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是什么啊

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是什么啊，百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在东西方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受到诸多外国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它们大都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使得中国的近代教育打上了深深的“外国烙印”。

在这些印记中，杜威及其教育理论影响甚至风靡中国近代教育几十年，可谓热闹之极。

这种热闹为我们今天思考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足堪品味的深沉意蕴。

杜威，20世纪世界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于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在我国盛行一时，对中国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杜威的许多重要著作，在当时被译为中文，尤其是《民主主义与教育》，更是作为师范院校和教育系科的教育学教科书及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被广泛使用。

杜威的一些教育观点，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也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热门词。

胡适曾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从1912年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开始，到1919年杜威来华之前，杜威的教育思想已在我国有所介绍。

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学术团体的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到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冲击、震撼着中国的教育界，对中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当代的很多教育界人士大都从积极的角度来分析、阐释杜威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但是，在这些肯定声音的背后，笔者认为我们也应抛却热闹的历史的光环，进而客观分析和杜威相关的这段中国教育历史。

一、对传入背景的再认识在杜威的教育思想几乎吹遍中国的神州大地之前，我国的教育一直处于日本的教育影响之下，当时日本受西方影响而兴起的新教育运动及其思潮，对我国民初的教育产生了直接和广泛的影响。

但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后这个邻邦弹丸小国狼子野心的日渐暴露，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国人尤其是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认识到；日本是“破坏东亚平和，吞并中国领土之戎首”，“日本是比欧美帝国主义更为残酷的帝国主义”。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行径，“正是逼迫中国人仇恨日本，接近欧美的原因” 。

①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所钦慕的君主立宪制的日本，逐渐被冷落，继而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遥远的美国又吸引了中国人好奇与求知的目光。

而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对这块神奇的土地充满了觊觎之心，它在展开对华全面扩张的的同时，亦没有放松利用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渗透和对中国学务的过分关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吸引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当时有一位在中国40年经历的美国商人兼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全文引录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

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末，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②是时，美国的教育界人士已经注意到中国留学生的流向问题，进而呼吁本国政府及早关注中国的教育制度，其目的同样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

然而，当时中国的教育界人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不甚明了，如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1917年参观北京清华学校发表演讲时说：“美国以正义为天下倡，特别退还赔款，为教育人才之用，吾人因感其诚而益信人道主义终可实现。

”③此后，中国留学生居在美外国留学生之首位，为97个国籍留美学生总数的20.79%。

④以后的历史也证明，留美学生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教育领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大多成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主力军。

就中国国内而言，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猛烈抨击传统的思想和道德。

反映在教育界，即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而发源于美国，以标榜民主和反传统自诩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正引领着当时世界教育的潮流，因此，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的这块干渴的土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传入，似乎就有着久旱逢甘霖的功效。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特殊情况，也不能否认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一腔热诚，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隐藏在热情背后的诸多短视与冲动。

正如当时的一则“余谈”所言：“昔日之言教育者，曰日、曰英、曰德，今日之言教育者，曰法、曰美；昔日之言教育者，曰养成立宪国民，今日之言教育者，曰养成共和国民；言立宪故曰日、英、德之学制，言共和故取法、美之学制，此今昔之所以不同。

”⑤因此，在变速过快的时局之下，教育界对国外教育思想的引进和吸收，也常常呈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

漂洋过海而来的杜威教育思想，在这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虽然，有着轰轰烈烈的宣传声势，但其学习大都停留于零敲碎打，其精髓自然不能被领会。

在杜威访华10年后，由德国、波兰、英国和法国等组成的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考察。

在“考察报告书”中，考察团指出了中国教育现状中“肤浅的美国化”倾向，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国家教育上负有责任之官吏，竟将美国教育与现代教育制度视为一物。

彼等对于中国之旧教育制度，不但认为陈腐，急需改革，并谓其具有罪不容之性质。

故不经任何过渡之措施，即将美国之教授课程与方法，代替中国千百年来之智慧与学识。

趋极端者，竟愈目睹中国之美国化而甘心“。

⑥这个评价虽有所偏颇，但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深思：对杜威教育思想学习的立足点到底是什么?中国的近代教育又怎么会徘徊于过犹不及的怪圈中呢?下面笔者通过对杜威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的简要阐述,以期重新呈现历史并反观于现实。

二、对影响的再认识上文提到的在庚子赔款资助下的留美学生，于1914年陆续回国后，有许多人担任了教育界的各种要职。

而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最为突出，这些杜威的弟子既在其师的影响下在中国教育界成就了一番事业，但也在其师的影响局限了他们更大的发展。

首先，在没有认清中国社会形形势的前提下，盲目奉行杜威的“改良论”，从而使得自己的教育理论脱离实际，流于空疏。

这其中以杜威的高足胡适尤为突出，师承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的胡适，可以说其一生是杜威思想矢志不逾的追随者。

胡适以实用主义的政治改良主义为指南，提倡教育救国。

他始终信奉的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是杜威思想的全盘引进，用其师的原话就是“东一块西一块零零碎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世界。

但是要再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块的。

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胡适对当时的学生运动始终是唱低调的。

他认为“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胡适也加紧了对“教育救国论”的宣传，“五卅运动”发生后，他又撰文指出：“救国是一项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

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

⑧在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他又明确表示：“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

……如果青年人不能接受这样恳切的劝告，他们决不能避免社会的轻视与厌恶的。

”⑨以后，在抗日战争的危急关头，在两个中国命运之争的紧要时刻，胡适依旧奉行“教育救国论”，其教育思想也就越来越远离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进而空疏无用。

正如恽代英所说：“他们虽开口闭口总说教育救国，然而他们专给学生一些不痛不痒的学术品性。

结果或禁学生过问国事，或引得学生只知羡慕外人、蔑视自己，并养成学生一些消极态度；再不然，亦只是使学生习染一般虚骄浮夸等恶习，究于救国全无益处”。

⑩其次，学习内容大都流于表层化，对其真正精神缺乏领悟。

伴随着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的各个领域的彼此呼应、互相推动，对当时的教育改革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从以儿童中心论为基础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对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影响就可见一斑。

设计教学法发起于美国，其步骤与杜威的思维五步术有着很深的渊源，正如当时国人所认为的，“要知设计教授法，亦是由从杜威博士…学校即是社会，教授即是生活‟的学说，推阐而出”。

⑾我国早在1916年到1918年间，就进行了一些类似设计教学法的尝试，并于1919年正式研究和试行教学法，接着很快在全国教育界兴盛起来。

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产物的“道尔顿制”其理论来源之一即杜威学校社会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它也是伴随着杜威来华而逐渐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在一味的热情和急切心理的作祟下，当时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认识更多的是肯定，而忽略了教学方法自身存在的缺陷。

诚然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与中国传统的教学法相比，注重了儿童在教学中的主体性。

但是，它也因为这个原因，对教师的作用就有所忽略，并使得教学过程流于散漫，教学内容缺乏体系。

正如沈百英所说的：“进了课堂，我对学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后你们要学什么就学什么，你们要学什么我就教什么”。

⑿又因为在教学中过分强调直接经验，凡事都要儿童自己去体验，因而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等等。

所以这两种教学法虽迎合了中国教育之需，但终究未能长久传播，转化为真正适应中国教育发展的原因就是：倡导者没有认清中国特殊的国情，在经济极为落后物质极为匮乏的情况之下，而单纯来“嫁接”其教学方法，所以只能是徒有其名，以夭折而告终。

兹于此，我们不禁会说：近代的中国教育因为对杜威教育思想中经验和主义的关注，而忽视了其思想中对我国教育发展更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当杜威体会到中国教育家学习别国的迫切心情时，指出；“……教育必须根据国家的情况，考察国民的需要，而精心定之。

决不可不根据国情，不考察需要，而胡乱地仿效他国，这是没有不失败的。

这一点是中国一般教育应该注意的。

”⒀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国的教育决不可胡乱摹仿别国。

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摹仿都只能学到别国的表面种种形式编制，决不能得到内部的特殊精神……所以我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一种参考材料，如此说去，方才可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⒁但是，中国的近代教育恰恰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少思考这些中肯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