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补贴案中国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探讨

美国反补贴案与中国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探讨摘要：WTO法律框架中的补贴制度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大影响。

美国对我国提起的反补贴调查也有很多涉及到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对WTO法律框架下的补贴的阐述为切入点，对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在相关调查中的应对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WTO ；补贴；税收优惠自2006年11月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展开反补贴调查开始，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拉开帷幕。

其中多数案件涉及到对企业所得税减免的申诉。

本文旨在通过对SCM协议中补贴的构成要件以及美国对华反补贴裁决理由的分析，结合我国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1 WTO对成员方补贴行为的规制及目的 1.1 补贴的影响补贴是国家在经济政策中经常运用的方法之一。

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相关产业进行资助，使目标产业的生产成本或者费用减少，从而达到扶持目标产业，或使目标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优势。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国家对出口生产商进行财政支持，旨在降低生产商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种价格优势。

由于补贴对进出口贸易的扭曲作用，GATT1947在第6条和第16条中将对补贴问题的规制纳入多边国际条约。

随后，由于世界经济的衰退，补贴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在1979年“东京回合”谈判中，补贴及反补贴措施成为重要议题。

各成员方最终达成《补贴与反补贴守则》。

该守则规定了补贴纪律，明确禁止对初级产品的出口补贴，这种禁止可以看作是禁止性补贴的雏形。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全面启动，各成员方最终达成了SCM协定。

该协定有32个条款和7个附件，明确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补贴提供了不同的救济方式。

1.2 WTO对补贴行为的规制SCM 协定首先规定了“补贴”的定义：“如果有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或收入或价格支持，并且因此给予了利益，则可认定存在补贴”。

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协定的解释和应用中可以看出，补贴有三个要件：（1）补贴必须是一种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

此条的意图在于不将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认为是补贴，只将补贴限定在提供财政资助的政府行为的围。

专家组在“美国—限制出口”案中指出，第1.1条中对于财政资助的列举是穷尽性的。

财政资助既可以是资金的直接转移，也可以是税收优惠等间接转移。

（2）这种财政资助必须授予了一项利益。

专家组在“美国限制出口”案中指出，利益和财政资助是确定是否存在补贴的两个单独的要件，不能认为财政资助直接导致利益。

在“加拿大飞机”案中，专家组指出判断财政资助是否构成利益的标准是财政资助是否使得接受者处于比没有接受财政资助时更有利的地位。

其中，市场是判断接受者地位是否更有利的基础。

（3）专向性。

SCM协定第2条将专向性分为3种：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以地域为标准的补贴；禁止性补贴。

在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中，第2.1（a）条和第2.1（b）条规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

第2.1（a）条规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的一般情况，即如果成员方立法将补贴的获得明确限于某些企业，则此种补贴应属专向性补贴。

第2.1（b）条列出了一种排除情况，即如果成员方立法制定了获得补贴的客观标准或条件，其该标准和条件得到严格遵守，则不存在专向性。

第2.1（c）条规定了事实上的专向性。

当适用（a）项和（b）项规定的原则表现为非专向性补贴，可考虑其他因素认定是否构成事实上的专向性补贴。

2 WTO反补贴规则对税收优惠政策规制第1.1条同时列举了几种政府财政资助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放弃或未征收在其他情况下应征收的政府税收”。

在“美国外国销售公司”案中，专家组首先指出判断是否“在其他情况下应征收”应当依据实质上的情况。

上诉机构肯定了这一观点，同时指出应当同时尊重各成员方的税收主权。

同时，专家组提出针对特定法人的税收减免情况，如果不是该法人符合该减免的条件，则应当对其征收税收。

上诉机构在此案中认同了这一测试，但是同时表示该测试在运用时应当结合特定国家整体税制的综合情况进行考量。

3 美国对华反补贴案对中国税收补贴的认定2007年2月，我国首次受到其他成员方就出口补贴问题向WTO提出的申诉，该申诉由美国提起。

最终，我国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我国承诺在2008年1月1日前永久性取消美国所指控的出口补贴。

2006年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展开反补贴调查开始。

自我国承诺取消禁止性补贴之日，也就是2008年1月1日，美国对华展开的反补贴调查更甚。

从美国对华展开的反补贴调查来看，其反补贴申诉主要针对以下几点：（1）企业所得税的减免；（2）增值税退税或者进口关税退税。

其中，针对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反补贴申诉可以分为两类，2008年1月1日之前和之后的案件。

3.1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的主要特点就是，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的申诉，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多从专向性上做出抗辩。

这些抗辩毫无例外的全部被认定为不能成立。

美国在柠檬酸和柠檬酸盐反补贴案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只适用于非国企业，根据联邦法律，应当认定这种税收优惠是给予“特定企业”的。

虽然在之前的案件中，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对“中小型企业”的税收优惠不具有专向性，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是不同的。

3.2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有些没有对税收优惠进行申诉，有些案件涉及到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但是申诉方和应诉方争议的焦点是2008年1月1日之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是否终止。

我国没有进行抗辩。

美国对我国在2008年之后终止税收优惠的做法的态度是判断这种调整是否是构成《美国联邦规则》中规定“项目终止”。

确定这种“项目的改变”是否构成“项目终止”的标准为：被终止的项目不存在“剩余利益”，并且目标项目被终止后，没有“替代项目”代替被终止的项目构成补贴。

以现在美国在对华反补贴案中的做法，被终止项目是否存在“剩余的利益”是美国针锋相对的焦点。

对这一点的反驳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第一，缺乏证据证明旧的税收优惠制度已经终止。

美国在多个案件中认为，我国政府在实地核查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被终止项目不存在剩余利益，例如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及零部件反补贴案。

其中在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及零部件反补贴案中，美国贸易委员会指出，“美国调查官员在进行实地核查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供证明增值税超额退还不存在的证据，但是税务官员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明。

在向家山市税务官员索要证据时，该税务官员认为提供这样的证据会泄露商业秘密，因此拒绝提供。

”因此，美国认定在证据不足，并且中国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认为项目终止存在“剩余利益”。

我国政府在钢格板案中提供了《关于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但是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我国政府提供的这份文件与其要求不对应，不予采纳。

第二，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旧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过渡安排。

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采用了一种过渡安排。

美国认为这种过渡安排仍然赋予相关企业“剩余利益”。

但是美国对于这个观点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

例如，在柠檬酸和柠檬酸盐案中，美国贸易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在项目终止日期之后仍然赋予相关企业利益”，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论述。

美国贸易委员会在多个案例中还强调“项目终止”是普遍的，意图排除单个企业提供的证明利益不存在的证据的适用。

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即使能够证明某个企业在项目终止日期之后没有收到税收优惠的利益，但是其他企业仍然能够收到税收优惠的利益，因此项目终止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美国联邦规则》的要求”。

美国贸易委员会在钢格板案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综上所述，现在美国对我国的反补贴案件中关于税收制度的申诉主要是关于我国旧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过渡安排。

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旧的税收优惠制度具有专向性。

4 国外对华反补贴的应对4.1 立法上的应对综上所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关于税收优惠的过渡安排被认为是税制改革不完全的标志。

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税收优惠制度。

第27条规定：“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从该条规定来看，3、4项规定的所得税减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环保、技术发展。

符合《SCM协议》第8条不可诉补贴的规定，但是由于不可诉补贴的条款失效，因此这些补贴都落入了可诉性补贴的行列，这两项有可能和前两项一样遭到可诉性补贴的申诉。

这些有关税收优惠的条款在法律上没有与出口实绩相联系，不违反WTO项下有关禁止性补贴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审批标准的不透明，可能会构成事实上的出口补贴。

4.2 应诉策略据上所述，专向性的认定问题是是否构成补贴的一个基本点。

由于我国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因此适用属于SCM协定第2.1条规定的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

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及其过渡政策明确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因此应当适用第2.1（a）条和第2.1（b）条规定的法律上的专向性。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抗辩：（1）专向性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对“一组企业或产业”的理解。

SCM协定中并没有对“一组企业或产业”进行进一步解释。

有学者考察了GATT的缔约历史，指出了缔约方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共识，即“该协定所指的专向性是与产业专向性密切相关的。

”在实践中，专家组在报告中涉及到专向性问题时更倾向使用“产业”这个词。

而美国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不同，因此具有专向性是与合理的解释不相符的。

（2）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过渡性措施都是在立法中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并且在执法中得以严格的遵守，符合SCM协定第2.1（b）条规定排除情况。

我国在美国对华铜版纸案中也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抗辩。

美国认为一旦认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是否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

很显然，美国的论述是与SCM协定相左的。

SCM协定第2.1（b）条规定，如果成员方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获得补贴的“客观标准或条件”，相关主管机关有义务对“客观标准或条件”进行调查。

如果这种“客观标准或条件”符合第2.1（b）条的规定，应当将这种情况作为排除情况，认定补贴不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

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我国政府经常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适用不利的法律规定，还经常因为不合作进行调查面临着被适用“可用的不利事实”的危险。

因此，我国在反补贴的实践中，应当一方面注重我国法律法规的合规性，一方面也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