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名声赫赫的西北实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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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全

要求提高政治地位
结论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斗争具有妥协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注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分布图（一战期间）
民国年间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张謇
荣宗敬
荣德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变化曲线图
上海申新第一纺织厂
1918年王郅隆创办的上海裕元纱厂
1912年，荣宗敬、荣德生在上海创办的福新面粉厂
荣
一战期间，福新
宗面粉厂获得厚利，企敬业不断扩充。到1922
年，荣氏家庭拥有面
粉厂12家，产量占全
国民族面粉企业的
日军占据东北兵工厂Fra bibliotek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和破坏。那么，1945年抗战胜利后呢？民族工业又面临着怎样的
命运？
9月19日，日军占据“东三省官银号”（中央银行）的大金库。门前有日军站岗，门上贴着“日本军占领，犯者死无赦”字样。
1948年，上海的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天津63家橡胶企业，上半年只能发挥生产能力的20%—40%，下半年绝大部分停工；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四分之一处于半开工状态，其余全部停工……
主义
洋政府
的
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6）——短暂发展
曲国
折发
民政府
展
抗战时期（1937－1945）——受到沉重打击抗战胜利后（1946－1949）——陷入困境
请你回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思考：

昔日大华：是名片,也是传奇

昔日大华：是名片，也是传奇作者：杜尚儒来源：《新西部》2012年第04期大华厂是简称，它的原名叫大华纱厂，这是个已有7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纺织企业。

如果你向居住在附近的“老西安”打听，一定会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是大华厂，知道不？”口气里满是骄傲和留恋。

资料表明，大华纱厂不仅是西安最早出现的近代民族工业代表，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

它曾是西安工业时代的名片和象征，也是陕西一度成为纺织工业重镇的源头。

甚至有人说，没有大华纱厂，也许就不会有西安的纺织城。

近日，记者在大华纱厂的厂区和生活区的采访中，仍能感受到昔日大华纱厂的传奇与荣耀。

大华第一任厂长说到大华，不能不提到石凤翔的名字。

他是大华纱厂的第一任厂长，更是西北纺织业的拓荒者。

石凤翔与大华纱厂的结缘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湖北孝感人，1912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高等工艺学校，专攻纺织工业。

1917年回国后，先后在保定、武汉等地的工业学校和纺织学校任教务长、校长，为我国早期的纺织企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当时，湖北楚兴公司是武汉最大的纺织企业，楚兴先后在武汉、石家庄和西安创办了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纺织公司，这三家公司在民国时期的名气都很大。

但这三家公司，都与石凤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最早成立的裕华纱厂，石凤翔被聘请为技师，相当于今天的总工程师。

1922年，大兴纱厂在石家庄兴建时，已成为国内纺织业权威的石凤翔被委任为厂长。

西安的大华纱厂，则是石凤翔到陕西后一手兴建起来的。

西安大华纱厂，原名大兴第二分厂，石凤翔任厂长兼总经理。

选择在西安建厂，也是时局所致。

此前，石凤翔在大兴纺织厂任职近10年，由于他精通技术，先后改装了纱机、布机及其他设备，并对部分生产工艺和流程做了改进，使得纱布质量大大提高，大兴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很畅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棉纱的杀价倾销，严重冲击着刚刚起步的我国纺织工业，纱厂纷纷破产、停工，大兴也不例外。

1934年，大兴纺织厂在全国的市场仅剩西北的陕西一地了。

抗战时期雍兴公司在陕西的发展

2019.1历史忆记抗战时期雍兴公司在陕西的发展文/张一诺雍兴公司档案是陕西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比较完整的一个全宗，它共有1718卷，3940册，内容包含雍兴公司的创立会议记录、营业计划书、组织大纲、基本章则、职工待遇、来往函件等，能够全方位地体现雍兴公司发展的轨迹，也是研究陕西抗战史和近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全面抗战催动工业西渐雍兴公司，全称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投资创办的一家适应当时社会、民生需要的工业企业。

它的发展贯穿了整个20世纪40年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稍具工业基础、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多为日本侵略者占据。

为保存民族工业命脉，国民政府发起了工业西渐运动，动员和组织东南沿海的工矿企业内迁。

如何在后方重建这些企业，保存工业实力、支持抗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时任中国银行西北区行总经理的束云章向宋子文提出了创办西北地区中行所属企业的计划。

他根据中国银行对西北各省所做的经济调查情况，分析战争局势及战时民生需要，提出了经营纺织、机器、燃料等工业的计划。

二、雍兴公司初建雍兴公司于1940年3月间在香港开始筹备，并于1940年3月21日召开了发起人暨公司创立会议订立章程，公推宋汉章为临时主席，宋子文为董事长、束云章为总经理。

会议决定总公司设立于甘肃省天水县，以“发展西北经济、提倡生产事业”为目的，资本总额初步定为二百万元，主要经营业务为自办或投资一般工矿及其他生产事业，受一般工矿之委托代为管理与经营。

1940年8月18日，雍兴公司由宋子文呈请甘肃省建设厅备案正式成立，额定资本总额二千万元，分为二万股，每股一千元。

在这次备案的营业计划书中，雍兴公司计划开办十三家厂矿企业。

由于公司下设各厂分布在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为了方便管理，还设有驻秦办事处（亦称西安办事处）、驻陇办事处（亦称兰州办事处）和驻渝办事处（简称“渝处”）。

因西北地区气候适宜植棉及畜牧，棉毛产量既丰，品质亦好，极适于棉毛纺织之经营，故雍兴公司以棉毛纺织业的发展为首要目的。

民国时期国家政治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兰州为例

民国时期国家政治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兰州为例摘要：兰州作为我国西北重要的政治和交通中心，城市经济近代化发展艰难而坎坷，且近代化进程缓慢，明显落后于内地。

兰州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与整个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密切相连，是中国近代化中的一个缩影，而兰州又有自己的特点，其近代化过程中政治色彩和阶段特征尤为显著。

关键词：初创繁荣衰落民国时期，中原军阀混战，各派军阀轮流操控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虽然名义上统一全国，但是边疆军阀仍然各霸一方，实行割据统治，例如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即使是国民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阴奉阳违，牢固掌握自己的地盘，不允许中央政府插手，例如山西、广西等地，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本身就不利于中国城市经济的近代化。

一、初创阶段：民国初期（19121937年）这个时期甘肃政局一直不稳，先是北洋系赵维熙、张广建、陆洪涛轮流督甘，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入主甘肃，不久因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军东下，马家军阀暂主甘政。

1931年8月，“雷马事变”爆发，甘肃政局一片混乱，随着1933年朱绍良主甘，标志着国民党在甘肃统治的确立。

朱绍良在其主甘期间，着手统一军政，驱逐甘肃马氏军阀势力，并于1934年联合诸马歼灭西下的孙殿英部，逐步确立起其统治地位。

这个时期是兰州经济的初创时期，也是兰州城市经济近代化的初步发展阶段。

于甘肃政局的不断变换，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不能得到保障，而且由于各路军阀并不把甘肃当为自己的据点或“老巢”，而是视为专门供给军需用品的“仓库”，在统治甘肃期间横征暴敛，对兰州工商业的发展造成极大打击，使得这个时期兰州的经济近代化进程发展缓慢和坎坷。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兰州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但是却依然打破了传统经济的束缚，带有明显的近代化烙印。

二、繁荣阶段：抗战时期（19371945年）抗战时期是兰州工商业发展的繁荣阶段，也是兰州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的阶段。

从工业来看，这个时期的工厂数目迅速增加，“从1938年1月至1944年6月，兰州的工厂数由27家猛升到246家”1，增加8倍多。

十大死而不亡的企业

《战略管理》案例材料十大死而不忘的公司德隆:帝国之梦永不落尽管距离德隆的倒下已经有整整6 年之久,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德隆。

唐氏兄弟这对西北来的野蛮资本动物,以极尽凶猛的掠食方式、侵略性的进取精神,在中国大地上扮演了一个民营企业“以金融资本实施产业整合”的先驱角色。

从1986 年到1992 年,唐万新通过彩印、电脑和申购原始股获得了第一桶金,而后,他从国有企业原始股倒卖和国债回购中初尝资本运作的甜头。

资本一将统千军1995 年,唐万新提出了德隆“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的核心理念。

他认为,中国传统产业存在极大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体制和观念的落后,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

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未来最大的成长机遇:通过资本并购方式整合、盘活存量庞大的国有企业,迅速实现规模和利润的双赢。

事实上,1996 年,国家也刚好提出鼓励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通过联合、合并和兼并扩大经营规模,唐万新之举也算是顺势而动。

在唐氏兄弟的联合策划下,德隆模式震撼出场。

作为一个金融控股型企业,德隆以金融为核心,以实业为工具,用股市、信托等金融手段套取巨额资金,迅速投入产业并购整合,以实业效益支撑资本运作,试图建立一个GE 一样的产业金融帝国。

德隆不玩高科技概念,主要投资于成熟产业,如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和旅游业,认为高科技风险大,是风险投资的对象,但不是现金流的提供者和强大产业体系的支撑者,进行整合的空间较小,只有传统产业才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和成熟的市场,获得资本市场认同。

这在当时的中国企业界是空前的,那时候,联想还忙于找到主业,海尔则忙于海外投资,没有如此宏伟的想法。

1996 年开始,德隆在两年时间内先后进入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并以这三家上市公司为平台,展开对番茄酱、电动工具和汽车配件产业的整合,拉开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并购。

实业的做强进一步拉高股价,铸就了闻名中国股市的庄股——“三驾马车”。

“老三股”的股价涨幅惊人,成为德隆神话的标志,无论是持续上升时间和年度涨幅,德隆系的“三驾马车”都创造出了中国股市的吉尼斯纪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作者：申晓云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5期[摘要]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分抗战前和抗战时两个阶段，战前的开发是战时开发的基础，战时的开发是战前开发的继续。

国民政府战前的西北开发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资金、人才不足的客观因素，也有建设经验不足、急功近利的主观原因。

而国民政府战时再掀的西北开发热潮，则是在总结了前期开发教训基础上，将抗战与建国并举，以抗战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抗战，贯彻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原则，取得的实绩充分证明了西北建设必须坚持科学指导、理性开发的重要性。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北建设；科学开发[中图分类号]K265.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5—0104—10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大地曾掀起过两次西北建设的热潮，一次是在抗战前的30年代初，一次是在抗战时的40年代。

战前的西北开发是国民政府有计划从事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开端，而战时的西北开发则为抗战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北开发的推进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持久抗战，也为战后国家建设提供了发展的基础。

由于战前的西北开发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加上动员时的浩大声势，故在内地掀起西部开发研究热后，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开发作了研究。

战时的第二次开发热潮则因战争的特殊环境，发动声势稍逊于前者，而在讲究务实上却更多了一份理性和科学性，然迄今为止鲜有文章论及。

故本文拟将考察重心集中于后者，以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战前国民政府西北开发之得失与战时开发政策的调整自1932年10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决议拉开西北开发的序幕后，从1933年起，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步骤已从最初轰轰烈烈的宣传发动阶段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根据《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及其后正式出台之《西北开发计划》，国民政府的西北建设以十年为期，头三年为准备期，中间四年为进行期，最后三年为完成期。

冠生园百年兴衰录

正能院国企钩沉ENTERPRISE HISTORY创始于1915年的冠生园经历过由私变公、高潮低谷的洗礼,闯过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却经久不衰；但进入21世纪后，百年历史的老品牌，却祸起萧墙，遭遇品牌危机。

冠生园百年兴衰录在国人的记忆里，老字号的食物品牌有许许多多，而这些金字招牌均昭示着更好的质量、更好的口味以及更高的信誉。

诞生于1915年的冠生园在经历由私变公、战争风雨后，岁月流长依然能唤起国人的美好回忆。

而一场陈馅月饼事件，给这个老字号以沉重打击，也引发人们对如何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反思。

出身梨园1906年，上海老城西北角有一个叫“九亩地”空场，清朝时期是当地驻军的演武场，后期逐渐荒废成为了当地居民聚集交易的市井之地。

1913年，这里开办了一家名为“新舞台”的京剧戏院，使“九亩地”更加热闹非凡。

当时是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从广东来到上海的第五年，他在戏院门口摆了小摊，卖一些诸如陈皮梅、香港牛肉等上海没有的食品。

冼冠生这段时期结识了戏院的演员夏月珊与夏月润，三人决定联合开办一家干货商店，1915年，冠生园正式成立。

至于为何叫冠生园而没有叫冠生店，创始人的后代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的创始人多数都是梨园出身，争得了大家的同意，将“店”改为了“园”。

1921年秋，冠生园在上海局门路附近购置土地开办了独立的工厂，期间还并购了一家罐头厂。

企业的快速扩张导致资金紧张，为缓解危机，冼冠生当即决定向社会公开招募股东，募集股份。

1923年，冠生园的企业资产达到了10万元，许多社会名流与上层人士也成为了冠生园公司股东，同时冠生园也注册了“生”字商标并且沿用至今。

成功复制其后的几年里，冠生园在全国不断开出分店，并将总店设置在了上海的南京路与山西路路口，这与当时很多商户的做法背道而驰。

西北毛织厂的创办与经营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日货不断涌入山西，山西本土的工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为了缓解危机，阎锡山大力提倡使用“土货”。

所谓土货，指的是本地生产的产品。

山西有着丰富的羊毛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十分有利于发展毛纺织产业。

在此背景下，1933年，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筹划建设西北毛织厂。

1933年—1937年，西北毛织厂实行三级垂直管理体制，由厂长挂帅统领，副厂长辅助管理，各课长负责具体事务，分工明确。

在厂领导的正确安排部署下，该厂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创立了“播种牌”“吼狮牌”“团结牌”等知名品牌。

厂里生产的毛织品一度风靡省内外，畅销陕西西安、河南郑州、浙江杭州等地。

1934年8月，西北毛织厂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北门外敦化坊附近正式成立，是阎锡山创建的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重点经营企业之一。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日本殖民当局即对山西省内的工厂实行“军管理”，将西北毛织厂更名为山西第十六工厂。

1942年，西北毛织厂划归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管理，改称太原毛织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重新接管该企业，复名为西北毛织厂。

1949年太原解放后，西北毛织厂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接管，经过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西北毛织厂曾是山西省毛织业的领军企业，在山西纺织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目前，关于西北毛织厂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该厂经营管理方式与技术改进的考察，主要涉及抗战时期该厂的生产能力与西北毛织厂的创办与经营◇ 高璐聂红萍管理特点以及阎锡山接管之后包括西北毛织厂在内的西北实业公司纺织技术的改进发明情况，迄今为止未有论著对西北毛织厂的创建原因、发展历程和1933年—1937年的产品销售状况加以探究。

因此，对西北毛织厂的创办背景、发展过程、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以及毛织产品的品牌与销售情况进行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西北毛织厂的创办背景西北毛织厂是资源优势和社会需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山西羊毛资源丰富，同时太原具有交通区位优势，加之阎锡山积极倡导创办，西北毛织厂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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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名声赫赫的西北实业公司
作者：
来源：《记者观察》2013年第02期
西北实业公司是山西公营经济的集大成者，也是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建设的一个巨大成就。

创办西北实业公司，是实现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一个重要而关键性的步骤。

对此，阎锡山在1946年4月为西北实业公司（后改称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本部创办的《西北实业》月刊题写的“发刊词”中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说：“远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家即陷于严重的困难当中，我认为国家民族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将来不知作何了结。

鉴于古人‘未雨绸缪’的话，如果今日仍然没有确实自强的计划，实不足以言救亡图存。

因此我曾向中央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中国自强计划案，并本此编定本省十年建设计划案。

这个计划中规定有发展公营事业一项，因为要从事建设，非从公营事业着手，则很难成功。

西北实业公司的成立，就是这个计划实施的一部分。

”
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北实业公司的筹备不仅先于十年建设计划案审定施行的1932年底、1933年初，而且早于阎锡山正式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1932年2月。

1932年1月10日，阎锡山尚在五台河边村闲居、等待复出的时候，即指定边廷淦（留美学生）为召集人，在太原设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筹备处。

聘请散在各地的晋籍专家学者张恺、彭士弘、曹焕文（这些人后来都在西北实业公司担任要职）等为筹备委员，分诅：特产、矿业、纺织、化工、水利、农业、牧畜、肥料、冶金、交通、商业、银行等12个组，在山西各县、西北各省、华北各地进行资源调查，制定各工矿企业之设计规划。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筹划，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

根据《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西北实业公司作为山西公营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隶属于“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

公司设总经理和协理，总经理由阎锡山自兼，协理由彭士弘担任。

下分总务、特产、矿业、化工、纺织五组。

规划中的西北实业公司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它计划在10年后每村要配备50部工作母机器厂，以做到‘村村有机器，无村不工厂’；3年后完成300部面粉机；5年后完成布机5000台和20万锭纱机；3年后完成煤产910万吨，供给全省自用，完成洋灰300万桶；5年后完成产生铁5037吨，钢材20万吨。

这些计划完成后，全省总计需要工人11万多名。

”但是，公司成立初期，按省政建设计划案中公营工业的那些“创办而必成”和“创办而期成”的企业项目，诸如毛织厂、卷烟厂、印刷厂、洋灰厂、纺纱织布厂、炼钢厂、电气机械制造厂等工厂，有的正在筹建，有的尚未进行。

因此，“它首先开始的事业，仅有办理西北特产之输出的‘西北贸易商行’，在绥远设立的洗毛池，办理羊毛、羊绒，而在天镇设立的特产经营场，于山西天镇和绥远凉城、丰镇三县之间，种植大黄、黄芪、枸杞、胡麻5万余亩，以输出土特产品”。

西北实业公司的初具规模是在正式成立一年之后。

1934年9月，原有的公营工矿企业实行改组。

中原大战之后，曾经达于巅峰的太原兵工厂缩减改编，与原来分立的山西火药厂合并，成为太原修械所。

1932年2月29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为向蒋介石表示不再制造军火，扩充实力，以造产救国为名，将山西火药厂又独立出来，改名壬申化学工广，太原修械所改为壬申制造厂，均隶属于太原绥靖公署直辖，合称壬申厂。

这时，壬申厂和育才炼钢厂等重新组合定向，并在厂名前冠之以“西北”二字。

经过这次改组，原有厂矿分别组成：西北铸造厂（生产轻、重机枪），西北机车厂（生产山炮、野炮、迫击炮和机车车辆），西北农工器具厂（生产各种炮弹和农工器具），西北水压机厂（生产炮弹锕壳和大型锻件），西北机械厂（生产中锋抢机械），西北铁工厂（生产步枪和机械），西北汽车修理厂等11厂。

西北实业公司成立后，这些工厂正式划转并入西北实业公司，成为西北实业公司的骨干企业。

与此同时，根据十年建设计划新建的西北煤矿第一厂、西北窑厂、西北洋灰厂、西北皮革制作厂、西北印刷厂、西北制纸厂、’西北毛织厂、西北火柴厂、西北电化厂以及西河口铁矿采矿处、静乐锰矿采矿处、宁武铁矿采矿处等厂矿相继投产，规模宏大的西北炼钢厂也动工兴建。

这样，西北实业公司在正式成立一年之后，不仅开辟了自己的贸易商行和特产经营场，而且包容了山西公营的各主要工矿，具备了工业“托拉斯”的雏形。

1935年8月15日，西北实业公司成立两周年之际，正式核准颁布了公司章程。

章程明确规定：“本公司定名为西北实业公司”；“本公司以开发西北各种实业为宗旨”。

西北实业公司创办之初阎锡山就立志要使其成为西北实业的重要基地，成为华北乃至全国实业的典范。

阎锡山的高度重视和公营的特殊地位，使西北实业公司不仅有堪称充裕的资金保障，而且有政策上的优惠，所以，能够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短短四年之中，通过改造旧厂和成立新厂，公司所辖工矿企业已发展为33个；员工总额达到两万余人，其中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

西北实业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拥有两万员工的大型工业企业。

其中，不少门类在山西占有了垄断的地位
西北实业公司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市场，而且还外销他省。

西北实业公司在奠定山西近代工业基础，促进山西经济发展，增强山西国防力量诸方面。

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些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北实业公司在阎锡山为公司规定的“自产、自用、自足”的“三自”方针指导下，从原材料到工作母机，都力求自给自足。

在较短的时间里，不断地拓展生产领域，逐渐形成一个
规模可观、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体系。

从而，在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卷烟业等方面，为山西近代工业起了奠基的作用。

其次，西北实业公司十分注重网罗人才、培养自己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

长久以来，公司荟萃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从公司经理到各处处长、分厂厂长，都是留学国外或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毕业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课长和课长以下职员，也大部分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

这些人才直至1950至1960年代，仍然活跃在海内外工业界，有的还颇有建树。

再次，西北实业公司创办之初，因为阎锡山对南京国民政府有“不再扩充实力，不造军火”的承诺，以生产民品为主。

但是在不断扩大民品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军火的生产，只是由于民品生产的相对增加而使其军火生产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已。

据统计，到1937年11月太原沦陷，西北实业公司属下的军火生产厂所生产的军火就足以装备30+步兵师和4个炮兵师。

这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历史关头，在事实上无疑起着增强抵御外侮能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