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互补：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有益启示

儒墨互补：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有益启示作者：任仕阳来源：《唯实》2017年第01期如何在“中国梦”大背景下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我们认为，积极构筑儒墨互补之桥梁是实现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有益尝试与可能路径。

儒家与墨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价值绝不在于“博物馆化”地展现古老文明曾经的辉煌，而在于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

这是儒墨两家之“天命”所在，也是中华文化之“天命”所在。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儒墨两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之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及技术、制度设计，为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动提供有益助力。

一、儒墨异同与理论分疏儒墨并称“世之显学”，堪称先秦诸派中的双子星座。

两派在尊贤、修身、仁义、义利、忠孝、节俭、天命鬼神、礼乐制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意见，尤其在“爱人”上持不同主张。

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

“仁爱”、“兼爱”，可谓中华民族关于爱的最具智慧的阐释，但这也是儒墨之根本分歧所在，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丘贵仁，墨翟贵兼。

”总体看来，儒家提倡之“仁爱”与墨家提倡之“兼爱”存在三大差异，同时亦有三大共性。

就差异性而言，其一，具体内涵不同。

儒家向来重情理、重血缘亲情，这集中体现于儒家的“仁爱”思想。

毫无疑问，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即由血缘亲情之“亲亲之爱”推广到“泛爱众”之爱，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推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宋儒张载所讲的“民胞物与”。

比之墨家主张的“兼爱”，儒家提倡的“仁爱”并不显得格调不够，在天地境界与宇宙情怀观照下，儒家“仁爱”反而多了几分人情味，“直在其中矣”。

墨家“兼爱”之“兼”试图赋予“爱”一种普遍的形式，但却忽略了人之常情。

其二，思维方式不同。

儒家重直观、重体悟，墨家则重逻辑、重科学。

儒家“仁爱”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并上升至实践理性，通过修养进而体证道德本体，通达理想的道德境界，这种思维方式是内在的、超越的，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而墨家“兼爱”则与此大为不同。

我们知道，墨家逻辑思想的基本范畴是“类”与“故”，在墨家看来，既然人皆同类，那么都应该“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所以墨家批评了儒家提倡的“爱有差等”观念。

实际上，儒墨两家关于爱的智慧如此不同，在基本内涵不同的背后，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迥异。

其三，理论指向不同。

儒家“爱有差等”之“仁爱”指向“礼治”，而墨家“爱无差等”之“兼爱”指向“法治”。

孔子儒学以仁为总纲、以礼为中心，奠定了后世儒学之基本规模、核心范畴与价值取向，通向礼乐文明。

墨家主“兼爱”、倡平等、黜特权，因而主张法治而废除礼治。

此外，墨家“兼爱”的落脚点并不在自身，它指向“交相利”，“兼相爱”与“交相利”是一贯的，这与儒家“仁爱”主张有所不同，这也反映在儒墨两家在“义利之辨”问题上的差异。

实际上，这种理论指向的不同体现了儒墨两家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殊，儒家思想中有很多内容是超功利的，体现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墨家则更多地具有一种功利主义倾向，是现实主义的。

与此同时，儒墨两家关于爱的智慧亦有三大共性。

第一，强烈的社会关怀。

儒墨两家的思想主张都是针对现实社会的“千疮百孔”来“开药方”、“治治病”。

儒家思想讲究内圣外王之道，由内圣通达外王，这一点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都有过诸多论述。

儒家“仁爱”学说的理论指向是建构一个治平之世，实现《礼记·礼运》篇中所规划的“大同之世”。

同样地，墨家也讲治世，“兼爱”的提出就是要医治社会病态，改变社会现状。

我们承认儒墨在社会治理方案上存在差异，但儒墨两家解决社会问题、治理攻伐社会的社会关怀是一致的。

第二，一贯的民本倾向。

儒家一向主张“仁民爱物”、“爱民如子”，民本思想是儒家“仁爱”主张的内在向度，《尚书·五子之歌》首提“民为邦本”，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有“君舟民水”说，明儒黄梨洲先生讲“天下为主，君为客”，在我看来，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民本思想史。

墨家“兼爱”思想也有着浓厚的民本倾向，倡导“爱利万民，爱利百姓”，与儒家一样也主张“尚贤”，征召贤良之士。

第三，明显的务实偏向。

儒墨两家都不主张建立一个纯粹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务实，扎根于现实世界。

儒学又称“实学”，注重经世致用、躬行经世，“仁者爱人”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

相对而言，墨家较儒家来说，更注重实效与结果，而儒家在注重效用的同时更为强调人文性与超越性。

但儒家“仁爱”主张与墨家“兼爱”主张具有明显的务实偏向是相同的。

毫无疑问，从核心范畴来看，儒墨两家并非截然对立、毫无共性的两大学派，所以韩愈讲“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职是之故，今天我们应该“求同存异”，探索儒墨之间更多的共同性与相通处，推动两大学派进行多层次、有广度、有深度的交流对话。

二、儒墨融合与理论定位西汉武帝以来，儒术逐渐独尊，墨家则被罢黜甚至中绝两千多年，这是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型构过程中未能避免的一大遗憾。

近世以来，在向现代大转型的背景下，儒家屡屡被推上审判席，成为思想上、知识上、文化上的讨伐对象，墨学则作为儒学的对立面而不断受到包括孙中山、毛泽东等时代巨人的褒奖。

那么，儒家的独尊与墨学的中绝，究竟对中国这一庞大的文明体的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就儒家思想的独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而言，我想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中华文化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明体，是融儒佛道为一炉的共同体，这离不开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独尊，独尊保证了文明的统一性。

当然，儒学向儒术的转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批判的儒学与制度化、意识形态化的儒学是有根本区别的，应处理好学术独立性与意识形态助力间的关系。

第二，中华文化的延续性。

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一轴心时代，东西方不约而同地诞生了一大批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古圣先贤与文明奠基者。

作为“轴心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历史相续、从未断绝的文明形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学的定于一尊，正是这种独尊确保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第三，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与主流，但并不妨碍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由儒、佛、道所构成的庞大的文明体，三者共同构成这一文明体的底色。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而是诸思想、诸宗教和谐共处，这就是儒家思想讲究“和谐共生”对中华文明包容性形成的助力，使得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

当然，这种包容性是有其根本前提与历史限度的，即不能损害儒学一尊的现实地位，只能为我所化而不能为之所化。

第四，中华文化的崇善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议题是伦理道德，其定于一尊的现实地位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华文化的崇善性。

这种崇善性也就是中华文化的道德性，与智性文化不同，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性文化，崇德向善、尚仁尊义、守礼重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

与儒家一尊不同，墨家则式微，这种式微体现为墨家学派的中绝与墨学精神的衰退，这对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具体表现为中华文化的四大缺失。

首先，学术生态多样性的缺失。

从汉以后1800多年的墨学研究历史来看，《墨子》一书的校雠、注疏、集注类著作寥寥无几，更说不上什么儒墨争鸣，直到清中期才有抬头之势。

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必定是多样的，而墨学中绝对于活跃传统学术生态显然是巨大损失。

其次，思维方式多元性的缺失。

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同，墨家重逻辑、重科学，强调应用性、实用性，而墨家学派的中绝与墨学精神的衰退使得中华文化在思维方式的多元性方面大为欠缺，也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对话时有一种隔膜，今天墨学研究的兴起有利于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理解。

再次，理论方法丰富性的缺失。

儒家讲究生命体验与内在体悟，而墨家与此不同，即后世所谓“墨辩”，这在《非命上》、《大取》、《小取》等篇中有诸多论述。

墨家有所谓“三表法”，包括“本之”、“原之”、“用之”，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理论方法的认知路径，可以说是一种唯物主义认知形态，注重经验事实的分析、归纳，强调科学论证。

墨学中绝对于中华文明理论方法丰富性来说是一大缺失。

最后，文明形态综合性的缺失。

我们习惯于讲中华文化是由儒、佛、道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但墨家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逻辑思想，在思维方式、理论方法、价值取向方面与儒、佛、道存在较大差异。

显然，墨学的中绝有损中华文明这一文明形态的综合性。

既然如此，如何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实现儒墨的融合呢？我想，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学术研究方面，加强儒墨学者、学术机构间的对话，例如开展形式多样的儒墨学者间的高端论坛。

同时，开展儒墨思想共性的研究，形成一系列儒墨对话理论成果。

第二，在民间交流方面，推动儒墨民间社团、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对话。

近十几年来，儒学的民间发展呈良好态势，人们的热情很高，众多民间书院纷纷建立起来。

那么，墨学发展可以在这方面开展与儒学的交流合作。

另外，在社会推动方面、在制度建构方面以及在国家政策方面也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主动介入来实现儒墨的融合。

此外，随着传统文化在国内外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其现实价值也日益得到彰显。

在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以期实现儒墨两家进行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在秉持这一科学态度的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四大原则。

首先，坚持本真性原则。

所谓本真性原则就是要回归文本、客观阐释，儒墨智慧的抉发与转化必须建立在尊重经典本真内涵的基础上，而不可附会曲解、主观再造。

其次，坚持时代性原则。

儒墨两家均产生于农业社会，属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有其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

而如今我们身处21世纪这样一个工业时代、现代化社会，必须审视历史的时空转换，处理好“古今”问题，对属于落后时代的糟粕要予以剔除，对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要予以继承。

再次，坚持开放性原则。

随着互联网时代、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各国家间、各国际组织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开放、对话、交流是历史潮流，必须处理好“中西”问题。

2018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来到中国，将于北京召开，这也为中西间的开放对话提供了有利契机。

最后，坚持实践性原则。

儒墨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不能仅仅成为口号而流于形式，必须真正落实、扎根实践，前面谈到的学界研究、民间交流、社会推动、制度建构等等都是实践性原则的具体开展，这需要社会各界的携手相助、群策群力。

三、儒墨前景与理论展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