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

孙绍振：《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一《烛之武退秦师》出于《左传》。

《左传》，在司马迁《史记》中叫作《左氏春秋》，在班固《汉书》中叫作《左氏传》，后来习称《左传》。

特别标明“左”者，一是相传作者系左丘明，二是区别于《公羊传》和《穀梁传》。

“传”，是对经典的注释。

一般是注具体字句，不成文章，而《左传》插入《春秋》中的文字却可以独立成文。

孔子编订的《春秋》是一部编年史，只是简略记事，一年只有几句话，一事少则一字，多则四十余字。

客观实录，并不直接表明倾向，可是其中隐含的褒贬非同小可，据说可达到使“乱贼臣子惧”的程度。

如入选《古文观止》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在《春秋》中只有“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六个字，而《穀梁传》却演绎出丰富的褒贬：克者何？能也。

何能也？能杀也。

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段，郑伯弟也。

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

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

段失子弟之道矣。

贱段而甚郑伯也。

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

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

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穀梁传》认为，按照史书记载的惯例，凡杀世子（太子，诸侯嫡长子）或同母兄弟，都会标明是国君杀的，这里标明了国君（郑伯），可知段是弟。

既是弟，却不称为弟，既是公子，也不称为公子，是贬抑他的意思。

而贬抑弟弟，也暗贬郑伯，暗示他处心积虑置弟于死地。

还特别指出“于鄢”，追到那么远的地方（距新郑很远的鄢陵之北），好像从母亲的怀里把他拖出来杀死一样。

郑伯当适可而止，不追，放掉他，这才符合亲兄弟之道。

《左传》中也有以“书曰”为名，发挥类似的道理，但是简略得多：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

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从其“微言”析出“大义”，寓褒贬的笔法，“三传”是一致的。

《春秋》的叙述的确隐含深意，故有所谓“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但“三传”尤其是《公羊传》《穀梁传》中的有些阐释，也难免过度，强加于人的痕迹明显。

对这样的微言大义，后世众多儒家学者奉若神明，王安石则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指孔子弟子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

自经秦火，煨烬无存。

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九》）。

意思是说，孔子的《春秋》如果真像如今这样，有那么多未明确表达的“微言大义”，还缺这少那，那就是残缺陈腐的朝廷公报了。

朱熹则认为《公羊传》《穀梁传》是经学，也就借之演义正统观念，而《左传》则是史学。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这话说得到位。

《左传》的价值，不完全在《公羊传》《穀梁传》那样的微言大义，而是为《春秋》过分简略的陈述提供丰富复杂的历史情节。

《郑伯克段于鄢》就展示了一个很曲折、很丰富、很生动的过程。

然而，仅仅说它有史学价值可能是不够的，应该说还有文学价值。

二先秦历史经典以记事和记言为务。

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春秋》纯粹记事，而《尚书》（还有《论语》）则记言，大抵为直白和对话，尚未形成做完整文章的规模。

《春秋》实录记事，并不记言，谈不上文章的体制。

《左传》继承了《春秋》的文字简练而意涵深邃，兼用记事和记言，因果相衔，情节连贯，结构完整，在记事和记言的结合上突破了《春秋》和《尚书》。

记事和记言的结合，使《左传》能够展示完整的情节结构，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胜败完整过程，人物对答交锋犀利，细节丰富，产生了一系列大开大合的篇章。

在文学史上，《左传》标志着古代中国书面文字从现场记言到融记事和记言为一体，从片段到首尾贯通为篇，具有里程碑意义。

“烛之武退秦师”，在《春秋》鲁僖公三十年，原文只有一句“晋人、秦人围郑”，有头无尾。

《烛之武退秦师》的标题是后人（《古文观止》编者）所加，似乎并不完美，望文生义，好像是烛之武击退了秦师；将其改为“烛之武说退秦师”或“烛之武智退秦师”，可能更有利于提示全文主题。

《左传》将有头无尾的六个字，扩展为两强兵临城下，郑国从君臣紧张、外交人员出使到缓解紧张局势、与两强之一秦国结盟、解除隐患的全过程。

从语文表现来说，它明显继承了《春秋》的简练风格。

开头完全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陈述：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

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引起战事的原因本来是很重要的，但仅两句话带过：“无礼于晋”，“贰于楚”（晋与楚作战，郑帮了楚），都是过去的事。

就为了这么一点事，毫无突发事故，晋侯就联合强秦，大军压境。

这不仅是语言上师承了《春秋》的简练，而且隐含着言外的贬义：太霸道了。

郑国是很紧张的，但行文上没有明言，没有外部军事环境描写，更没有人物的心理描写，仅用动词和名词，连形容词都没有。

这一点与《春秋》的笔法可谓一脉相承。

接下来超越《春秋》的简单叙述，几乎全用对话，但是构成情节，就超越了《论语》中对话的片段性，在当时可是一大创造。

整篇不但以情节贯通，而且以关键词语前后呼应，强化了结构的严密性。

晋秦两军“围”郑，只一个“围”字，并未直接点明郑国的形势严峻。

到了对话中，才让佚之狐说“国危矣”。

这个“危”字，不但点明了客观形势，而且提示了主观心理的焦急。

郑伯请烛之武出山，烛之武推辞，郑伯作为国君马上检讨自己“不能早用子”，这已经是很急的表现了；接着是“今急而求子”，这里的“急”，直接点明是心理上的，与佚之狐说的“国危矣”的“危”相呼应，构成了一种危而急的氛围。

《春秋》《论语》都是没有心理描写的。

《左传》也没有心理描写，但是《左传》以对话、以关键词的前后呼应，显示了人物的心理。

郑伯不但“急”了，而且急到“求”；不但“求”，而且是求“子”（在春秋时代，被国君称为“子”的，往往都是国君所敬重的老臣、贤臣）；这还不够，又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有“过”（“是寡人之过也”），没有任何委婉的辞令，可见形势“危”、心理“急”到何种程度。

当然，郑伯如果一直这样低三下四，就不像国君了。

其实，他软中有硬：“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关键是个“利”字。

亡国，不仅对我不利，而且对你也不利。

郑伯说服烛之武用了两手：一手软到家，先是“急”，再是“求”，最后是自己有“过”；另一手是“利”，再不出山，对你也不“利”。

这个“利”字很厉害，一出口，烛之武就干干脆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答应了（“许之”）。

这里没有心理描写，也没有动作、表情，更没有形容、渲染，但是人物的精神状态，对于细心的读者可谓历历在目。

写烛之武“夜缒而出”，国君派出外交使者本来是正大光明的，为什么选择在夜里，不是从城门走出来，而是从城头上用绳子吊下来？一个“夜”，一个“缒”，这个春秋笔法用得太绝了。

外交使者不敢白天公开出来，城门都不敢开。

这是写情节的进展，又是回过头来用这一结果说明前文的原因：军事形势的“危”和“急”，也说明国君为何“求”，还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有“过”。

《左传》的用词太精准，太严密了。

这种精准和严密，不但建立在用词的基础上，而且还体现在叙事和对话的行文中。

三《左传》是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

秦晋此次合围郑国，自然有其复杂的原因和长远的背景，这些在此前“×公×年”的相关叙述中，已陆陆续续有所记载。

因此在本篇中，就无须再费笔墨，而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和主角。

本文的主角是烛之武，但作者却先写佚之狐，让他引出烛之武。

这至少藏着两个“玄机”。

第一，郑国此次面临灭国之危，谁也无能为力，能解围者，唯有烛之武。

这在内容上，显示了烛之武的分量；在结构上，构成一个悬念：且看此人有何招数。

第二，在此之前，烛之武默默无闻，从下文烛之武推辞和郑君道歉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一向不得志，此番是崭露头角。

因此下文他的推辞和郑君的道歉，则是进一步铺垫，显示形势的危急和烛之武的老练：以退为进，让郑君信任并依仗自己。

在“外交”之前，先在“内交”上牛刀小试。

接下来的问题是：秦晋合围，晋是主，秦是从，那为什么佚之狐推荐烛之武点名要“见秦君”，而烛之武冒险出城也直接“见秦伯”？可见他俩已有共识：说退了秦军，晋军则不战而退。

之所以有这个共识，是因为他们都深知秦晋关系的要害。

我们现在有个成语“秦晋之好”，可见秦晋两国关系是很铁的。

时任的两国国君，有着非同寻常的婚姻关系和政治关系。

秦晋两国在地理上是一河之隔的近邻，根据《左传》记载，秦穆公（这是谥号，死后才有，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姑且借用。

下文类此）先是晋文公的亲姐夫，后来又是晋文公的老丈人。

而且晋文公先前由于王室内乱，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最后是秦穆公用武力帮助他回到晋国，当了国君。

秦晋之间这种重叠复杂的关系，看似友好坚牢，但毕竟是政治联姻，其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利益。

晋文公即位后，振兴晋国，成了霸主，下一步势必要四处扩张，身旁的秦国自然是嘴边之食；而且晋国要向东扩张，西邻的强秦也是“在后的黄雀”。

秦国当然也想称霸，那么已经称了霸的晋国，正是横挡在它前面的巨大障碍。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晋国都是秦国最直接、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

佚之狐、烛之武正是敏锐地看到秦晋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关系背后，有着实质性的你死我活的利益矛盾，意识到只有从这个缝隙中下手，才能撬开它们之间的铁关系。

因此，烛之武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是说服秦军退兵。

而如上所述，这个似乎十分严峻复杂的问题，一旦抓住了要害，就变得十分简单清晰。

大家都是明白人，也不必多费口舌纵横论说，剩下的就是口才：如何三言两语，简洁而雄辩，让对方口服心折。

当然，对于军事斗争来说，光是雄辩的口才并不够，大凡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想凭外交口才得到是不现实的，主要还是凭实力。

然而，郑国没有相当的实力。

烛之武面临的艰巨任务是：缺乏实力的后盾，要在谈判中以口才战胜实力。

谈判实际上就是辩论。

对立的双方利害关系相反，没有共同语言，必须有一个双方认可的前提，才能把辩论转化为对话。

烛之武必须找到一个秦穆公认可的前提。

他的杰出在于，正像前段郑国君主抓住了一个“利”字，这里，他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益”，回避了眼前郑国和秦国利害关系相反的难点，以于对方有益作为前提。

这就把论题转移了：第一，不是对秦国和郑国有没有益，而是对秦国和晋国有没有益；第二，不是眼下对秦国有没有益，而是未来对秦国有没有益。

为了回避与秦对抗，烛之武坦然放低姿态：退一万步说，“郑既知亡矣”，郑亡如果真对秦国有益（“有益于君”），那就听便。

但是，他反过来指出，郑亡实际上并不有益于秦，相反有害于秦。

有益转化为无益，条件有二。

第一，灭了郑国，郑国成了秦国遥远的边地，可当中隔着晋国，秦国鞭长莫及，要向晋国借道，管理却受制于晋国，对秦国有什么益处呢？第二，郑国灭亡，实际上是增加了晋国的疆土，对于晋国有益，那就意味着对秦国是无益的（“邻之厚，君之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