始陆续出版，包括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论著，共8种。
由冯雪峰、柔石等翻译。
12月粱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分别发表于《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
1930年1月鲁迅与冯雪峰等合编的《萌芽》月刊创刊。
2月成文英（冯雪峰）译《论新兴文学》（即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节译）发表于《拓荒者》第1卷第2期。
同月沈端先（夏衍）、鲁迅、柔石、华汉（阳翰笙）、画室（冯雪峰）等12人召开左联筹备会。
3月鲁迅《“硬译”与“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
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
文化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文/王彬彬鲁迅逝世于1()36年10月19H,距“七七事变”爆发 尚有八九个月。
如果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还是一种局部霸占，那“七七事变”则意味着H本 是以侵占全部中国为目标了。
鲁迅没有看到“七七事变”以及后来的情形，但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鲁迅 便预感到日本会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
国土全面沦陷，人 民都成为亡国奴，是鲁迅晚年深重的担忧。
当“九一八事 变”发生时，中华民国诞生才20年。
中华民国是推翻满 清统治后建立的。
满清作为异族侵略者，入主中原，统 治中国260多年。
鲁迅生于1881年，30岁以前，都是满清 统治下的草民，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作为汉人，是满人的 奴隶。
当作为满清的奴隶时，鲁迅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
满清统治中国260多年，不但以暴力迫使汉人在身体上屈 服.还以各种手段对汉人“治心”，即在精神上愚弄、麻 醉汉人，使汉人在心理上和在精神上认同满清的统治、奴 役。
当辛亥革命发生时，极力要捍卫、维持满清统治者，并非全是满人，也有许多汉人。
甚至当满清政权已然垮 台、民国已然成立，还有些汉人以遗老身份无限怀恋满清 王朝，时刻梦想满清皇帝的复辟，也真有汉人主导的复辟 闹剧发生。
这情形，鲁迅在书上读到过许多，在现实生活 中也曾见识过许多t摆脱此一异族的统治才20年，又要成 为彼一异族的奴隶，这怎能不令鲁迅有无尽的哀伤？满清 统治者费尽心机对汉人进行“治心”，手段也不可谓不 高明，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而日本如果全面占领了中 国，也必然会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愚弄、麻醉，让 中国人民不但在身体上臣服于日本统治，在精神上也认 同甚至迷恋日本的统治——而这，才是晚年鲁迅最为深 切的忧虑。
“九一八”之后，鲁迅便清醒地意识到，日本的侵略 野心决不会停止膨涨，国联的调解也好.日本国内自由主 义者的呼吁也好，中国军政要人和学界名流的劝告也好，都不可能让日本停止、放弃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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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新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教学目标和要求：1、理解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势下，文学呈现出来的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2、通过学习对30年代的文学思潮运动有一个大概的把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把握从20年代到30年代时代精神的变化在思潮运动和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第一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中，“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代替了笼统的“新文学”或“革命文学”的口号。
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以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为开端，1930年左联的成立为标志，至1936年左联自动解散，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时对基本终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革命。
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因此这是一个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是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要从初期所谓“混合型的革命文学”推进到正面提倡“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阶段。
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社团有创造社（后期）、太阳社以及“我们社”。
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和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
新办《文化批判》、《流沙》、续办《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桌子的跳舞》。
1928年成立于上海的太阳社，以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夏衍等为代表也倡导革命文学。
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章。
他们共同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试图以马列主义指导文学运动。
他们的文章宣传马列原理，论证无产阶级文学发生的必然性，阐发文艺的阶级性，强调文艺的宣传教育和作为斗争的作用，从而把“五四”新文学推向了一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