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空判”何时了：关于财产刑执行的思考

法院“空判”何时了：关于财产刑执行的思考
摘要：财产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重要体现。

我国尚存在重刑化思想，对财产刑的刑罚本质和功能认识不足，认为财产刑属于“软刑罚”。

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着财产刑执行难的困境，大量财产刑得不到有效执行，没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财产刑“空判”现象日益突出。

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到法院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没能及时解决，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刑的判决流于形式，从而削弱财产刑的刑罚功能，有违财产刑的立法初衷。

本文分析了财产刑的执行现状以及造成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财产刑空判执行
前言
20世纪初，当“近代刑罚之花”的自由刑不能有效威慑潜在犯罪者，未能实现罪犯重返社会的理想，相反，以改造罪犯为目的的监狱却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和产生累犯的工厂的客观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一些国家开始寻找能弥补自由刑缺陷的刑罚替代品。

于是符合刑法轻缓化价值取向、相对于自由刑而言具有可补救和谦抑性的财产刑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与自由刑并驾齐驱之势。

财产刑的独立价值日益显现出来，实施财产刑有利于剥夺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从客观上防止重新犯罪，从而发挥刑罚的矫正功能。

据统计，德国刑法典规定可判处罚金刑的条文达92条，占刑法分则条文的66%；瑞士刑法典规定判罚金刑的条文为130条，占刑法分则条文的58.6%；法
国刑法典规定判处罚金刑的条文为139条，占分则条文的34.4% 。

而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有罚金刑的有182条，占分则的43.96%。

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

两者均处于附加刑的地位。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重点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原刑法规定判处罚金的条文只有20个，通过单行条例逐步颁布实行的可处罚金刑的刑法条款有85条，而1997年刑法涉及罚金适用的条款达182条375处，充分体现了罚金刑适用的广泛性。

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则扩大到59处。

然而，以罚金为主要内容的财产刑执行难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即使是在罚金刑使用率相当高的西方国家，如何使罚金刑得到切实执行也始终是个社会性的难题。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财产刑的规定比原刑法有很大进步,刑事判决中也广泛地适用财产刑，但在其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财产刑判决“执行难”的现象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极大地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严重影响国家刑罚权的实现。

应当说，财产刑执行难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

正如台湾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根据犯罪学的研究得知，犯罪人口之经济收入较一般普通人口人均为低，故罚金刑常有难以执行或者未能执行之情事发生。

笔者认为，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财产刑“执行难”，必须对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寻找问题之所在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才能使财产刑执行彻底走出困境。

一、财产刑的执行现状
“财产刑”一词是一个学理概念，刑法对其具体含义并无明文规定。

财产刑是对刑事犯罪被告人的财产处罚，亦是一种刑罚方法。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财产刑有两种：罚金和没收财产。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家所有的一种刑罚方法。

据统计，修订后的刑法中共有182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59个条文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分别占刑法分则条文的51.85％和16.81％，可见财产刑已成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实践中，法院适用财产刑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司法的弹性和法律适用及执行上的主观随意性，影响了财产刑刑罚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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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财产刑随意性大，没有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这突出表现在罚金刑的适用上。

刑法总则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而刑法分则对罚金又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规定了罚金的数额幅度或规定了罚金的比例及倍数；二是对全部的单位犯罪及部分自然人犯罪判处罚金刑数额未作具体规定。

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罚金刑数额采取无限额罚金制与限额罚金制相结合的方式。

对于限额罚金制实践中易于操作，但对于最普遍的无限额罚金制，因为总则和分则都无具体标准，容易出现判决畸重畸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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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影响财产刑执行效率。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强制执行法，对于生效判决的执行规定也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

财产刑的执行属于刑罚的适用，属刑事诉讼法规范范畴，但，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仅有几个条文设计了财产刑问题，只是明确了人民法院是财产刑的主要执行机关，但对于法院内部如何分工、执行的具体程序如何、可采取何种执行措施、其他扣押财产机关如何配合法院执行等等都没有很具体的规定，影响实践中的执行效率。

（三）相关配套制度缺乏，对扣押财产移送不规范。

按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犯罪人犯罪所得及个人财产一般须经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后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其同时又指出如确认属被害人所有且急需返还的，可由扣押机关发还。

在实践中，扣押机关常常在刑事案件未生效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物，其中将不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发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扣押财产不处理也不移送，从而造成判决生效后无法执行财产刑。

（四）罪犯财产状况不清，增加财产刑执行难度。

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的方向是查清犯罪事实，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不询问，也不调查取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按照审限必须在一个半月以内结案，为体现司法打击犯罪的效率，原则上结案期限都控制在一个月以内，繁重的审判任务使法官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不可能去亲自调查，导致从司法程序的开始到终结，罪犯的财产状
况都是一笔糊涂账。

加之多数财产属罪犯与其亲属的共有财产，犯罪分子家属在判决生效后不可能予以配合，更使罪犯个人财产难以查清和区分。

（五）执行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执行周期不确定。

刑事诉讼法对于财产刑的执行期限无原则或具体的规定，法院裁判文书判处财产刑的条款中一般都写明了执行的期限（要求在判决生效后一定时间缴纳），但由于实际执行工作没能跟上，这种努力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执行期限的不明确和执行的不力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判而不罚使财产刑的的适用流于形式，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性，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

二、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
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立法和制度的不完善，也有观念上的不足，笔者将其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观念认识不足，执行缺乏动力。

中国的传统观念受到“报应刑”的影响，素来有“打了不罚”的重刑轻罚思想。

对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

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是附加刑，人们自然地认为其惩罚性与主刑有着本质的不同，认为刑罚能否得以实现就取决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实现与否，从观念上对财产刑有着一种天生的排斥。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对财产刑的判决、执行状况无人关心。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执行动力的缺失。

此外，我国的传统观念几乎把（单处）财产刑和古代“以钱赎刑”划上了等号，把财产刑和自由刑对立起来，有
时甚至成为人们批判司法裁决不公的一个理由，这无疑也影响了财产刑应有作用的发挥。

（二）不考虑罪犯的支付能力，没有可执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