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变异学-从理论到实践分析

比较文学变异学:从理论到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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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建立发展以来，呈现出“涟漪式”的叠进走向，法国学派强调实证性研究，美国学派补充了非实证性的审美研究，而中国学派中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文学变异学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所提出，它紧扣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变异学解释了文学交流比较中的文学变异现象，它的比较基点不再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求同”，而着眼于文明的异质性，建立了“求异”的比较范式。同时，随着一些学科的发展，如译介学更多地关注了在翻译中的文化变异，又如形象学更多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体能动性，这些都不再是用传统实证性研究方法能解决的，变异学的提出使这些学科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重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变异学的提出，凸显了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以和而不同为研究目标，有助于破除某种文明中心论，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生态。

一、变异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曹顺庆在《复旦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提出变异学定义，即“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同时在该文中，明晰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四大研究范围，一是语言层面的变异学，也可称为译介学研究;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曹先生在《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中拓展变异学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文学“他国化”和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理论建构起了全新的比较文学视野，但它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具备着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填密的理论体系。

首先，从人类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纵观文学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异质文明发生碰撞使不同文学间相互交融、发生变异，从而产生文学新质，呈现文学丰富多彩的面貌。如禅宗文化就是在中国本土化文化与印度宗教碰撞后变异形成，禅宗不仅对禅

理、禅观、禅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起到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文学影响也颇为深远。在文学内容上，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影响，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玄言诗”被“山水诗”所代替，用描绘山水来体现禅趣。在诗情诗意上，随着诗人们学禅悟道，说理偈颂的写法被他们有意无意间汲取，到了宋代就有了“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说法。在文学评论上，自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理喻诗理以来，后世文论多承袭之。尤其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更是使本为佛家语汇的“境界”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色性名词。由此可见，是源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状态，这种冲突的结果“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正是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引起本土文学传统中出现了变异现象，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因此，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研究文学变异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其次，从差异可比性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来看，关注差异性已成为学术前沿，后现代思潮力求打破现有的单元秩序，倡导

多元。如解构主义的代表者德里达，他的“延异”理论就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存在固定的意义。德里达认为，理解建立在两个领域中，在同一性的领域即是已经显现的和将显现的领域，而实在的领域是一种“延异”的领域，理解是在与其他意义的差异中产生的，得以延续的。落实到文学比较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围绕着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展开其思想体系，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而打破这一西方中心的格局就须要看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如朱利安所说“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的同时也在不停异质化”。在这种追求差异性的思潮之下，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没有对这样的文化趋势做出反应。法国学派中梵·第根、基亚等学者强调“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法国学派倡导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打破法国学派的限制，将没有实际影响与关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即是倡导“平行研究”。但美国学派的学者也没有认识到不同文化圈内的文学差异性问题，他们的可比性也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

究的可比性是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而与“同源可比性”和“类同可比性”不同，变异学的差异可比性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同中求异”的学术思维上，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为研究目标，探索出一条新的文化批评路径。另一方面从跨文明方面看，当代世界的文化现实表现出西方、阿拉伯、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圈都有其显著而稳定的特性。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现，给我们一个警示，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怎样化解这一矛盾，跨文明的对话就极其重要。西方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美国学者厄尔·迈勒的《比较诗学》就指出要打破西方中心论;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美国华裔学者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一书，主张不同文明间要进行对话。而中西文明是否通约又成为一核心问题。一些学者如韦斯坦因等认为跨越文明圈的比较是不可行热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迟疑不决……也有一些学者如钱钟书就坚持“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充分倚重“求同”的观念。这就成了一个学术困境，建立以实证性的影响比较有很大的局限，同类比较为基础的平行研究也显得牵强，新的比较文学学科范式听待建立。变异

学就是以这样的跨文明比较出发，用“求异”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的提出，彰显出文化差异的区域区别性特征，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坚实基础。

最后，从整合学术失范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长久以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了比较文学的全部理论，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提倡非本质的、求异的文化倾向。一些学者进行了创新的探索，如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产生于19世纪，为法国学派所钟爱，被划分在影响研究之下。长期以来，形象学主要研究对异国形象的渊源与流变的考证上。而现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在“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中诞生的文化产物，具有总体性与创造性;同时，现代形象研究强调文学性，这些研究趋势都是传统实证性研究所解决不了的。曹顺庆指出“形象学的重要概念—社会集体想象物本身就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其中就蕴含着变异的因素’，。把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范围的合理之处正是如此。又如比较文学对翻译的研究，早期法国学派十分注重不同国家间文学影响事实的考辨，翻译作为媒介的一部分受法国学者极大的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梵·第根就在《比较文学论》中专章论述“媒介”，那时对翻译的关注仍是十分完全、准确、逼真地翻译原作。但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探索，

学者意识到翻译文学译介中具有特殊性，它不再是单纯的媒介，它还是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对原作的阐释，还要研究文化角度的语言变异。传统的实证性方法也渐渐不适用于发展中的翻译研究，国内学者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如他所“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它探索一种文学与文化的双向阐发的道路。正是这些新生理论的蓬勃发展促使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整合，如乐黛石等学者强调:“新的理论资源影响渗透的结果，还使一些具体研究类型的学术意义更加突出，同时也使一些研究类型面临拆解、合并与重组的可能。回望对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颇广的一些教材，如卢康华、孙景尧撰写的《比较文学导论》，陈悼、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陈悼、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犯等，它们在特定的时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及积极意义，但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已经不能解释学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如形象学中的虚构性及译介学中的主观变异、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对出现的现象进行解释，变异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对学科理论高屋建瓶的角度上提出的。在2005年由曹

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将译介学、形象学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把实证性的研究归入文学关系学，并以文学变异学统括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等分支。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进行重组、补充，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最新动态，克服了新旧研究类型所产生的冲突问题，建构起“涟漪式”的发展轨迹，将变异学与其他板块融合为有机整体，形成相对完整的比较文学理论。

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及其理论内涵

2005年8月，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曹顺庆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设想。与此同时，由曹顺庆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学》将文学变异学作为独立一章，内容涵盖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建立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体系。2006年曹先生在《复旦大学学报》发文《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详尽地分析了变异学提出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领域，明确了变异学研究原则。2006年5月发行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变异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这四大研究领域为主要内容，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而后一系列文章《比较文学变异学的

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7期)、《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新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等展示了变异学由理论到实践的进程，从阐释变异学的理论支持、学术主张，到规范研究范围，再到具体的理论指导翻译问题、指导学科建设问题等，变异学为比较文学学科注入了新力量。随着文学变异学的研究深入，曹顺庆对它的研究归纳为六个层次，.如下阐述。

(一)、语言层面变异学，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随着当代审美浪潮的袭来，翻译对传统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极度呼唤翻译主体的能动性，推崇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注重异质文化在翻译中出现的碰撞和交流。正是因为译介学涉及了很多跨越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所以很难将译介学归属于重视实证的影响研究。正如谢天振先生所言，如今译介学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译介学的

内涵超越了传统翻译、媒介学，而研究异质文化中的语言变异问题，这也正是比较文学中变异学针对语言层面的重要课题。

(二)、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就是形象学，它是对文学作品中民族国家形象的变异做研究的。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就其生成机制来看是创造式的，而非影响研究意义上的复制品。文本中的异国形象不仅是感知到的复制品，而且是作者再创造的结果。当代形象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更多地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侧——“注视者”。这样，注视者与注视对象，注视者所存在的“本土”与他者所处的“异域”构成两组二元对立的感念，在这对立统一的互动中，产生了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的变异产物。正因如此，将形象学构成了变异学研究中民族国家形象变异的一部分。

(三)、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即是文学文本在实际交往中产生的文学接受现象。不同文化、文明圈的接受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与意义理解所产生的认识差异，就是接受学的研究内容。此外，研究还包括不同的审美趣味与追求所造成的对异域文学的接受差异和异域文学进入后是如何被本土作家改写、再创造而发生的变异。它不同于接受理论或影响研究，它将“接受者”放于主

体地位，研究方法上以审美的研究方法为主，实证性为辅。除此之外，文学文本变异学还包括平行研究范围内的主题学与文类学，之前的研究多注重于“求同”，而在跨国、跨文明的研究前沿下，主题学和文类学显现出更多不同之处，变异学的研究就将那些经过文化变异的主题与文类归于研究范围，从多角度拓展变异研究的领域。

(四)、文化变异研究，其典型理论就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指的是“跨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中，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发生变异。叶维廉先生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就指出“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的“文化模子”催生出不同的文学观、审美观和相应的文学意义建构方式以及美学特征“文化模子”的差异性越大，文化过滤的程度就越高。比较文学的变异研究应该重视文化过滤这一现象和作用机制，使其成为变异学的研究范围。

(五)、文学的“他国化”，是指“异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

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他国化。文化的“他国化”道路就是对异质文化如何渗透到接受国并且产生新的话语模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重视本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尊重本国的文化规则和话语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尊重在流传过程中的语言、形象、文化模子的改变，在坚持本国文学的基础上，结合外来文学的特点，进行外来文学的本土化改造，为本国文化注入新活力。这就是变异学所提倡的尊重异质性，实现文化发展的多元化。

(六)、跨文明研究，目标在于彰显文明区域区别性特征，为文明对话和多极文化的建立提供坚实基础。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中西之间的差异大于类同，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东西。曹顺庆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提出“跨异质文化”的观点，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而后由于“文化”一词的理解多义，在

2002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次会议暨国际学术会议上，曹顺庆做了题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的发言，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而文明的异质性就更多地体现为文化根性和文化趋势的根性演变“跨文明研究”就是以异质性对文化根性、文化过程、文化趋势的整合研究。跨文明研究以变异性为核心研究了不同文化圈文化的变异现象，极具跨时代意义，是中国比较研究理论创新的增长点。

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文化变异学、文学他国化以及跨文明研究共同构成了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它以差异性与文学性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稳定而开阔的学科体系。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变异学厘清了学科体系，在顺应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有机重组。比较文学长期被分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对既有的研究思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学科危机，第三世界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站在了边缘文化的立场上，获得了一大批跨文明研究的重大成果。在学科整合方面，由于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具有对立性，与现代比较文学教材体例上不相吻合。曹顺庆提出文学变异

学的构想，通过《比较文学学》与《比较文学教程》的调整，把实证性内容放在一起成为影响研究，把变异性的内容单列出来，称为变异研究，这就解决了比较文学学科分科不当的情况，使学科体系更加的清晰，被评价为“换时代的比较文学教材”。二是文学变异学促进了国际文学的研究，变异学以跨越性为特征，从跨国、跨学科到跨文明，都不断打破固有藩篱，尊重多元文化，促进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另外，变异学还提倡研究文学他国化，就是更加重视在编译过程中产生的语言规则的改变，催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而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势必为世界文学提供新的风采。三是变异学提出了差异可比性的研究范式。回顾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可比性都是建立在“同”的基础上，如法国学派的同源关系比较，美国学派的类同性比较。而随着跨文明的比较，那些“求同”的研究方法就失效了，而变异学就是以“求异”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它的提出为跨文明研究指出了一条道路，站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锋位置。

三、比较文学变异学:从理论到实践

比较文学变异学顺应时代的发展，在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以“异”为主要研究目标，为世界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在学科建构上，打破之前历时性的影响

研究、平行研究两大模块，解决了译介学、形象学等理论的学术分类问题，构建出新的比较文学体系;在学科理想上，倡导跨文明的研究，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促进多文明圈共同发展。在实际的理论运用方面，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具有极大的实用性，为多种文学、文化现象做出解释，也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运用变异学解决了学术难题。

文学变异学的实践首先体现在语言翻译上，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基础不同，而翻译作为跨国研究的重要手段就非常重要“牛奶路”就是翻译史上的一段逸闻，1922年赵景深在翻译契诃夫短篇小说《樊凯》(今为《万卡》)时，将“Milk Wav”简单直译为“牛奶路”，遭鲁迅先生嘲讽“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提出应译为“神奶路”，而后又有译者意译为“银河”。这表明“Milk Wav”是一个文化意象，在发源国指的就是希腊神话中赫拉的乳汁形成的天路，而在接受国中国的意象中牛奶路却没有对应的意象，而类似的银河却也失去了“WA V”的含义，这就是翻译的变异。谢天振先生就此问题解释为“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好的翻译就须要正视这些文化意象的变异，调动译者的能动性，促进文学交流。又如我们流传甚广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两者皆可抛”，就是殷夫翻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诗，他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变异，在韵律上赋予了原诗歌并不具备的形式美与音律美。这些翻译变异的问题在文学变异学的理论中都获得了解释，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梳理了翻译传统，又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翻译与文化差异等前沿问题。曹顺庆《翻译文学与文学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在译介学基础上提出了翻译可改变语言规则，促成文学的他国化。

和语言的变异一样，国家民族形象在流传、接受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主要针对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冬。最常见的对外国形象的概括来源于平时的口头禅，比如称呼美国人为美国佬、称呼日本人为日本鬼子、称呼印度人为印度阿三，这都是源于注视国对他者形象的一种再创造。当然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社会心理的变化，这些异国形象也会产生新的样貌。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如老舍在伦敦生活时创作的小说《二马》中对英国人的形象是傲慢的殖民主义嘴脸，而当老舍回国后，在《英国人》一文中回忆英国人的形象

就变成了正直的印象。外国人看中国形象也有着差异，如《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形象及迁移》(代迅《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中所列举，唐代的中国在日本学者井上靖笔下是世界文化的交流地;在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是高度文明的国度;而在清代，中国的形象在孟德斯坞的笔下是专制而恐怖的。这些形象的产生和变迁与注视者、先见、身份、异国环境及注视者和他者的关系有关，变异学的形象研究就立足于此。

文学在不同文明传播接受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因接受时代、环境、接受者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变异学的接受学理论正好能阐释一些长久以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如寒山诗的流传与变异。寒山隐居山林之中，诗文不讲究格律用典，通俗易懂，知音甚少。直到宋代黄庭坚、陆游等人才对他有了一些关注。近代白话文运动中，寒山诗因为简明通俗，被胡适、郑振铎等人推崇，但30年代后期，这股热潮消退下去，又变得无人问津起来。不曾想到，寒山却在美国世界焕发了新生。美国翻译家斯奈德首先翻译了寒山的诗作，而后阿瑟·韦利、伯顿·华等译者翻译了百余首寒山诗歌，寒山诗歌一度成为美国人的口袋书，成为美国人的精神指引。赵渭绒《从变异学的角

度看寒山诗在中美的接受差异》(《中外文化与文论》)2011年第2期)一文就是运用了变异学理论去解释这一文化现状。文章着重阐述了寒山诗从文化放送国到文化接受国流传的这一动态过程，看它在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改变。寒山诗的研究仅是一个案例，这样的文学现象仍有很多，这些现象在变异学看来是“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就必然会面对一个吸收、选择、过滤、误读与变异的再创造过程”。

文学变异学存在十分复杂的形态，除了文学的语言、形象、文本文化变异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变异，就是文学从一国传播到他国后，在他国文化语境中被他国文化所同化，而发生的深层次的语言方式与文化规则的变异，形成文学的他国化。在中国作为文化的接受国，接受了印度佛教而逐渐消解重组构成中国自己的语言模式，形成了禅宗。而中国作为文化的发送国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在日本形成的汉诗就是中国诗歌日本化的结果。自南北朝时期，日本就和中国有着文化的交流，到了盛唐时期，交流更甚，李白、王维与晃衡等都有着诗作的往来，第一部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也是在盛唐时期完成的。从日本受容来看，起初他们笼统地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范式以及其中的儒

家功利文学观念，无法自如地使用汉诗这种外来形式来表达内心情感。在其王朝末期，营原道真提出了“和魂汉才”力求日本汉诗的创新，而从奈良、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汉诗创作内容走向审美内省，创作技巧上多用杂言体形式，加上日本汉字与假名，日本汉诗一步步靠近自己的文学传统。日本汉诗的发展体现了它从崇拜、模仿中国诗歌发展到融入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总体趋势。对此，马歌东(《试论日本汉诗对杜诗的受容》，《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肖瑞峰(《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文艺评论》1998年第5期)、吴雨平(《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等进行了详细研究，是变异学中文学他国化的体现。

比较文学变异学自2005年曹顺庆提出至今近十年时间，变异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立足跨越性与文学性两大支点，建立以差异为主的可比性研究，具有时代意义。变异学的提出规范了比较文学体系，解决了众多文学现象与学术难题，促进了国际文学的交流与发展。变异学不仅是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较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更是一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它坚持着跨文明研究的学科理想，提

倡文学多元共生，文明和谐共荣，将世界文学定为比较文学的最终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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