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真实再现”手法的运用

纪录片“真实再现”手法的运用
李茵
(广播电视MFA 学号112420055105003)
在我国影视界，“真实再现”这种手法一直饱受争议，但在现今的影视作品创作中，“真实再现”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电影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乃至电视纪实类节目或栏目中。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电视台几乎所有的纪实类栏日，均存在着或曾经不同程度地运用过“真实再现”这一手法。

那究竟什么是“真实再现”？它就是指运用“扮演”等虚构的方式将曾经发生过却没有记录下来的情景、事件重现出来，并把它运用到非虚构的电视节目中去的技术手段。

“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从形式上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重演，也叫摆拍或补拍；是由纪录片中的特定人物，按编导的要求对自己的过去的特定的真实生活片断进行重演。

据我国老一辈纪录片摄影师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时，先遣部队中并没有随军摄影记者，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组解放军战士跑入总统府、房顶上国民党党旗被抛落而下、战士们振臂高呼的经典镜头也是后来补拍的。

二是扮演；是由演员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行为进行扮演。

这种扮演在纪录片《金字塔》中再现塔顶巨石安装、《望长城》中再现烽火传警、《姊妹溪》中再现搭建盐卤栈道等中都有表现。

三是运用相关镜头，达到再现的目的。

这里说的相关镜头包括：借用的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以至电视戏曲片、电视艺术片的镜头和带有一定喻意的空镜头。

纪录片《中华文明》中，有一组司马迁写《史记》的镜头，采用的是一段戏曲片中司马迁在放有正在撰写的《史记》的几案前深思的镜头。

“真实再现”之所以能在纪录片中找到生存土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原始影像资料的匮乏。

这种原始资料的匮乏，在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纪录片中，在追溯回眸类的纪录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06年度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圆明园》，就采用时间拍摄顺序向观众讲述了圆明园的开始建造，扩建完工直至毁灭的全部过程，也为观众展示了清朝由盛到衰的历史。

影片中的人物涉及到了康熙、雍正两位历史上的伟人，利用人物饰演外加三维动画技术来“真实再现”了历史，影片中还穿插一个在中国生活半个世纪亲眼目睹并参与了圆明园的扩建过程的外国人郎也宁，此举更增加了影片的真实性。

《圆明园》颇具争议性的表现手法和效果传达的震撼力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真实再现”也是该纪录片运用到最多的手法。

一、演绎的再现：虚拟表演与真实性
按照苏联纪录片大师吉加·维尔托夫的说法，纪录片是一种“无演员无布景无剧本无表演”的电影。

言下之意，没有“四无”免谈真实。

显然，《圆明园》是“四有”的纪录片。

影片中每个活动影像都不可能拍自古人。

影片只有各类演员：从康熙、雍正等清代皇帝，皇太子、宫女和太监，到郎世宁、王致诚等传教士，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双方的数万将士。

而在这些演员中，只有少部分由真人扮演，出现于群众场面和战场上远景、后景中的大量演员是电脑特技“无中生有”的。

有了演员，自然也有表演。

当然，根据历史人物流传下来的图像资料，挑选演员时考虑了“形神兼备”。

不过，导演在表演调度中的痕迹还是清晰可见，以致形成了按主题演绎的表演模式：皇帝的冷、太监的谄、宫女的卑、联军统帅的骄。

另外，视点和道具亦参与表演，以营造圆明园设计、建造、使用时的美感和惨遭洗劫、焚毁时的痛感。

死者不会说话，《圆明园》没法同期声录音。

影片中的人声一类是外国人带着浓厚洋腔夷调的普通话，一类是全知全能的正统解说，再一类是给郎世宁引路的太监等人恍若来自阴间的说话声；音响，如马蹄声、流水声、枪炮声，和音乐，都是后期配上的。

如此看来，《圆明园》难道没有真实性？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已超越了前人的想象能力，影响到了记录片的创作手法。

以往我们对记录片的理解就是跟进、长镜头、同期声的运用，如今在圆明园这部号称中国第一部诗史风格的数字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三维动画等现代传播技术的运用。

本人认为表现手段、技术因素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技术为我们还原了不可企及的历史画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场视觉盛宴，同时正是由于技术的完美再现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体会到了更多的韵味。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震撼力根源于事件的内核，技术只是增加了这种感觉，不是“再现”激动人心，而是“再现”后的圆明园触摸到了人的心灵。

试想一下现在已经有了接近真人效果的四维动画，如果利用这种技术仅仅再现一个平凡的场景，它能给我们如此的震撼吗？我想不会的。

内容、品位与技术的有机结合才是最大的“看点”。

在这样一个注重视觉与形象的时代，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首先吸引大众“看”固然重要，但最终征服大众还是要用心，要立足于满足大众深层次的文化需求。

最有争议的莫过于真人表演的运用，这涉及到一个古老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记录与真实。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真实是记录片的本质属性，记录片就是因其具有的真实性而自成一系，与其他艺术形态相区别获得生存的意义。

记录片必须以真实事件为依托，这是基础。

但是在我们苦苦追求记录的真实效果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前提的界定：记录必须真实，但什么才是真实？真实无准则，我们又依据什么评断记录的真与伪呢？
二、避免出现“最终结论”的问题
数字时代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真实再现”既要确保非虚构性，也要避免出现“最终结论”的问题。

由于纪录片的篇幅容量有限，不可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全景式的历史，而得选择典型的情节、人物、细节等来组建创作者的主题。

在纪录片中，作者在表现和探讨的是“历史的可能”而不是“最终结论”。

这要求纪录片创作者在叙事中尽量避免简单化的围绕“最终结论”组织素材。

创作者展现的是开放的设想，是可能性。

《圆明园》的叙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最终结论上的：展现满清政府在盛世太平中建立了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展现中国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尽管圆明园后来由于国家落后，被英法这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付之一炬了。

全片时长90分钟，有35 分钟没有说明是数码技术重现的圆明园。

尽管导演大篇幅的渲染，极尽笔墨，饱含自豪与抒情，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圆明园。

传播效果上，让观众容易深陷其中，在观看中无形地剥夺了观众心目中对圆明园的想象。

特别是当这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在侵略者们蹂躏中付之一炬，那种过于感性化的民族主义就变得格外强烈了。

而社会效果上，除了产生如同敬一丹所说的效果“只要是中国人，就会被这部电影感动”外，什么也没有。

而这正是数字时代纪录片“真实再现”要避免的倾向。

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丰富了纪录片“真实再现”的内容，创作者追求纪录片的真实再现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有利于纪录片自身潜质的开发。

但各种真实再现的方式只能是纪录片的一种创作手法,是达到创作者意图的表现工具，而不是目的。

因此，如何处理好纪录片艺术与真实的距离尺度问题，则是在运用“真实再现”时应该考虑到的。

结语
“真实再现”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手段，是为充分表达思想、丰富传播效果而采用的一种工具。

此种方式的运用力图向人展示一个鲜活的历史，它不是对历史的否定，没有对基本史实的曲解，只是多元解读的一种方式。

但我们需承认，对真实再现的运用应该谨慎而有度，不能超越尊重基本史实的底线。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真实观，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真实，哲学上的思辨存在是允许的，但现实中我们仍需“真实”信念的存在，如果一切都是虚无，人只能陷入一种无意义状态。

生存的无序与无意是不可想象的。

一切无定论，在“度”的范围内回旋，纪录片的创作才会有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