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秘扇

《雪花秘扇》民族秘史背后的文化隐喻电影《雪花秘扇》以一种神秘古老的中国文化“女书”为线索，讲述了两位女子的前世今生。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性的文化以及民俗符号，无疑以民族奇观的形式向西方观众展现了一种想象中的异样的文化。

在女性叙述人的视角中，四位女性角色成为事件的推动者，建构了一个女性叙述主体的文本世界。

时空转换中，现代是古代的复本，古代也是现代的参照。

电影文本中那些表象不一，看似相互矛盾的文本，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症候。

电影《雪花秘扇》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英文同名畅销小说，影片以小说创作作为女性书写的中介，选取两个彼此平行却又有潜在联系的时空: 横越现代中国的上海与清末战乱的湖南乡村，通过“老同”这条情感线索，讲述了清末和当代上海两段女性之间相知相惜、悲欢离散的情感故事。

由于其强大的制作班底，电影在发片之初就备受瞩目。

然而，遗憾的是这部电影在不同的地域上映呈现出了两种大相径庭的观影效果，在大陆，影片受到冷落，影评人对电影褒贬不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 相反，在北美，影片则受到热烈追捧。

虽然观众一再纠缠于“女同”抑或“老同”，导演及演员也一再费尽心力解释“老同”是“第四种情感”。

但是摒除“女性友谊”之说，那些表象不一，并且看似相互矛盾的文本，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症候。

一、民俗奇观背后的东方主义视角外国作家看中国，永远有个视角问题，他们的视角受他们的视野、兴趣和选择所制约。

归根到底，是由他们自身的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以及观念主张所决定。

这同样适用于华裔导演王颖，作为惟一一个用自己的摄影机镜头记录美国华裔移民心灵历史的华裔导演，他对民族文化、历史和年代的表述都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和敬畏感，电影《雪花秘扇》也延续了他在《喜福会》中一贯的表现主题，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女书”这一核心符号外，还出现了很多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民俗概念。

文化符号如小脚、折扇、昆曲; 民俗如老同、女书、出嫁时的哭嫁歌。

以影像反映民俗文化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艺现象，《黄土地》中腰鼓齐奏的奔放豪情和拜谒祈雨的仪式，《红高粱》中令人叹为观止的酒歌、颠轿、野合和祭酒，《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捶脚、点灯、灭灯、封灯等，毋庸讳言的是民间仪式和民间风俗曾经一度构成了张艺谋、陈凯歌等中国第五代导演影片不可或缺的历史代码和华彩乐章，一系列所谓的民俗仪式的高调亮相成为制造东方民俗奇观和民俗性审美的源泉，从而建立了西方对中国影像和中国文化的认同。

民俗电影中的民俗展示之所以吸引眼球，瞄准的是东方与西方、旧世界和新世界有高下之判的差异性。

赛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中，东方主义( Orien talism) 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 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大部分时间里，“东方”是与“西方”相对而言的。

东方是出于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想象，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地点。

“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与西方具有本体论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

”［1］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如土风、民俗充满异国情调，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而又感兴趣的。

于是“这种被扭曲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是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利结构……”在《雪花秘扇》中，我们看到的精致的秘扇、女书、女同文化，无论是民族风情的服装、配饰，裹小脚时骨头发出的脆声，还是姐妹绣花唱着的《伴嫁歌》，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是一种异域的东方传奇，一种想象中的异样的文化。

二、女性话语呈现的双重编码王颖的旧作《喜福会》以其敏锐独特的女性视角为特点，在充斥父权的银幕上独自书写出一段段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故事、情感。

《雪花秘扇》则以索菲亚出车祸昏迷后，尼娜在病床前读起索菲亚的手稿，一个半世纪前的故事与尼娜的回忆穿插行进来架构本部影片。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百合和雪花的父亲隐而不现，尼娜和索菲亚的父亲的镜头也只是短短的一瞬，即使是“原始粗野”的姜武和“现代优雅”的休·杰克曼，他们的镜头也只是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影片以摄影机视点实施的“女性视角”叙述，虽然并无明确的女性人称“声音”，但不难看到，影片本文实际上是以片中尼娜的视角和心理轨迹来展开叙述的。

当女性叙述人作为“陈述主体”进入影片本文时，这不仅意味着这里要讲述一个有关女性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了故事是由一个女性站在女性视角上来导引、评说和阐释的。

“她”已不再是被讲述的客体，“她”打破了传统男权中心文化规范中必须以男人作为话语主体的神话。

如果说，在男权中心文化中的主流电影将男人看做叙事的动力，如穆尔维的描述“奇观与叙事之间的分离，支持男人的角色作为主动推动故事向前发展，造成事件的人”，那么，女性叙述人的主体性则使这一切有了改变。

在女性叙述人的视角中，这里的女性角色成为事件的推动者、造成事件的人。

从观众观看角度讲，女性叙述主体建构的文本世界，引导着我们进入一个由女性视角观照的女性世界，使我们重新审视女性的尊严、情怀和追求。

隐喻的实质在于借助一类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

隐喻是一种映射，即从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两个领域的具体特征具有系统的本体对应。

隐喻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源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域，用一个范畴的认知域建构或解释另一个范畴。

影片通过隐喻的运用，很好地表达了女性思想。

晚清时，母亲扯动“断裂的脚趾骨”为百合缠足，媒婆看到百合的三寸金莲露出满意的微笑，素未谋面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去亲吻百合的小脚; 现代的上海，尼娜疲倦地脱下那意味深长的高跟鞋，怜惜起自己被现实挤痛的女人的脚。

如果说在古代，“三寸金莲”形体上的小巧刺激男性欲望，这种“恋物癖”造就了一千多年中国女性的悲痛历史，那么在现代高跟鞋对脚的束缚不逊于缠足，然而为了符合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为了成为男性眼中的完美“观赏品”，女性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身体而换取男性的眼光。

时间跨越了几百年，女性身体上的束缚却仍未摆脱，可叹之余更感可悲。

影片中还有这么一个情节，索菲亚常“女扮男装”地混入父亲生前常去的澡堂，甚至将“秘扇”放在父亲的牌位之下，“秘扇”象征的是女性的权利，而“牌位”无疑又是传统社会父权抑或是男权的象征，如果说在古代，女子的一生都维系在男人的存在基础之上，女性只能是夫君的傀儡的话; 那么，在后现代时期，女人可以通过努力完成自我救赎，但是狂野、放纵、追逐的背后却是无限的失落与伤怀，女性自我存在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是向男权俯首称臣，抑或是要求平等?“窥视癖”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心理本能。

弗洛伊德认为“窥视癖”满足了人内心潜意识的需要，人们通过这样来得到性的满足感。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爱情故事》和希区柯克的《惊魂记》中都可以发现偷窥的经典镜头。

在《惊魂记》中Norman 透过墙上的小洞偷窥Marion 换衣，在偷窥这个过程中，偷窥者往往感觉自己比被偷窥者(被物化者) 权力更大，所以Norman 在偷窥的过程中认为在两人的关系中自己占了主导地位。

在《雪花秘扇》中，百合从阁楼上偷窥到雪花和她丈夫的床弟之事，偷窥者从男性换成了女性，被偷窥者变成了一男一女两人，这一幕诠释了鲜见的“女性窥视”，也就是女性变为欲望的主体，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此全部被颠覆。

百合偷窥完，随后做出了抚摸自己身体的情欲反应，在这个文本中，也许我们窥视到的不再是“色情奇观”，而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思，虽然表现得比较含蓄，但这短短的一幕却体现出对女性欲望的极力放大。

三、多重空间蕴含的复杂文化症候电影导演王颖手法上运用了平行蒙太奇让“过去”与“现在”不断地穿插迂回，清末乡村宁静时的粗鄙贫瘠与乱世的狼烟焦土，当代上海高楼大厦的华丽与弄堂小巷的琐碎相映相衬。

在空间想象的背后，是想象的主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

在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表述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 “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

”“女书”作为古代一种静态的语言，不仅是传达女性思想的重要媒介，抵抗封建父权的象征，在影片中也成为古代中国的想象介质。

王颖导演用宽屏幕大景深的效果，拍出了古代湖南农村的静谧与祥和。

静态的画面缓慢的节奏中流露出淡淡的怀旧意味。

按照斯威特兰娜·博伊姆的说法，怀旧是对现代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概念的叛逆。

那么19 世纪中国的斑斓图景，无疑是现代时空借以自省的镜像。

与古代的古朴浑然相比，现代在镜头下被放大为一连串碎片的混合: 在20 世纪的上海，电影叙事节奏明显加快，画面也动感起来，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同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并处;标准的英语会话与流畅的汉语对白相杂; 传统的越剧唱腔与现代的电子舞曲相伴; 而操着地道上海话、标榜品位的本地“贵族”早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就职于跨国公司、会多国语言的现代白领。

上海，这座中西杂陈的“现代大都市”，以一种十分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整个“现代中国”的缩影。

此外，不管是在电影的制作方式上，还是在电影文本的运作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雪花秘扇》另外一个空间———跨国空间的存在。

在电影制作上，跨地区、跨国界的创作班底组合，多种国籍的明星加盟，电影表达全球想象的企图已略显一二。

在电影文本的意义上，该影片在影像上尽管没有直接呈现视觉上的跨国空间，但是在叙事层面不管是尼娜要尾随外国人男友去美国开拓事业，还是索菲亚及其父亲的韩国人身份，无疑指涉了跨地区、跨国界意义的多重城市、国家空间。

语言是文化的标识，这部间杂着汉语和英语对白的影片，在听觉元素的表象上就呈现出了两种文化的不同表征，这种建构同样给观众提供了异国想象和全球想象。

全球想象，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中国想象，这种想象的交汇，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产物，或者说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充满张力的矛盾的产物。

根据电影原著后记表述，是“女书”———一种仅在女性间使用的书写系统，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女性共同体激发了作者邝丽莎的灵感，促使其写下了小说《雪花秘扇》。

那么，当这部英语畅销小说被华裔导演王颖搬上屏幕时，在一幅民族秘史画卷展开的同时，这背后的东方主义视角、女性话语书写以及多重的文化意味同样值得我们好好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